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去安定医院是否需要家属陪同
我建议至少应该在第一次到我院看病时，有家属陪同。这有利于病情的了解和正确诊治。
北京安定医院
-心理咨询科-西英俊主治医师
② 谁是精神病人（谁都有可能被精神病人）——戴廉 郑道 罗洁琪|文
福建人陈德明以一副诡异的形象来到精神病院：头上套着编织袋，四肢捆着不干胶，身上还裹着一床被单。他是被妻子和娘家人送来的。
陈德明没病。医生诊断：“患者目前无精神病性症状”，可以出院。但一条在精神病院实行多年的不成文规定——“谁送来谁领走”阻挠了他的离开——妻子拒绝领人。
住院56天后，在姐姐的努力下，陈德明离开医院。等待他的，是一纸离婚诉讼的法院传票。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的黄金珠宝店已经关门，价值400多万元的珠宝不知所踪，股票账户上的80万元被套现，家中的保险柜空空如也。
2011年6月20日，在一个由律师和法律学者组成的小型论坛上，陈德明平静地讲述着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此十天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并首次公开征集意见。参会律师们的声音集中在一点：当前草案能够防止“被精神病”事件的发生吗？
这同样是公众的疑虑所在。近年来，各地“被精神病”案例屡被曝出。在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报道中，“被精神病”也是最为火热的话题。
但是，几乎同时，在另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组织的研讨会上，这一话题遭到了无奈而激烈的反驳：民意倒向了“防止公民被精神病”，但请不要忘记，这部法的主要任务，“本应该包括关怀和保护一个最痛苦也最弱势的群体——精神障碍患者”！
中国精神卫生立法迄今已有26年，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争吵在最近数年里越发不可开交。争论包含了方方面面：到底应该何时、由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医生的权力边界在哪里？监护人的概念如何厘清？“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能否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标准？
“你可以进去了”
杨志超作为“精神病人”，从确诊到被安排入院，历时未满两个钟头。
“你可以进去了。”护士一边对杨志超说，一边推开了通往精神病房的防盗铁门。
那是11年前的一个中午，1999年12月30日，知名行为艺术家杨志超，被医生以抑郁症患者的诊断收进了医院。
杨志超主动来到这家精神病医院，是为了完成体验、观察精神病医院的行为艺术。医生在听完杨长期不上班和曾经自杀等经历后，“她毫不怀疑地将我列入精神病人的行列。”杨回忆说，病症是“抑郁症”。
时隔11年，如今的精神科就诊，草率问诊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2008年10月，广西媒体曾披露，一位名叫黄雪清的高三学生，因头疼而被奶奶送到医院。南宁市宾阳县新宾卫生院精神科的医生诊断为“分裂样精神病”，要求其住院并服用了“利培酮”和“氯氮平”等药物。三天过后，黄雪清病危。经转院到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黄的病因最后被确诊为“继发病毒性脑膜炎”和癫痫状态。
曾在日本进修精神疾病博士课程的吴娟告诉财新《新世纪》，她日前观摩国内某知名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初诊步骤，最让她震惊的是，“初诊时间总共就花20多分钟，就是走个形式。”
该院该初诊步骤大致规定如下：
1.先向知情人（家属或单位）询问病人的各种情况。除其他科都要询问的家族史、个人史、既往史、药敏史外，还包括生长经历、个性特点、恋爱婚姻情况、是否受过刺激等，约需5—10分钟；
2.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检查，精神检查是访谈式的，以交谈为主，要花很多时间，约需15分钟左右；
3.最后则要将诊断、处理以及预后等情况向病人家属交代，以取得家属配合，此时，患者家属或单位领导亦会向医生提出各种咨询问题，要求解答，要花费5—10分钟的时间。
吴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日本，初诊时医生一般至少都要跟就诊人谈上一个小时。如果要求患者入院，要有两名有鉴定资格的‘精神保健指定医’同时认定。”
在中国的医院，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了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亦参照由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但这比已被许多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所规定的标准较低。以“精神分裂症”为例，中国的“症状标准”规定，至少有如幻听等二项症状，“至少已持续一个月”；而美国的标准中，如妄想、幻听等相关病症应在“二项以上，均应在一月内的（如经有效成功的治疗，限期可以较短）显着较长时间里呈现”，“病情的持续性表现至少持续六个月”。
