❶ 王阳明是如何金蝉脱壳躲过锦衣卫追杀的
假装投江自尽，骗过了锦衣卫
一、命运多舛的王阳明
明朝在刘瑾弄权的时代，王阳明也被陷害入狱， 过了一段时间，皇帝朱厚照在玩耍之余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监狱里还关着许多大臣。那天他心情不错，便对刘瑾下令，把这些人都放了吧。
这是个冷雨滂沱的早晨，几个锦衣卫手中握着王阳明留在胜果寺的绝命书赶到了钱塘江边。江面水雾弥漫，能见度很低，但一个眼尖的锦衣卫还是看到了那只漂浮在水面上的鞋，而后一个锦衣卫又在堤岸之上找到了另外一只鞋。
大雨中不好搜寻尸体，锦衣卫们只好认定王阳明已死，并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王守文闻此噩耗，大哭不已，感叹老哥命途多舛，死得轻于鸿毛。杭州的那些王阳明的崇拜者，也纷纷大哭，感叹少了一个能开导自己的良师。
王阳明当然没有死，绝命书与鞋子都只是金蝉脱壳之计。那天夜里，他便登上了回老家余姚的船.只是后来又有另一番奇遇。
❷ 王守仁的资料
王阳明 （1472-1529）汉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
弘治十二年，举进士，明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主事。 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专志授徒讲学”，和湛甘泉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正德元年（1506年），一度被权宦刘瑾排挤，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三年，到龙场。正德五年（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正德七年（1512年），从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授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庚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匪徒暴乱。
正德十四年六月，率部镇压福建地方叛乱，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起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费时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
正德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部尚书，九月归姚，会74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十二月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 此后6年许，丁父忧，服满亦不召用，专事讲学。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阁讲学，门人300余，并作《中天阁勉诸生》文书于壁。
嘉靖六年五月，受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僮族叛乱，翌年秋平定。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享年56岁，谥文成，着有《王文成公全书》行世。
❸ 17.庐陵任上展才华，德治思想获民心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学，逐渐赢得了官场同仁的赞许。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传到了刘瑾的耳中。通过家书，王阳明得知父亲已经被迫致仕回乡。王阳明早已经看透了生死，所以随时等待着刘瑾的再次报复。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道吏部要求调任的文书，文书上明确写道：擢升王阳明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
刘瑾在武宗朝初期，对内阁大学士、抨击自己的文官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从这方面来看，刘瑾的确是一个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奸佞小人。然而经过最初的政治斗争之后，刘瑾作为掌权人开始实施很多有利于百姓的施政方针。明朝的政治局面一下子又趋于平静，并且吏治大有改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概有两个原因。
其一，反对派的力量不再能威胁到自己。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内阁大臣已经被罢黜，朝廷之中的反对派可谓群龙无首。刘瑾利用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廷厂的爪牙对很多反对自己的文官进行了逮捕。这些官员不是被廷杖致死，就是被贬谪离京，完全失去了对抗刘瑾的能力。在刘瑾的淫威下，很多大臣选择了臣服。刘瑾上位成为朝廷中的“一把手”，也就不再丧心病狂地继续对受打击的人加以迫害。
其二，为了收买人心重塑自己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无论谁是当权者，都想在百姓心中留个正直光辉的形象。王莽篡夺汉朝天下之后，还推行了很多有利于革除时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只不过很多措施触及了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才导致了后院起火。刘瑾虽然是一个太监，但也想成为百姓心中的好太监。他推出了很多革除弊政的措施，相对缓解了百姓的生活负担。
每个人都有着正义与邪恶双重性格，只不过在现实的影响下，我们仅表现出某一方面，但并不代表我们失去了另一方面。从刘瑾的施政方针可以看出，他也曾清楚地认识到明朝所面临的困境，想有所作为，真正地为百姓做一些事情。这其中虽然掺杂着太多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但不可否认他的确做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正德四年（1509年）年底，刘瑾在朝廷中的权势如日中天，吏部居然发了一道升迁王阳明为庐陵知县的文书。王阳明感觉到匪夷所思，内心却无比激动。三年的贬谪生活，在龙场就度过了将近两年。如今突然要离开，王阳明还真的有些不舍。龙场地区的百姓，贵阳书院的学子，知遇之人席书、毛应奎，都是王阳明在贵州得到的最真实的朋友。
如果没有这次贬谪，王阳明也许还在京师讲学，还可能在六部中得到升迁，但他绝对不会在思想上有如此大的精进。“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圣人之道，王阳明居然在龙场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参悟。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要我们学思有度，不断地总结自己。
因为升迁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任，与上一任官员进行交接，所以王阳明不得不急切地准备行囊东归。两年前从余姚、杭州过江西、湖南、贵州来到龙场，这次东归选择的路程与来时正好相反。西去龙场的时候，王阳明曾经在很多道观、寺院居住，并相约在归来时再次造访。王阳明首先要停留的地方是湖南的辰州，因为在辰州有自己的弟子冀元亨等相迎，还要在龙兴寺与杨名父相会。
