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福州的历史沿革
福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至中原商周时期的黄土仑类型，表明闽族先民们已在此以渔猎、采集，或从事原始农耕，使用磨制石锛、石斧、石刀等石器；已掌握纺织、制陶等生产技术和相应的装饰艺术。战国秦汉，福州闽族先民与越王勾践后裔融合形成闽越族地方政权。1992年、1998年、1999年，分别在鼓屏路钱塘巷西口基建工地、屏山菜市场基建工地、欧冶池畔省财政厅基建工地，发现汉代文化堆积层，出土有汉代龙凤纹瓦当、万岁纹瓦当、布纹砖、筒瓦、板瓦堆积和建筑基址等；与此同时，在新店古城村发现汉代城址遗迹等，都为《史记》有关闽越国都冶城的记载提供新的实物佐证。
自从汉武帝平定闽越，迁民于江淮之间后，福州这一繁荣的地方王国曾一度凋零衰落。晋太康三年(282年)，太守严高筑子城，凿西湖、东湖灌溉农田；东晋衣冠士族与百姓南渡，许多姓氏举族入闽，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福州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发展。福州城郊就发现众多的晋代与南朝的墓葬；1982年，福州怀安窑址发掘，出土3000多件器物，发现有南朝款识的窑具。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升福州为都督府，府治设在州城内(今鼓屏路)，福州之名始用至今。唐末，王审知主闽，建闽国，在子城外筑罗城和南北夹城，北面横跨越王山(即屏山)，并将南面九仙山(即于山)、乌石山围入城中，开凿了绕护罗城南、东、西三面的大壕沟，奠定“三山鼎峙，一水环流”的独特城市格局，福州从而有“三山”别称。宋治平二年(1065年)，张伯玉知福州，编户植榕，绿荫满城，使“榕城”福州声名远播。其后，蔡襄、程师孟、曾巩、赵汝愚、梁克家、辛弃疾等诸多名人相继主政福州，励精图治，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福州遂享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宋末、明末福州两度成为临时国都。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着洋务运动兴起，福州船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又是中国近代文教和科技人才的摇篮。 从明代起，福州一直是福建的首府。明初的福州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先进。1396年，福州三十六姓开始迁居琉球，而郑和舰队选择长乐县太平港作为停泊基地、物资采办地及开赴西洋的起点，很多学者认为郑和舰队的宝船即是福州制造的福船（古代木质海船代表），而大批干练的福州籍水手则活跃在郑和舰队中。此后福州海外贸易逐渐复苏，1474年成为福建市舶司的所在地。福州还是中国和琉球交往的枢纽，福州柔远驿专门用于接待琉球使者、商人。嘉靖年间福州府倭患甚重，戚继光曾两度入闽平定倭寇。自明朝晚期起，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同福州的接触渐趋频繁，1624年底，艾儒略将天主教传入福州。1645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都称帝，改元隆武，1646年，清军击溃隆武政权后攻占福州。
清初，清军与郑成功一度在福州地界进行拉锯战，1674年至1676年，耿精忠又据福州反清。动荡的局势导致清政府施行海禁、迁界政策，强迫福州沿海居民内迁，重创福州沿海的社会经济，直到1684年迁界政策取消。明清两代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福州城大规模发展。清代中前期，福州中国重要的海洋贸易中心，其主要贸易对象是琉球和日本，多有福州府人移民琉球和日本。经济的繁荣也使人口猛增，到了19世纪道光年间，有欧洲人估计福州城市人口可能已经达到50万。
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福州作为五口之一正式开端口。自1845年南台岛的英国领事馆建立起，先后有17个国家在福州设领事馆。台江地区沿江和上、下杭一带成为进出口贸易中心，而福州的茶叶出口更占到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35%。外资、民营与官营的银行、企业、商号等相继在福州开办。1847年，基督教新教开始在福州传播，并在此后创立了许多教会学校和福州最早的报纸和期刊。洋务运动兴起后，1866年（同治五年），清政府在马尾设立了福建船政局（后改福州船政局）以建造现代舰船，并开设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相关人才。随后福建水师成立。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在马尾港发生的马江海战导致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晚清的福州是中国较为现代化的城市。清朝立宪运动后，福建省咨议局于1909年在福州开幕。1911年11月9日，福建同盟会击败清军，占领福州，成立了福建军政府。 1913年，福建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福州军阀争权、政局动荡，各派系军阀先后进驻福州掌握福建省的行政权，直到1926年12月13日，北伐军占领福州并结束了福州的军阀统治。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和国民党内部分反蒋中正的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定首都于福州，蒋中正随即率军进攻福建，于1934年1月16日占领福州，闽变失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1年4月21日至1941年9月3日以及1944年10月4日至1945年5月18日期间两度占领福州。