和其他科室相似，中国精神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三甲医院精神科常常人满为患。一位精神科专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在他每次出诊的四个小时中，常常需要连续接待数十位病人。
而中国基层精神科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不免令人为精神疾病的诊断多了一份担忧。
一项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现况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在岗人员无医学学历971人，中专2477人，大专2459人，本科1174人，研究生及以上70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8.159%。职称以初级为多，占55.181%；精神科医师为1162人/10万，护士为2142人/10万，康复治疗师为85人/10万。与此同时，人员流失严重，五年间流出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流出人员约20%。
因为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医生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边缘化。“以前很少有大学毕业生愿意到精神病院来，我们的医生主要以退伍军人、中专生为主，大家后来通过自学才拿到了更高的学位。”辽宁某县精神病院院长说。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执笔人之一的黄雪涛指出，在中国，初诊和确诊过程草率，对精神病人的收治，亦没有严格的程序加以规范。收治存在制度缺陷正是造成“精神病乱象”的根源之一。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称，由于缺乏相应约束监督的制度设置，精神病领域造成了“该收不收，不该收乱收”的乱局——如此，精神疾病已是涉及全民的问题，谁都可能存在“被精神病”的危险。
确立“危险性标准”
中国非自愿住院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曾高达70%以上。即便按照50%来算，仅2008年就有30万以上的患者被非自愿收治。
几乎每一位“被精神病”者，都对自己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记忆深刻。
53岁的上海某机械厂老工人周鸣德，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自己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过程：2008年4月23日清晨，刚走到上海火车站大门口，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硬物袭击后脑勺，当场昏倒在地。苏醒过来时，双手已被反剪，身上也被约四寸宽的白色布带捆绑。两个便衣男子将其塞进路边停靠的120救护车，强行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下车后，没有办理任何入院手续，他被两名男子直接带上十楼的病房。七八个穿着蓝色制服的护工围着他，给他换上病服，然后把他的衣物、手机、钱包等全部拿走。从病房到楼梯间，渐次有玻璃门、铁门和木门——三重封闭的大门，均需要医院的工作卡才能打开。从此他与精神病患者共居一室，却无从知道自己入院的原因。
此后的病历显示，2008年3月18日，周鸣德的妻子、儿子及普陀区桃浦镇妇委相关人员曾到医院叙述称，周鸣德“到处上访，行为异常，怀疑妻子有外遇，殴打妻子等”。医生诊断：根据病史，考虑偏执状态，登记住院。
周鸣德遭遇的关键点在于：医生在未见到他的时候，仅凭其妻和儿子的一面之词就给出诊断，并强制其入院。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中国非自愿住院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曾高达70%以上。当前即便按照50%来算，仅2008年就有30万以上的患者被非自愿地收治。
当然，唐宏宇还说，“和其他病人不一样，正常人得了病会想尽办法去治疗，而且尽量会找好的医生治疗，但精神病人的特点是，他们往往不承认自己有病，拒绝寻求治疗。这在医学上被称做‘自知力’的丧失。”
正因精神疾病的这一特点，在医学专家眼中，一定程度的强制是必要的。支持强制的另一个医学理由是：临床经验已经证明，对精神疾病的早期干预能够阻止患者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面对强制入院遭遇的质疑，一位医生曾经愤愤不平：“是不是我们就一直等着，等到患者杀人、或者自杀才送到医院？”