正德四年（1509年）年底，王阳明与三个仆人踏上了东归之路。他们乘着扁舟顺沅江而下，过黔阳、泊溆浦，之后就到了辰州。冀元亨等弟子早已经派人在码头迎候，并将王阳明恭迎到龙兴寺。这龙兴寺建于唐太宗贞观时期，为千年古刹，背依虎溪山，俯临沅江水，隔江与笔驾山遥遥相望。
很多文人都喜欢留宿在寺院和道观，他们并非真的潜心仙佛之道。大概有两个原因诱惑着文人们对道观、寺院趋之若鹜。一方面就是自然环境的吸引。很多寺院和道观都是建立在名山大川之间，像中国的四大佛教寺院就是建立在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龙兴寺也不例外，不仅背靠虎溪山，还临沅江。自然环境如此清幽，很适合静心修行，修养身心。另一方面就是人文环境的吸引。在寺院和道观中，我们不仅能见到很多具有文化气息的建筑，还能遇到不少精通佛道儒经典的修行者。文人们可以与得道的道士、住持进行诗文、思想等方面的切磋。
王阳明在龙兴寺主要是为了等待杨名父的到来，所以很少在寺院之外走动。冀元亨等弟子也在寺院宿留，平常与王阳明探讨圣人之道。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的感悟，有很多人不明白，对此王阳明深感愧疚。就像爱因斯坦讲“相对论”一样，没有多少人能理解。王阳明在想是不是自己的讲学方式有问题，还是自己的理论存在缺陷。
为了进一步参悟，王阳明在龙兴寺学会了打坐静思。在理解儒学的过程中，打坐静思可以锻炼对内心的收放。只是王阳明没有向弟子们解释，故而很多人误认为王阳明还在沉迷佛老。为了避免弟子们误解下去，王阳明之后还特意写信告知弟子们。
在龙兴寺等了几天，杨名父还是没有应约而来，于是王阳明选择了离开。之后他过桃源县而思陶渊明遁世的行为和出世的无奈；过洞庭湖、汨罗江再凭吊屈原；登岳阳楼而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再之后过长沙，作《三山晚眺》，到醴陵再宿泗州寺，与寺中老僧畅谈。转眼间，王阳明已经过了湖南来到江西，首先在萍乡武云观住下。在西行时，王阳明曾经夜宿武云观，并与观中道长约好，归来时一定再宿武云观。如今两年过去了，王阳明再次来到武云观，感慨颇多，作《再经武云观书林玉玑道士壁》，表达自己对人生无常的感悟。
眼见就到吉安庐陵，王阳明便对吉安进行了一番了解。吉安这个地方既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又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总结大概有三点。
第一，吉安人杰地灵，多出才子。
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将江西的才俊已经夸赞得淋漓尽致。两宋时期更是出现了欧阳修、杨万里、周必大、胡铨、文天祥等诗文双绝天下、忠孝节义流芳的大才子、大文人。元朝的时候，南方士子们多受压制，在仕途上没有凸显的成绩。到了明朝，江西的才子们又重现了自己的辉煌。
明成祖组建内阁，起用的七名翰林中居然有五人来自江西。这五人中又有三人为吉安人，可见吉安人才之俊。更为传奇的是，永乐二年（1404年）的科举殿试，吉安的才子居然独占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二甲进士的前四名。值得一提的是，活跃在明朝中前期的解缙、杨士奇、陈循、彭时都是江西吉安人。就是因为吉安多才子，民间才会广传“翰林多吉水，朝上半江西”。
景泰年间的内阁首辅陈循曾经自豪地说：江西、浙江、福建三省的读书人最多，在三省之中以江西最多。而在江西的各府之中，吉安的才俊又是独占鳌头。据统计，在明朝开国后进行的31次科举考试中，总共出了31名状元、93名一甲进士、5603名进士。江西吉安府就出了9名状元、21名一甲进士、477名进士，在人数比例上均领先其他各府。
因为吉安发达的教育体系，促其成为“文章节义之邦”。在古代的官场中，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讽刺说法，这用在人才选拔上也未尝不可。江西吉安出了那么多有权势有名声的官员，他们必然会反哺自己的出生地。有素养的官员会利用个人关系推动故乡的教育事业，期望出现更多的才俊；权力熏心的官员为了缔结朋党，会在选拔人才上刻意起用同乡，组成一股影响朝局的势力。而吉安似乎属于前者。
第二，吉安民风好诉讼。
吉安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方，百姓多知书达理，明晓国家的法律。他们不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也不屑于通过乡老调解争端，而是喜欢依靠官府主持公道。不管是武装械斗的流血事件，还是偷鸡摸狗的鸡毛小事，吉安的百姓都会状告到官府。这固然可以宣扬公理，却不利于官府去粗取精、避轻就重地处理案情。
成化年间，有个叫许聪的官员调任吉安知府，顿时心生不安。吉安喜欢争讼的民风，许聪多有耳闻，恐怕自己难以在吉安站稳脚跟。为了方便在吉安主持公道，许聪特意向朝廷添油加醋地说了一些吉安百姓争讼不利的事情，获得了朝廷授予的便宜行事的特权。许聪认为有了朝廷做后盾，就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特别是对待讼风问题。没想到吉安的豪强将许聪状告到京师，最终迫使朝廷将许聪下狱致死。
许聪是依法办事，却遭到了不应有的残害，可见吉安讼风之强。其实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朝廷已经规定：民间发生财产和田地纠纷，不许直接告到县衙，而是先由乡老里正来进行调解。明太祖之所以会将诉讼压制在民间，正是从源头上解决违法乱纪、稳定国家统治。积弊越深，就越难处理，将很多事消灭在萌芽状态，才能真正达到防微杜渐。
朱元璋虽然在明初很重视刑罚，用严苛的法律肃清吏治，却用柔和的教化手段对待百姓。在朱元璋的心中，官员清廉、百姓淳朴才能保持国家一片祥和的气氛。为了教化百姓，朱元璋特意在各地广建学校，宣扬和推行文化法制教育。在地方上，朝廷还设立了申明亭和旌善亭。申明亭就是将因偷盗、斗殴或其他原因被官府定罪的名单张贴出来，以起到警戒他人、防微杜渐的作用；旌善亭就是将为国尽忠、为民办事、为人行善等好人好事张榜出来表彰，以起到劝人行善尽忠的作用。
为了止息争讼，朝廷命令地方挑选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专门处理乡里之间的争讼。这个德高望重的人被称为里老，有调解或裁决地方的财产案、婚姻纠纷案和打架斗殴案的权限，并有一定的惩戒权力。如果地方上的案件不经过里老的裁决就上告到县衙或府衙，被称为越诉，不但不被受理案情，还会被惩以鞭刑。许聪当初就是为了解决越诉的问题，没想到最终还是被越诉所害。
因为明初有朱元璋这样执法严明的君主，民间才会严格遵守法律。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各种弊病一同出现，弄得朝廷顾此失彼。吉安的好讼之风正是在朝廷一再姑息下才形成的，逐渐成为很多官员望而生畏的事情。王阳明已经探知吉安的好讼之风，心中也盘算好了具体的对策。
第三，吉安的无理摊派过重。
吉安地区的摊派过重，是由明朝的镇守中官（由内宫太监充任）造成的。起初的镇守中官多是被派往边镇作为地方的监军，以防止边镇军队的叛乱。到了明宣宗年间，朝廷在更多地方都设有镇守中官，专门负责搜刮地方特产，向皇帝进贡。镇守中官多为既没有文化素养，又贪婪成性的太监，凌驾于地方巡抚和镇守武官之上，干一些搜刮民脂民膏的恶事。
庐陵县本地并不产葛纱，居然被摊派上贡葛纱。如果不上贡葛纱，就要折现成银子上缴，这分明就是敲诈行为。摊派的公文到了庐陵县，激起了百姓的义愤。贪官的种种恶行也是吉安百姓好讼之风形成的一大原因。庐陵县被摊派的葛纱费为一百零五两，如果不能照数收赋税，就得由粮长负责垫付。粮长陈江为人和善，又不忍百姓受苦，总算是倾家荡产地将这个摊派填补。可一连就是好几年，没有哪个粮长能够顶得住。
小小的庐陵县除了葛纱费摊派外，还有岁办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摊派。庐陵这个书香之地尚如此被搜刮，其他各处的情况可想而知。在镇守中官数次盘剥下，很多百姓不得已揭竿而起，成为国家的祸患。庐陵的百姓喜欢诉讼，经常群集于县衙，要知县给个说法。