1946年，福州设市。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8月17日后进入福州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福州市人民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改革。福州大量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被撤销，许多教会组织也被取缔，私营企业逐步国有化，还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福州开始，直到1978年4月，福州开始对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士进行平反。1980年3月30日，国务院批准福州成为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又批准在马尾兴办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世纪90年代，福州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到了2009年5月，国务院又公布了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决议。 2013年7月25日，原属福州的平潭综合实验区改由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辖。 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福州片区共31.26平方公里。
❷ 明朝人口最多多少人
根据《明史》记载，明朝的人口在明太祖时期约6054万人，之后会少一点，到了万历年间约6069万。所以根据《明史》记载，明朝的人口不超过7000万，由于当时外来物种红薯等的引进，所以人口是可以达到这么多的。当然了很多学者觉得这个人口数量不准确，太少了，也是估计计算人口肯定都是有误差的。
所以现代的一些国内人学者也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推测出明朝人口的具体情况吧。
赵文：1亿左右。
王育民;1.3亿至1.5亿之间。
安格斯·麦迪森：1.6亿左右。
何炳棣：1.5亿左右。
曹树基：1.92亿左右。
葛剑雄;1.97亿左右。
明朝人口最多的时候实际有多少人？
都是明朝巅峰时期的人数，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的多的，但是这些也都只是一个怀疑数据了，毕竟《明史》说得也不准确，有很多的猜测也都是很正常的行为了。
而且对于当时的大明，后人更多的也只能是猜测了，但不可否认明朝巅峰时期的实力和人口都是整个世界的巅峰。
❸ 中国明朝南方有多少人
根据《明实录》记载，大明王朝1424年左右（大约是正统6年左右），国土面积1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7000多万，至于你说南方多少人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可以估计，因为大明繁华的主要城市还是南方多，比如南京、杭州、福建等。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还是跟人数有关系的，人口密度越多，越比较发达。按照这样推算，南方人口数量大约4500万左右
❹ 明朝有多少人口
1368年明朝建立时人口大约是6000万人。到1644年明朝灭亡时，人口增长到约1.5亿。
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国有6500万人，其中民户占6175万人，军户占325万人。北五省（北平、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人口有1755万人，占全国27%，其中山东最多，有5,462,850人。
以下依次为山西（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陕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师、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人口总数为3380万，占全国52%。其中,南直隶有11,291,460人。
人口密度最高的苏南太湖流域人口达6,320,3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为浙江省，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广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人口有1040万人，占全国的16%。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世界人口 网络--明朝经济
❺ 中国明朝时一共有多少人口
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时期定都北京。传十六帝，共计276年。人口数量近2亿（晚明）。
明朝人口