但这个观点无法说服律师和法学专家。黄雪涛2008年主笔撰写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其中列举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宗罪，前四条均与强制收治有关，包括“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包括轻微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派人将当事人用‘绑架’的方式收治”“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
针对上述情况，黄雪涛等律师推崇的入院标准，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危险性标准”，即“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
联合国大会1991年12月17日第46/119号决议，通过《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规定，惟有在下述情况下，一个人才可作为患者非自愿地住入精神病院；或作为患者自愿住入精神病院后，作为非自愿患者在医院中留医——确定该人患有精神病，并且（a）因患有精神病，很有可能即时或即将对他本人或他人造成伤害；或（b）一个人精神病严重，判断力受到损害，不接受入院或留医可能导致其病情的严重恶化，或无法给予根据限制性最少的治疗方法原则，只有住入精神病院才可给予的治疗。在（b）项所述情况下，如有可能应找独立的另一位此类精神保健工作者诊治；如果接受这种诊治，除非第二位诊治医生同意，否则不得安排非自愿住院或留医。
此次中国《精神卫生法（草案）》中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其中，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对于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应送诊一项，黄雪涛认为《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秩序”内容的规定相当宽泛，如若据此作为非自愿住院治疗措施的条件，无疑存在被滥用的危险。
避免权力滥用
精神病院常常难以摆脱政治力量的左右，精神科医生也和法学学者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严谨、细致、操作性好的非自愿住院制度”。
因为“被精神病”事件日益增多，病人或疑似病人的维权意识增强，一些医院和医生，也总结出“个性化”的诊断程序。
广东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钟古华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为了防止“被精神病”的发生，他的方法是：“如果是妻子送来丈夫，我就要求他的兄弟或父亲一定要到场；如果是丈夫送来妻子，我就要求她的娘家人过来。必须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收治住院。”
不同于临床医学的高度发展，现代精神病学只有短短100多年的历史。又由于临床常见的多数精神疾病，到目前为止都无法找到病因学上的确切证据，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病理学等诊断方法无用武之地，而主要依靠医生对患者进行的精神检查，结合家属提供病史来进行诊断，故其医学属性始终遭受质疑。
甚至有人戏言，“想说你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
对于“被精神病”现象，有专家分析，中国精神病院和精神科医生的逐利冲动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唐宏宇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对此予以否认：“目前，大量真正的精神病人没有办法住进医院，医生如果要逐利，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将他们收治进医院，而不是将正常人收治入院？何况，‘被精神病’案例充其量只是万分之一不到的个案，难道医生要靠这万分之一挣钱吗？”
实际上，精神病学专家很少提及的另一个事实是，精神病院常常难以摆脱政治力量的左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病专家“误诊”病人背后，除了利益瓜葛，往往是某种政治压力。一些地方当局出于维稳需要，将精神病院作为维稳工具，精神科医生也被迫成为制造精神病人的工具。
近年来媒体披露的多起“被精神病”案件中，多数属于此类情形。
基于种种现实，尽管对于“被精神病”的观点分歧巨大，精神科医生也和法学者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严谨、细致、操作性好的非自愿住院制度”。