此时的王阳明刚刚走马上任，了解情况后，就开始了自己刚柔并济的施政方针。为了彻底解决庐陵的问题，王阳明首先解决了庐陵的燃眉之急，也就是缓解庐陵摊派过重的状况。为此，王阳明写了一封《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奏请书给吉安府衙和江西布政使司，要求免除镇守中官无端加给庐陵的摊派。
等王阳明将这封奏请发出去之后，才感觉到有些害怕。毕竟自己才刚刚上任，就这样义正词严地为民请命，难免要再次受到打击。让王阳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吉安府衙和江西布政使司与那个镇守中官都答应了王阳明的请求。王阳明刚刚上任就为庐陵百姓免除了摊派，在百姓心中建立了刚直果敢的形象。
正所谓“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有了对庐陵百姓的恩惠，王阳明在改善庐陵好讼风气的时候才有了底气。王阳明针对庐陵好讼的风气，发出了《告谕庐陵父老子弟》的公告。公告中说：“庐陵是个文献之地，却以争讼着称，作为县令的自己也感到羞愧。如果是危及安身立命的官司，县衙一定会受理，而且会秉公办理。可是庐陵县中，很多诉讼根本就是鸡毛蒜皮的事，经过里老调解就能解决，没有必要闹到县衙。”
而且为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争讼，会导致很多弊端。其一，农忙的季节，百姓本应该在田地中耕作，如今却将大部分精力用在诉讼上，导致田地荒芜，粮食减产。其二，多人诉讼，家中老幼无人照料，弄得家不安宁。其三，越诉告状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时候还会遭到严重的惩罚，得不偿失。
王阳明劝庐陵百姓将田地、婚姻纠纷及偷盗等事情首先交由里老调解。如果里老不能解决，苦主再上县衙、府衙也不迟。逐级上诉，逐级遴选解决，既能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又能提高办事效率，切实地为百姓做些实事。好争讼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明太祖朱元璋已经有先见之明，以里老来处理地方事务。王阳明仿效之，想要教化庐陵百姓，以道德礼仪来提高他们的素养。
因为王阳明此前为庐陵百姓减轻了摊派负担，赢得了百姓的拥戴，所以在具体教化庐陵百姓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久已废弃的申明亭和旌善亭被重新恢复，以善恶的事实来教化百姓。遴选真正德高望重、肯为民请命的里老主持地方，负责调解各类诉讼。经过王阳明雷厉风行的改革，庐陵的好讼之风有所改观。
庐陵还有经常失火、盗贼猖獗、驿递久废等问题，王阳明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通过对房屋的材质、建构距离进行限制，扩宽道路，设立火巷等措施解决了庐陵经常失火的问题；通过强化明初的里甲制度，将邻里百姓联合一处，共同抵御盗贼侵袭，解决了盗贼猖獗的问题；通过建设驿站房屋、马厩，扩修驿道等解决了驿递久废的问题。
在六七个月的任期内，王阳明竭尽所能教化庐陵百姓，可谓政绩卓着。正所谓上行下效，庐陵有王阳明这样的大儒者，引得庐陵才俊争相仿效。百姓感谢王阳明治理一方有功，多遵循阳明的教化之语，让庐陵在短时间得到了大治。
❹ 王阳明什么来历，谁能告诉我
王阳明先生： 王守仁 （1472-1529） 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明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生于县城瑞云楼（今武胜门内寿山堂）。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守仁少受儒家教育，暇好骑射兵事，善射。15岁随父游居庸关、山海关等要塞。 弘治元年（1488）于南昌完姻，结褵之夜，入铁柱宫与道士谈养生术，次日晨还。次年归姚途中于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见娄谅，听他讲授朱熹"格物致知"论。 五年中举人，寓京师父亲官署，遍读朱熹遣书。为决疑虑，"格"竹七天，无所得且罹疾。六年、九年会试均落第，遂归姚以诗书棋自娱。寻闻边关告急，精究兵家秘书。 十二年中进士，值西北告急，疏陈"蓄村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敷恩激怒、捐小全大、严守乘弊"八事。十四年至安徽审查案件，事成游九华山，与道士谈仙。次年因病南归，先后隐居，养病于绍兴阳明洞、钱塘净慈、虎跑诸寺。 十八年于北京与湛若水结为好友，同倡"圣人之学"。 正德元年（1506），刘瑾专权，矫诏逮捕戴铣等，守仁时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权奸"，"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要武宗"开忠谠之路"，触犯刘瑾，受廷杖，贬为龙场（今贵州修文县治）驿丞。三年春至龙场，自筑草棚栖身，因穷荒无书，日绎旧闻，"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后人称"龙场大悟"）。又创龙岗书院，为开化西南首举。次年应聘主府城文明书院讲席，始宣讲"知行合一"，学转陆九渊，渐自成体系。 五年三月，任庐陵知县，决积案，清邮驿；杜苛捐杂税，禁迷信神会。八月，刘瑾伏诛。十二月，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间事学术活动。 七年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次年初赴职便道首亲，途中向徐爱阐述《大学》新说与"知行合一"思想。十月督滁州马政，闲时聚徒讲学。九年升南京鸿胪寺卿。十一年升佥都御吏，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庚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农民起义。十四年六月，率部镇压福建农民起义军，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起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费时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 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部尚书，九月归姚，会74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十二月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 此后6年许，丁父忧，服满亦不召用，专事讲学。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阁讲学，门人300余，并作《中天阁勉诸生》文书于壁。 六年五月，受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僮族起义，翌年秋平定。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年57岁。葬绍兴兰亭洪溪（1989年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今绍兴市兰亭乡花街村），谥文成。 《明史》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守仁是中国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又是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着有《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其哲学思想（王学）及姚江学派详见《学术文献编》专章。 在余姚遗迹有了生地"瑞云楼"遗址，读书处"龙泉寺"，讲学处"中天阁"，"新建伯牌坊"（原在城区人民路小学大门口，1964年毁）等，龙泉山另有"阳明祠"、"阳明亭"、"故里碑亭"等纪念物。