明代户口峰值出现在晚明，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六千余万；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明朝于1626年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1亿人左右；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在1.3亿人至1.5亿人之间；何炳棣认为1600年实际人口达1.5亿；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约有1.97亿人，并推测1655年明清之际人口谷底约为1.2亿人；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亿人，1644年实际人口约有1.5247亿人；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6亿人。
❻ 福洲多大，人口多少
福州为福建省省会。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北纬25°15′-26°39′，东经118°08′-120°37′。东濒东海，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北、西、南三面分别与宁德市、南平市、三明市、泉州市、莆田市接壤，市人民政府驻地鼓楼区乌山路。现辖五区、六县、两个县级市和一个经济区，即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马尾区、晋安区5个区，闽侯县、连江县、罗源县、闽清县、永泰县、平潭县6个县，福清、长乐2个市和琅岐经济区。全市土地总面积1196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043平方公里，至2007年底建成区范围面积182.36平方公里。2008年末，全年全市常住总人口约683万人，其中市区常住总人口271万人。全市户籍总人口约635.95万人，其中市区户籍总人口约186.68万人。全市设34个街道办事处、105个镇，48个乡（含2个民族乡和马祖乡），2795个村（居）委会、社区居委会。
❼ 问个问题，明末崇祯十七年中国总人口大致是多少
明末人口估算约4亿人口
一、亿万生灵：明末人口总量估算
改朝换代，哪有不死人的道理？但清朝定鼎，杀的人确实也太多了。
明清换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毁灭事件之一，只有蒙古帝国崛起的过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根据杜车别（孙海宁）在《明末清初中国人口减少之谜》中所作的估计，直接或间接死于清军屠刀之下的中国人，超过了两亿。这就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的总和。
一直以来，很多历史学家、人口学家认为，明朝末年中国的人口当在六七千万左右，最多也就一点几亿。但明朝初年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七千万——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为了制定收税标准，对全国户口和土地进行过普查登记，根据这个普查资料可以推算出明朝人口大约在70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很靠谱的，因为当时国家已经统一了二十来年，各级行政机构运行成熟。在朱元璋的治理下，政府机构的清廉高效保持的相当不错。
此后两百多年，明朝内部始终保持总体的和平稳定，人口应该会持续增长。具体的增长率，明朝之前，北宋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到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129年间，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千分之九点二，人口达到了一亿一千万。明朝之后，中华民国时期，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千分之八点二。明朝的社会稳定程度超过了北宋和民国，增长率只会更高，不会更低。
即使按照千分之八的增长率计算，明朝经过两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人口总量也可以从七千万增长到五亿，即便增长到两三亿以后增速放缓，打个折，超过四亿总是没有问题的。
这么多人，当时的生产力能否养得起呢？答案是不仅养得起，还能丰衣足食甚至奢侈享乐。就土地的供养力来说，明朝后期张居正主持变法，对天下田亩进行测量统计，明朝全国耕地面积是12亿2542万亩。耕地测量的数字是拿来给国家交税用的，只会少量不会多量。明末农耕技术高度发达，江南地区亩产可以达到四五百斤，北方地区也可以达到两三百斤，偏低的估计是全国平均亩产260斤（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偏高的估计是平均可以达到400斤（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即使按照260斤算，一亩半土地的产量养活一个人绝无问题。
明朝中后期，大量的耕地并没有被用来种植粮食，而是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比如棉花、桑树等等，以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耕地之所以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那也是在粮食够吃的基础上才能有土地剩余。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和手工业的高度繁荣，也说明当时不存在土地供养人口能力不足的情况。
12亿亩的耕地，只需要一半的土地也就是六亿亩用来种粮食（实际比例更高），就可以养活4亿人没有问题。剩下的用来种植蔬菜油料、动物饲料或者棉花桑树等为手工业服务的经济作物，供四五亿人吃穿用度，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创造极大的农业剩余，供上层阶级奢侈享乐。