本次草案设置了初诊、复诊、精神司法鉴定的诊断程序，但这在法学界人士看来还远远不够。他们主张程序司法化。
“精神障碍的认定，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所以用司法的正当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说，“我主张精神障碍的认定，以及精神障碍者的强制住院或者非住院治疗，都应当实行严格的司法化和去行政化。”
“任何权力都会被滥用。”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戴庆康说，“我们需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他是否有精神病；第二，他的精神病是否严重到必须强制住院。对此，司法部门应该提供一个辩论的平台。”
许多精神医学专家持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应划清诊断和收治的权限，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应该由医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进行诊断；而对非自愿治疗，则由司法裁定。
而早在2007年，北京安定医院罗小年教授即向卫生部法规司提出：赋予精神科医生司法权，是精神科医生难以承受的，国外立法中，提请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的都不是精神科医生。
不过，唐宏宇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也希望这么做，可在中国现阶段基本不可能实现。仅仅是我们医院，每天入院病人就近十个，如果全中国的精神病院每收治一个病人，都要像美国那样司法前置，中国的法官忙得过来吗？”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精神卫生法》2009年征求意见稿曾设想：由患者、家属、律师和法官共同组成一个独立审核委员会，以解决司法前置可能导致病人无法及时治疗问题。但这个建议并未出现在此次草案中。究其原因，一位精神病专家坦言：“委员会的费用谁来承担？”
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之间，《精神卫生法（草案）》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有法总比没法好”，酝酿、争议了26年之后，《精神卫生法》出台或已近在咫尺，填平“被精神病”的鸿沟已非遥不可及。
③ 去安定医院不住院能否开出诊断证明书吗
到医院检查确诊了，就算你不住院，医生也可以帮你出具的
④ 我信用卡逾期了还不上了 现在有安定医院检查抑郁症 没有工作收入我现在怎么办
出现信用卡欠钱还不上，可参考以下方法：
使用最低还款额功能
每家银行都会个有最低还款额功能，只要还上这最低还款额，银行不会收取滞纳金，也不会影响个人信用，一般而言最低还款额度是账单总金额的10%，比如，你这个月账单消费了10000元，最低还款只需10000*10%=1000元就可以了。
但是，还最低是要收取利息的，每天万分之五的利息，所以，只需还最低，虽然压力会减少，但是会有复利产生，会相对麻烦，也只能做暂时延缓之用。
利用分期功能
如果还款有压力就可以直接申请账单分期，一般银行都提供3、6、9、12、18、24期的共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还款能力选择分的期数，这样一可以缓解还款压力，二也不会影响信用；
缺点就是会有手续费产生，各银行不一样，一般在0.6%-0.8%之间。
更改账单日来延长还款期限
这也是别人所说的100天免息期共能，直接举例子说明：
李先生信用卡因为需求消费了1万元，但是他发现自己一下无法还上，又不想还最低或者分期，那么可以通过更改账单日的方式来先延长出账单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还款时间的目的，假设他这1W会在5月29号出账单，那么李先生就可以在5月28号，打电话银行申请更改账单日，可以改为25到27号，那么5月份就不会出账单了，这1W也就会在6月的25到27号出账单，再加上还款免息期的20天左右，这笔款就只要在7月的18号左右还款即可；如果到时还不能还上，还可以再用前面说的两种方法。
注意：账单时间不是随便可以更改的，一般来说半年才能改一次，有些银行是一年改一次，有些银行就只能改一次。
通过办卡或者提额来还
如果可以再办卡或者提额也是可以用以卡换卡来解决的，但是这种方式得用好，不然结局还是一样的，所以解决方法还是要明白熟悉信用卡的几个功能，再来配合这些基本功能来实现。
主动和银行说明情况进行协商
如果确实因为工作等特殊情况，一段时间无法还上，可以主动致电给银行，说明原因，证明不是恶意不还，确实是有原因，商量能不能延迟还款，千万不要换电话等不理银行，这样个人信用没了，除非以后都不和银行打交道了。
(4)北京安定医院初诊检查花多少钱扩展阅读
信用卡透支之后，可能会有三种情况还款。