❺ 王阳明在龙泉山上()是他讲学的地方,他的主要学说是( )。
王阳明在龙泉山上( 中天阁 )是他讲学的地方,他的主要学说是(阳明心学 )。
❻ 《CCTV中国通史纪录片》第81集 王阳明心学（解说词）
第81集：王阳明心学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功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绢少年，这种狂绢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学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王阳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格竹，宋代的理学家大师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真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讲具体事物之理研究一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
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他独对幽篁，如老僧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期待着恍然大悟，最终眼前的这片竹林已不是往日的那片竹林了，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坚持，终于败下阵来，显然，他没有通过格竹而领悟到天理。
杜维明：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那么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科，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也许就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映，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当然，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高兴，也很震撼，说你居然想做圣人，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圣人是什么，很难说，就是说第一等人，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氏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曾即兴创作《蔽月山房》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多首，现已经发现的散秩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诗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蕴，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
从十一岁离开家乡余姚，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着作，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也渴望去发现外面的位置世界，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这一次，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与倒马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缘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备边防御的良策，他便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勒石记功，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
杜维明：儒家里面，主要讲修身，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分外和内，向外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推到天地万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内，就怎么能够正心，怎么样能诚意，怎样致知、格物。
在边塞考察一个月之后，游侠王阳明回来了，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绢的心灵，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诸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径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凉。娄凉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俞兆鹏：娄凉说收敛放纵之心是居敬之门，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话以何思何滤，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杂念，这种思虑，那种思虑，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十九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经集注》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经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蕴，后人不繁着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最具影响力的是朱学，朱子的学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是朱学，有个基本的这个朱学我们叫渐教，就是佛家里面有顿教和渐教，他是一个逐渐的，就是逐渐地积累你的知识，然后积累了知识以后，先知后行，你先有知识，积累了知识，多半人都准备科举，就跟我们的现在人高考一样，准备高考，那么你要读很多书，你要背很多的文本，然后你学做人，战战兢兢，亦步亦趋，按照一个规定来做。
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十年后，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十一年的会试，考取进士，终于如父亲所愿踏入仕途。出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常有战事，又值星变，朝廷下诏求言。长期有着边塞情结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言边务疏》，终于实现了自己十五岁以来就有的上疏愿望。在上疏中，他提出八项对策，蓄材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弗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乖弊。十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疏极为切中事理，但是，王阳明遗憾的发现，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缩，自己的思想与学问亦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