为什么明末的实际人口数量会大大高于官方的统计数据呢？
明朝征税实行土地税和人头税（含劳役）并行的制度。土地数量曾经多次重新丈量，以作为征税的新依据。但征税的户口，两百多年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新调查登记，都是各个地方根据人口的死亡出生等每年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到了中后期已经完全沦为形式：一年一年原样照抄，或者随意做一点增减的调整，以免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登记在册的纳税和服劳役的户口数，洪武二十年是一千零六十五万户；到了两百年之后的万历六年，竟然还是一千零六十二万户，还少了三万户。
纳税人口和实际人口之间的比例，万历年间出使中国的西班牙人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举了两个实际的例子：“有个叫夏苏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个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个人的税。”在这个记录中，第一个例子的纳税人口与实际人口的比例是1比10；第二个例子是1比15。若是1比15,则7000万的纳税人口，就要对应超过十亿的真实人口；若是1比10，则对应七亿的真实人口。就取一比十，再打个八折，也已经超过五亿了；若打个六折，也就是一个纳税人口后面还隐藏着五个未纳税人口，人口总数也可以超过四亿。这样的估算很粗略，样本也太少。但确实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支持了我们根据人口增长率算出来的结论，也就是明末人口在四亿到五亿之间是合理的。
除了总量的计算以外，对4亿人口的空间分布，杜车别在《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也有详细的测算和史料分析。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南京和苏州，人口大约三四百万；杭州、北京、广州则在两百万左右。这种估算有第一手史料作为依据，比如，史书记载，杭州最主要的粮食供应仓库，每两个月就要消耗60万石粮食，这个数量足够养活200万人；1650年清军在广州屠城，事后和尚收集尸体就收了七十万具。
一般地区级别的商业中心城市或政治中心城市，如扬州、济南、福州、开封、武昌、临清、南昌、西安等，人口则在百万左右。此外，府城、州城的人口数当在十万至五十万之间，县城人口在两万到十万之间——崇祯元年，湖北荆州公安县一场大火就烧掉了五千多间房子，受灾人口在2.5万以上。而公安县只是一个偏僻的普通县城，不是区域商业或交通中心。
公元1558年，陕西华阴县地震，死亡人数统计出来，有名有姓的竟然超过了83万！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死亡最多的一次地震记录。陕西在明朝属于偏远地区，人口和华北、四川、华中、江南等地比起来是比较稀少的。一场大地震，震中只在县城而不在省城西安，就死亡约百万人，当时中国人口密度之高可以想见。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烈度最高的地震，也就死了24万人。
此外，当时还有很多乡村集镇，这些集镇在沿海地区因为手工业发达的缘故，也可以聚集大量的非农业人口——江西景德镇就聚集了数万制作瓷器的工人。[1]明朝有一千四百多个县，若县城平均人口五万，就有七千万城镇人口。再算上大中城市和商业手工业集镇，则明末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一点五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再看农业人口，根据明朝典籍《沈氏农书》和《补农书》中数据，嘉兴、湖州地区一位常年雇工可耕种稻田八亩，同时再负责管理桑田四亩，一个人可耕作的土地是12亩。何良俊在《四有斋从说》中提到，松江地区，西边平坦的土地上，一对夫妇利用水车等工具，可以种植25亩地，若勤劳肯吃苦可以耕作30亩地；但东边是丘陵地形，耕作施肥引水都非常麻烦，一对夫妇就只能种植5亩地了。全国各地平原耕地和山地上的耕地的比例不太好说，若简单算术平均一下，（30+5）/2=17.5亩。但一般来说平整的耕地往往用于种粮食，坡耕地则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即使考虑平地种粮、山地种桑的特点，人均可以多种点地，全国平均下来一对夫妻耕作二十亩地应该是上限。再参考“一个常年雇工可以耕种稻田八亩，桑田四亩”，雇工应该是男性，耕种能力更强，女性耕种数量较少，主要起辅助作用。则男女平均大致每人平均可耕种约10亩地——男性12亩，女性8亩，不会更高了。明朝12亿多亩的耕地，就需要一亿两千万的劳动力（含女性）。
古代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大致是50%，另外一半就是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和五十岁以上的老人。1.2亿劳动力，大约就对应两亿四千万的总人口。但明朝的城镇人口中“流民”居多，也就是没有城镇户口，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流民”必然以青壮年为主，老弱更多的会留在农村，则农村人口中老弱的比例会更高一些，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进城，老人妇女儿童往往留在农村是一样的。这样，农村人口两亿五千万肯定是有的。把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相加，也有四亿人。