首先，是找代还。但是我非常不建议没钱还款时长期找代还，代还费用100-200不等，费用不低且都是大笔消费。就银行而言，更喜欢小额多笔消费，因为这样才真正符合一个人消费习惯，代还刷卡其实银行知道你在套现，只是有利可图而已，但是这对于提额来讲，利处不大。长期下去，面临封卡降额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如果你找的代还不专业，他手中的POS机数量较少，而且收单号跟卡号都是一个的话，很容易被风控查到。
还有就是很多人容易选择最低还款，但是一旦选择了最低还款，银行会判定你为无还款能力者，并且银行会收取高额手续费，手续费比代还费用还高。例如，透支1万，还8000，剩余2000元在还款日内没还款的话，银行会以消费之日起就开始计算利息，并以1万本金利息计算，而不是以剩余未还款的部分计算利息。
另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分期还款。分期还款的年利率大概是在5%左右，比最低还款要低13%左右，好比一个十万的账单，分期还款的年利息是5000，最低还款就是18000,。但是还是挺高的，如果不想背负这些利息的朋友们，该怎么办呢？
正确的信用卡还款方式，应以账单日第二天进行还款。例如我的账单日为每月6号，还款日为26号，6号账单日出来后，7号就开始还款。如果账单为1万，我每天还1000再分时分笔刷出，用10次左右就可以把1万的账单还掉。如果是每天还500的话，用20次就可以还完。
用这种方式还款，我们只需要利用最低还款的资金就可以实现信用卡全额还款，还不用出高额的手续费，既美化账单又对信用卡提额有帮助。
温馨提示：在经济能力范围内使用，尽量不要超前消费，信用卡其实花的还是自己的钱，感觉自己短时间内是可以偿还且必要时再使用。
⑤ 之后机构代缴社保贵吗 要多少钱
看个人还是企业把，一般个人的话会贵点，传统的要100多，手机APP的就便宜点，你可以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我的社保“APP，代缴个人一个月59。。。企业的代缴就看企业规模，越大越多人越便宜。
⑥ 陈掖贤：赵一曼的亲生儿子，为何55岁时选择自缢遗书中已有说明
1982年8月15日，正值周末，本是居家休息的时间。陈掖贤却不堪精神折磨，在家中自缢身亡。
周一，陈掖贤没来上班，起初工友们并没有多在意。可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陈掖贤既没有请假，也没有来上班，工友便去家中找他，结果找到的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悬挂在房梁上。
陈掖贤为何上吊自杀？ 这对不了解他的人来说永远是个谜，但对于身旁的工友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陈掖贤生来性格极为内向，不善于做规划，家庭生活又是一团糟。母亲早年受到日本人迫害，父亲又遭人诬陷，陈掖贤没能打破命运的不公，最终选择自缢。
在工友们看来，陈掖贤内向，不爱说话，又有些偏执，所以陈掖贤的死与他的性格脱不了干系。但所有工友都无法真切地理解他心中的苦楚。
陈掖贤心中一切的苦楚，都来自与他那个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他是赵一曼的儿子。
1905年，赵一曼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家境优渥。因此，赵一曼早早地接受了教育，这也让少年时的赵一曼发现列强的侵略，政府的腐朽无能，迫切想要改变国家的想法在心中生根发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那个黑暗而激荡的年代，似乎注定她要肩负责任和使命。在进步思潮之下，赵一曼慢慢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这更加坚定了她心中的那个想法是正确的。
1926年赵一曼进入了宜宾女子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影响力并不大，在旁人看来她这种选择不值得。
1927年，赵一曼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当时国民党右派不顾左派的强烈反对，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员遭到清洗，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赵一曼被迫转移到上海，之后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陈达邦，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也许是在命运的安排之下，也许两人同在异乡，两人之间产生情愫，坠入爱河。
次年四月，二人喜结连理，结为夫妻，不久后赵一曼有了身孕，肚子中的这个孩子正是陈掖贤。
1928年，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一切处于刚刚起步阶段，需要大量人才参与农村建设。
赵一曼不顾身孕，毅然选择回国组织敌后建设工作，就这样赵一曼离开了丈夫，孤身一人回到了中国，为此赵一曼和丈夫陈达邦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1929年1月，陈一曼生下一名男婴，取名为陈掖贤。