这是宛委山南路的阳明洞天，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试图在佛道之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问题，在阳明洞，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骑射兵学，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怡悦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曾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怎么办呢。一天王阳明突然领悟到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候就有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具有的人伦之情，便是毁灭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
杜维明：假如我祖母这一念能忘，我还是不是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它学术之间最为关键的一个课题，儒家的思想史入世，就是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不能切断，而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
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是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在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隐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周月亮：要出来建功立业，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那别无选择的，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颠簸精神没有意义，就是那个要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1505年对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三十四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着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去闻见，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十五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转圈山镇，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宪等人疏谏，逮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建议宽恕言官，刘瑾大怒，将他投入诏狱，廷杖四十打的昏死过去，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虽然没被打死，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个草棚难以遮风挡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岗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前的摩崖石刻43幅，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它们或许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多为苗族、黎族土着，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留蹿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夷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杜维明：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你还能做到儒者吗，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顿悟，叫做吾性自足，作为一个人我就圆满了，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的那种顿悟或者彻悟有很大的不同，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叫五经臆说，就是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感觉，这种吾性自足的感觉，和我念的儒家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检验之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处就是儒家的心学。
王阳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界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欢，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杜维明：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宋明儒学研究的人都接受了，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是性，我们人性本身，他是体现了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理，如果用孟子的学说来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辞让，内在的一种羞恶。