总体而言，我们用多种方法进行估算，明末人口数量都应该在4亿人到5亿之间。基本逻辑是：明朝初年有七千万人，经过两百年的和平，就算按照北宋和民国的增长速度打个折，也可以轻松超过四个亿；再看土地产量，养活四亿人口很轻松；再看城市人口数量，各种一手资料的抽样调查表明，它可以支持四亿人口的推论，四亿人分布在什么地方可以说清楚。至于官方统计的人口为什么会大大低于四个亿，也有合理的解释。以4亿为基数来计算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只会少算不会多算。
这4亿多人，到了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还剩多少呢？
顺治十二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大约是7000万。康熙四十三年，“三藩之乱”后二十多年，统计结果是一个亿。到了干隆二十七年，中国人口达到2个亿。顺治十二年，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统计数据偏差可能较大。但干隆二十七年的数据应该是很准确的，因为干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推行了“摊丁入亩”的税收改革，取消了人头税。税收只和土地挂钩，不再和人口数量挂钩。人口统计不再需要瞒报来逃避税赋了。按照和平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倒推，“三藩之乱”结束以后，也就是清朝初年最后的腹地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全国人口应该在1个亿左右。
从4亿多人减少到了1个亿，这就是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三亿人口的死亡，绝大部分都是清军造成的，也即清军直接或间接杀掉的人数应该不少于两亿。
为什么清军应该对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负主要责任？
明清换代，主要是三股势力作战：明军、清军（1636年之前为后金）和农民起义军。农民起义军和明朝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文明人的战争”，双方极少对未参战人员进行有组织的无差别屠杀，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明军军令极严。嘉靖时期，剿灭沿海倭寇的浙江总督朱纨因为未经批准就杀了九十六个在交战期间违反禁令向倭寇销售食物和淡水的商人，被告到了皇帝那里，就被临阵撤职，逮捕进京问罪，朱纨愤而自杀。崇祯三年，后金围攻北京，进京勤王的山西巡抚耿如杞，因为军队缺乏粮饷而放纵部下沿途抢劫，在北京解围后即被判处死刑。到了后来，中央政府财政破产，完全没办法给军队发放粮饷，只能放任部队的劫掠行为，军队纪律废弛，抢劫成为普遍现象，奸污杀人等事情时有发生，但仍然没有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行为，甚至连大规模杀降的事情都没有干过。
农民军由吃不饱饭的贫民和领不到工资的士兵组成。他们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地方豪强士绅，对普通百姓不仅不会烧杀抢掠，反而发放救济、免除赋税。在起义初期，因为鱼龙混杂，一些地痞流氓土匪强盗也趁火打劫，干了一些烧杀抢掠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战争形势所淘汰——要么被纪律更好的农民军消灭，要么因为失去民众支持而被明军镇压。
由于农民起义最后失败，目前能看到的历史记录都是仇视农民军的文人们写的。他们把农民军描写得特别坏，走到哪里都是一路杀人放火过来。但就算在这样的文献记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真正无差别滥杀的行为基本没有，无非都是一些“杀掠甚惨”、“焚杀甚酷”之类的修饰词汇。《豫变纪略》是亲历过明末农民战争的的文人郑廉所作，基本立场也是反农民军。这本书里边，提到李自成军队攻克过的城市总共有五十四座。根据杜车别的整理，这些被攻克的城市，郑廉大概有三种记叙模式[1]：
第一种是说贼破某城，某知县骂贼而死，某举人骂贼而死，或者是投井自杀之类，没有滥杀的记录。这种情况占了四十五个，比例为83%。
第二种情况是除了点名被杀的官员士绅以外，还要加上一句“杀掠甚惨”、“死者甚众”之类的话。这种情况的城市有五个，占9%。
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合城屠戮”、“怒而屠之”、“屠某某城”，这种情况的是四个，占8%。
但是经过仔细的考证，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城市中，大部分都是修辞性质的渲染，没有实际事例。比如对李自成军队打下襄城县的记载说“当是时，全军覆没、合城屠戮”。但分析上下文，“合城屠戮”其实只是为了跟“全军覆没”对仗而做的修辞，并非实指屠城。根据郑廉的记载，襄城县被破以后，参与守城的一百九十多个生员被割了鼻子作为惩罚。连守城的人都不杀，当然也就没道理屠城。唯一靠谱的就是归德府，城破以后，有组织的杀了一万多人，原因不明。大规模杀戮的比例是五十四分之一。
起义军不仅不滥杀百姓，对官员士绅也会加以区分。郑廉记载，商水县城有一个乡绅张质，在山西当过知县，很有清廉的名声，退休在家。商水县被起义军攻破以后，军中有很多山西人，感激他在山西时候的德政，不但不杀，反而请入营中款待。起义军围攻开封的时候，专门开了一条逃生通道，放出城中妇女老幼三万余人。围攻商城县，也是一样，《豫变纪略》里面还记录了当时守城的知县和生员王承统的一段对话。知县说，这些乱贼还知道网开一面，是不是也有仁慈之心啊？王承统说，那不过是让老百姓都跑掉，好削弱守城的力量而已。
——围城的时候，城里人越多，粮食消耗越快。守城的一方，一定会把青壮年都组织起来参与守卫，不会放他们逃走。即使围城的一方故意放人，能从城里逃走的也只能是老弱，不会削弱守城力量。放走平民对攻城弊大于利。兵法虽然有“围师必阙”的说法，但开一个口子是为了让被围的敌人放弃抵抗逃跑，在逃窜中好予以冲杀的。起义军放开一个口子却不在两边布下埋伏杀人，当然是因为怜惜普通百姓而不是为了方便攻城。