鱼和熊掌难以兼得，赵一曼忙于革命事业，陈掖贤被寄养在陈达邦大哥家中，因此赵一曼对孩子的关怀也就少了许多，导致陈掖贤从小就缺失母爱。而父亲陈达邦1942年才回国，陈掖贤同样得不到父亲的关爱，这使得陈掖贤从小就在无人照料的环境下成长。为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为日本人掠夺的资源地。赵一曼临危受命前往东北领导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面对日本人的掠夺，赵一曼只能组织工人罢工，想要迫使日本人让步。虽然事与愿违，在暴力镇压之下，任何的抗议都是无效的。
不过赵一曼依旧出色地完成了东北共产党网络的建设，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委书记等职，在当地积累了很高的威望。
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东北人民抱团，这将严重影响日本人在东北的掠夺速度。因此赵一曼因此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一门心思想要除掉赵一曼。
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部队与日军展开斗争，但不幸的是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受到重创，当即昏迷过去，被一路追赶过来的日军俘虏。
为了从赵一曼手中拿到情报，日本连夜对赵一曼进行了审讯。日本人几乎用遍了满清十大酷刑，但未能从赵一曼口中获得任何有效的信息。
满身伤痕的赵一曼口中不断地念着： “我的目标，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其他的便是只字不提。
日本人恼羞成怒，放弃了逼供的想法，转而使用马鞭再次对赵一曼受伤的腿进行泄愤式的打击，一直到赵一曼奄奄一息，才被送往哈尔滨医院。
赵一曼手中有日军想要的信息，日军不会让赵一曼轻易死去。
在哈尔滨医院治疗期间，赵一曼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灌输先进思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赵一曼的感召下，二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医院。
1936年6月28日，二人雇来一辆小 汽车 ，将赵一曼送到了董宪勋的叔叔家中躲避，打算等过两天之后，再将赵一曼送到抗日根据地。
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赶往抗日根据地的路上，被日军追上，再次被落入日军魔爪之中。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日军再次对她使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然而日军依旧没拿到任何的有效信息。
两次酷刑过后，日军已经知道无法从赵一曼口中获取任何有用的信息，便打算将赵一曼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赵一曼被押往珠河，次日被绑在卡设上游街示众，被送往刚行刑场，此时赵一曼大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
到了行刑场地，赵一曼站在一块草坪的中间，几个日本士兵端着枪指着她，一位日本军官走到赵一曼的面前说： “你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吗？”
赵一曼将手中的卷成卷的字条递了过去，说道： “把这些话交给我儿子。”
日本军官接过纸条，向守在一旁的军警挥了挥手，示意行刑，赵一曼倒在了血泊之中。
时至今日，哈尔滨公安局还保存着两册当年的档案，里面记载了日本对赵一曼严刑拷打的全部过程。行刑过程中使用了烙铁烫、灌汽油、电刑等惨绝人寰的刑罚……
中央在收到赵一曼英勇就义的消息后，董必武赋诗（节选）：
聂荣臻评价赵一曼（节选）：
赵一曼牺牲时仅31岁，此时的陈掖贤也只有7岁。孩子对母亲的死并没有什么概念，从他的幼年记忆中，自己的生活中就没有母亲这个角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长什么样，甚至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自赵一曼从苏联归国之后，丈夫陈达邦与赵一曼渐渐淡了感情，便另娶了一位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缺少父爱母爱关照下的陈掖贤，自小就被寄养在伯父陈岳云家中，养成了内向自卑、不善言谈的性格。
随着陈掖贤年龄的增加，内向自卑的性格逐渐演变成一种孤独，除了他自己，感觉全世界与他都没有关联。
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解放军南下渡江，湖北全境得以解放。陈掖贤的姑姑，也就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立马找到陈掖贤，将一份重要的“信”交给了他，此时的陈掖贤已经是一个20岁的大小伙。