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构建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朱熹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格竹问题，此时竟然涣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构建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经过近代返修，龙冈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冈书院因王阳明而盛名天下，成为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岗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圣贤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席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杜维明：阳明就说我自己要孝，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它付诸实践，他认为这个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精察，你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行呢，就是要落实你这个明觉精察的本身，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王阳明的心即理与执行合一的新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是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商传：王学是在理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王学里面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他有一定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他宣传个性，他要抒发个人的一些东西，和理学的东西克己复礼，要求约束自己，克制自己，这个一切就尊崇最传统的规矩去办，那显然中间互相是不同的。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亡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深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四十五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都察院左俭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览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横水通钢和沥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的玩伴，为什么会从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成穷凶极恶的盗贼。在那些山贼心中是否还有良知，盗贼能否返朴归真回归为民呢。
商传：保甲法是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于基层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更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谅，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十年嗣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两三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十七岁他拜谒的精神导师娄谅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于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井，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
这块巨石碑上的屏字，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乞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明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致良知来的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的，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杜维明：致良知很难了解，孟子里面说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因为侧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原来我们都具有的。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和观念，怎么说呢，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人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都有。
这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故居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典雅之气度，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姜东舒所书的，真三不朽匾，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功绝顶的确切评价。正德16年11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诗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种思想，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那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这个社会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多，这个社会就祥和，这个社会就仁。
大道如人心，万古未尝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近代着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为之用也。
杜维明：日本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为主的日本学说，日本这个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开发出他的那个创造的力量，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的。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着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商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因为大儒，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但是呢，儒家并不是书呆子，并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读书的人，而是经世致用，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叛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