总之，明军和起义军双方虽然彼此恨之入骨，但大体上还是遵守了“文明的底线”，无差别大规模屠杀的情况极少发生。尤其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以及安徽、江西东部，明末农民军主力从未进入过这些地区。明军与农民军反复拉锯的主战场一直在人口相对较少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因此，战争对全国人口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即使把饥荒的因素考虑进来，人口减少也应该在千万这个数量级。
——与此相对照的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人口损失。元末高峰时期人口数量不足九千万[2]，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约7000万。绝对损失人口约两千万，比例大约四分之一。纯粹的农民战争对人口的破坏基本就是这个量级。而明军的纪律比元军好的多。明军和农民军交战于西北、华北、华中地区，没有波及明末人口最密集的江南、华南地区，其涉及到的总人口也就一亿多不超过两亿，人口损失数量可以与元末互相印证。
相反，满清对明朝的征服，则是一场“野蛮人的入侵”，有组织的屠城和对抵抗地区人民的无差别屠杀成为了一种常规做法，以此作为彻底消灭对方战争潜力和抵抗意志的战略工具，这才导致了超过两亿人的死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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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国发展出版社，37-47页。
[2]北宋人口高峰在宋徽宗时期，金兵南侵之前，大约1.2亿。此后金灭辽、灭北宋、南侵（女真军队杀遍了当时中国经济最繁荣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一系列的屠杀导致人口锐减），战争连续不断。然后又是元灭金（中国北方人口被屠杀殆尽）、灭西夏、灭南宋（人口高峰不到6000万）。元灭南宋后，中国人口应在六千万以下。从元朝统一中国（1278年）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1351年）之间，只有七十三年的时间。所以元末高峰期人口不会超过一个亿（《元史》记载的户口数推出来的高峰人口数也就六千万）。对照主流学者对元朝人口的诸多估算证据和结论，对元末高峰期人口的不超过九千万应该是靠谱的。
[3]还有一种说法，说明末中国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瘟疫，造成了人口减少超过一半。这样的说法经不住史料考证。在当时的各种第一手史料中，包括现在能找到的墓志铭，有名有姓的人死于瘟疫的比例低于千分之一。在大臣们的奏章中，也找不到有爆发大瘟疫的记录，没有一支明军曾经报告过因为瘟疫而大规模减员。所谓大规模瘟疫，不过是后来满清统治者为了掩盖其屠杀行径而编造的谎言。
❽ 明朝有多少人口
这个应该要看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明朝初期的时候应该也就是两三千万人，到了明朝后期的时候，应该已经突破了一亿人，毕竟明朝时期已经开始，引进一些粮食作物，所以对于人口的增长来说，应该还是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所以说明朝的人口应该是从明朝初期的两三千万，也是到明朝后期的一亿人左右。
❾ 福州的历史
福州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当地的新石器文化。公元前202年，福州成为了闽越国首都冶城的所在地，福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此开始。从晋朝的八姓入闽到晚唐的王潮、王审知兄弟开闽，福州在中原汉人移民潮的长期推动下逐渐繁荣起来，福州民系也逐渐形成。“福州”之名始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五代十国时期，福州成为了闽国的都城。到了宋代，福州进入了一个经济文化的黄金时期，位列宋朝六大城市之一，也是宋朝科举文教的重地、儒学重镇，而福州的别称“榕城”就来源于宋代福州城内遍植榕树的景象。1276年南宋灭亡前夕，福州一度成为南宋行都所在地。明代，福州的海外贸易复苏，福州作为重要海港，迎来了琉球和日本的商人和使者、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也曾经历严重的倭患，1645年又成为了南明隆武政权的首都。清末，福州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随着1844年福州开端口，以及之后洋务运动时期福建船政学堂等机构在此设立，福州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东南沿海文化教育的一大中心，也是基督教传教的重要地点。1933年到1934年福建事变时期，福州又成为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首都。194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福州城，福州继续任福建省省会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福州经济发展迅速，同时福州也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华人海外移民最大的移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