赵一曼被处死后，那位日本军官被赵一曼不屈的精神所感动，辗转将赵一曼留给陈掖贤的字条转交给了中共，最终这张字条被交到了陈琮英的手中，湖北解放后，陈琮英亲手将这封赵一曼的遗书交给了陈掖贤。
这封遗书中写道：
这是陈掖贤有生以来，第一次与母亲的交流，尽管此时两人已经阴阳相隔。
陈琮英给陈掖贤讲完母亲赵一曼的一生奋斗史之后，陈掖贤找来了一根针，在自己的胳膊下硬生生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大字。赵一曼的奋斗史，无疑对陈掖贤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1956年，陈掖贤已经成家立业，他再次来到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份母亲留给他的遗书在玻璃箱中静静地躺着，陈掖贤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苦楚，失声痛哭。
这份遗书对于共产党乃至新中国来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陈掖贤无法带走，只好抄录一份，留作纪念，这是他与母亲最后的联系了。
多年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多次提及了赵一曼同志，过问陈掖贤的生活状态，母亲为党为国家牺牲，不能让后人心寒。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特别强调优待烈士后人，而母亲赵一曼又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央部门的协调下，陈掖贤得以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外交系读书。
陈掖贤毕业之后，因沉默寡言的性格并不适合“外交工作”，便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老师。
陈掖贤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十分扎实，并且通晓古今，有很强的古汉语功底，平常在教学研究中表现得很有见地，能深入浅出的讲述课程内容，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这证明将陈掖贤分配到高校十分合适。
中央考虑到赵一曼一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牺牲，以及母亲对陈掖贤的亏欠，中央打算拨一笔款发放给陈掖贤做一下弥补。
但陈掖贤的认定母亲是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是光荣和伟大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这种贡献，因此陈掖贤拒绝了这笔款项。
无疑陈掖贤在精神上是知足的，但却在生活上有些难以为继，自我管理能力几乎为零。
前文提到，由于缺少父爱和母爱的滋润，陈掖贤的人际交流能力很是低下，更要命的是不会照顾自己，每天都是放任自流，坐吃山空，吃完上顿从来不会考虑下顿。
由于缺少自我管理能力，陈掖贤从来都是以不修边幅示人，个人仪表问题从来不会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有时蓬头垢面就去学校教书。
在他的房间内，似乎是从住进来就没人打扫的状态，房间内只有一张床，床上铺着一张凉席，凉席上有一床被子。房间内遍地的烟蒂，也不会清扫出去。
参加工作后，陈掖贤与学生张友莲喜结连理，结为夫妻，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在妻子的帮助下，个人仪表问题似乎有了些改善，但坐吃山空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
陈掖贤每个月可以从学校领到69元工资，那时候一斤的白菜价格是3分钱，大米价格是6分钱，一元钱可以满足一个人一周的温饱。69元的工资水平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即便如此，可陈掖贤依旧要依靠借款度过月末。陈掖贤自小就没养成储蓄意识，有多少花多少，从不听从别人的意见，而到手的工资又不交给妻子保管。而每次到月底，陈掖贤就已经无钱卖粮，只好通过借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张友莲参加工作之后，生活很快得到改善，二人工资加起来已经一百多元。但到月底依旧是捉襟见肘，陈掖贤夫妻之间的矛盾也就从此爆发。从那时起，陈掖贤家总能传出打骂的声音，夫妻二人经常因为钱的问题大打出手。
1960年，张友莲由于长期的争吵和生活压力，经常性地自言自语，患上了神经衰落，忍无可忍的张友莲最终提出离婚，结束二人的婚姻关系。
与此同时，北京组织政治老师去公社劳动锻炼，陈掖贤和曾宝珊一起被下派到公社锻炼。
来到公社的陈掖贤依旧是沉默寡言，白天陈掖贤随着队伍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就住在老乡的家里。
那时候的劳动强度并不高，但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每天只给两顿饭吃，每顿就是去食堂领一个馒头，没菜没油。
晚饭过后，公 社会 组织“大辩论”，每天晚上的主题都是“粮食够不够吃”的辩题，每天这个“辩论会”都会开到半夜。陈掖贤除了下地和开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从公社回来之后，陈掖贤的工资上涨到了77元，但每到月底还是不够用。学校领导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找到曾宝珊和陈掖贤弄了一个三方约定，学校领到让曾宝珊安排陈掖贤的工资使用情况。
每个月发关饷之后，曾宝珊先帮陈掖贤还清欠款，再买够一个月使用的饭票，剩下的钱当作零花钱存放在曾宝珊手中，然后将零花钱分成四份，每个星期发一份，这样就可以保证陈掖贤能吃饱饭，也有钱花。
陈掖贤很快就想到了破解的方法，三番两头找到曾宝珊要求提前支取零花钱，但曾宝珊坚持不给，二人互不相让，还因此爆发过激烈的口角。
见此不成，陈掖贤只好转向，开始向私人借钱。不过陈掖贤从不会不还钱，第二个月一发工资，上个月的欠账就会全部还上，但还完钱之后，手头就没有多少钱了，只好接着借。
曾宝珊曾质问陈掖贤零花钱为何花得那么快，陈掖贤回答道： “我路过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发现那有零售的西凤酒，一两2块7，就买了二两，一口气就给喝了。”
二两酒5元4角，已经是陈掖贤一星期的零花钱了。这只是陈掖贤花钱没节制的一个缩影而已，还有无数个同类事件发生在陈掖贤的身上。
在一次月底，陈掖贤已经好几天没有去学校上课，这让学校领导很是恼火，便去他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陈掖贤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送到医院才发现这是饿的……
如果说这只不过是陈掖贤的私人问题的话，那真正压倒他的母亲赵一曼带给他的光环，以及他心中的几乎疯狂的偏执。
1960年秋，父亲陈达邦看见陈掖贤的生活过于清苦，便把这个从小到大没有感受到父爱的孩子带到了政协的餐厅内，陈掖贤第一次用了一张七毛钱的餐券换了一份“红烧狮子头”吃。 这顿饭对陈掖贤的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以至于陈掖贤最终选择自缢。
在陈掖贤自身看来，普罗大众是众生平等的，新中国的建立已经彻底地消灭了不平等的建立。这顿“红烧狮子头”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人是不可能平等的，父亲与自己，都没有和人民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自己作为赵一曼的后人，却未能坚守住母亲带来的光环。
陈掖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母亲牺牲为他树立起了一个十分宏大的信仰，在这一刻却被击了个粉碎。
陈掖贤回到学校，一路上羞愧难当，急忙向学校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写成了文字材料。校领导只好耐心解释，政协餐厅是专门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专门设立的，是为他们渡过难关才设置的，并希望他自己不要过度解读。
但这些解释并没能打消陈掖贤心中的烦恼，这些想法开始腐蚀他的心智。在这之后他情绪化十分严重，一直到1961年春天，陈掖贤已经无法正常上课，学校担心他患上了精神疾病，决定送他去安定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之后，决定立即让他住院治疗，几个月后才恢复正常生活。
那一顿“红烧狮子头”只不过是陈掖贤成长之路的一个影子，在他的人生路上，有无数个这样的影子堆叠而成，最终这些影子形成一面巨大的黑洞，对陈掖贤形成了反噬。
1966年，陈掖贤父亲陈达邦受到不公平对待、诬陷直到去世，这对陈掖贤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世界上与他存在联系的人已经没有了。
而这也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陈掖贤压倒之后，他便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崩溃，陈掖贤最终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1982年8月中旬，陈掖贤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为避免发生什么意外，工友（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此时已改为工厂，教职员工全部变为工人）赶忙赶到他的家中，而陈掖贤将自己悬挂在房梁上，早已没有了呼吸。
在自缢之前，陈掖贤留下了两封遗书，遗书中写道：
写信时的陈掖贤，已经想明白了自己一直活在母亲的光环下，但自己却无法从这个光环下迈出一步，最终选择自缢解脱。同时也在强调，让自己的两个女儿，不要步自己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