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唐朝和宋朝比哪个经济发达我认为宋朝，我同学说是唐朝。各位帮我找些资料让我了解一下。
唐朝大部分是乱世，用宋朝人的话说：“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所以宋人宣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2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 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 “坊”是居民区，“市”指商业区。唐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的限制。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唐朝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洛阳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而宋朝首都开封“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封闭与开放的差距。唐朝商用民宅不准起高楼，高大的只有皇宫及皇亲贵族的府第。而宋朝商用民宅都可以起高楼，民营的酒楼高得可以看到皇宫内部情况。唐朝长安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北宋汴梁是“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南宋临安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山外青山楼外楼”。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低矮呆板与高楼林立的差距。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时与24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2. 5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5的差距。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1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6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8亿亩。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6与8的差距。唐朝平均每亩约1.5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2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30％。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与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2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6至7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7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着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着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与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一千二百万缗。宋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八千万缗。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窘境，杀鸡取卵压榨取得的。其中有大半是盐税，每斗卖最高达三百七十钱。而没改革前唐的财政货币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即使这样两者也相差近七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200与8000的差距。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740与2445的差距。是粗厚与精细的差距。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88万贯。两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货币总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与440的差距。是0与300的差距。唐朝进士登科者，每岁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每年多至五、六百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每年30与500的差距。在南方以福建省福州为例，唐朝223年间仅仅只出了进士36人，而宋朝202年间就出进士1339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6与1339的差距。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3000与100000的差距。唐朝的南方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笔下的南方竟是环境恶劣的“烟瘴之地”，乃“蛮夷之乡”、“化外之国”。唐朝从始至终在南方长江流域没有一座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是“南方地恶”、“江南瘴疠地”与“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差距。是落后、贫穷与繁荣、富强的差距。
㈡ 古时候,进士一次招多少个
明清时期进士一次可取三百名进士，根据时代不同，取进士数量也不同，但都是需要通过殿试方可称为进士。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此称始见于《礼记·王制》。
科举制度形成于隋唐，比以前的用人制度是一大进步，明清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即省试），中试者称为举人；再把全国的举人集中到京城里举行“会试”，中试者在宫殿举行“殿试”，根据成绩高低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第—名叫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其次为三甲，同进士出身。科举考试一般每三年进行一次，每次有六千多举人参加，取三百名进士。
(2)宋朝福州登科人数有多少扩展阅读：
晋武帝亲自诏问阮种，亲自审阅试卷提名第一是殿试的雏形，科举史上的殿试是由唐高宗首创的。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亲自在大殿上开科取士，由皇帝亲自监考选拔人才就是后世说到的“殿试”。通过朝廷殿试者为进士。
宋开宝六年（973年），翰林学士李仿知贡举，主持在东京贡院进行的全国会试。经过各场会试，共录取进士、各科及第者38人。其中有2人在召对时因“材质最陋，对问失次“而被黜落。落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闻鼓，控告李仿“用情取舍“，要求殿试，以求公道。宋太祖下诏从落第者中选出195人和已中的36人，在讲武殿进行复试，由宋太祖亲自主持，结果又有127人及第，而原录取的人中又有10人落选。张榜后，朝野大哗，李仿降职。这次科举案，不仅成为殿试的发端，而且自此确立了封建社会的三级考试制度。
㈢ 唐朝和宋朝实际那个经济繁荣要有历史依据的，不要个人观点
一个朝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想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只能将对应的时间来比较。
唐朝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是开元盛世，宋朝应该是仁宗朝前中期。旧唐书和宋史上，对这两个时期的税收、户口都有明确的记载。我曾经算过，无论是GDP还是GAP，开元盛世都远远超过仁宗朝。当然，北宋还有的经济还有第二次巅峰，那就是徽宗朝前期，当时由于王安石变法（变法是敛财富国，而并非富民），宋朝的国库有了比较充裕的积蓄，但是人民生活则进一步下降。
而唐朝中后期和北宋大部分时期，人民生活水平都相对较低。唐朝由于藩镇割据和外藩、外国问题，转移了一部分国内矛盾，才没有很多的起义，尤其是农民起义。而北宋自建立伊始，就起义不断，王安石变法的时候，饥民由于活不下去，都到京城来闹事。这也许是政敌的作秀，但是各地民不聊生是事实。我举三个不同时期的例子：前期太宗朝王小波、李顺起义；中期王伦起义，首先发难；后期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南宋虽然国力不强，但是经济上采纳了新法和旧法的优点，综合使用，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再加上南宋建立的时候，各地兵匪不断，四大名将加上李纲、宗泽等人竭力围剿，使得这些各色起义军失败。后来，起义就相对较少了。除了社会稳定以外，外敌缓解转移矛盾，也有一定的作用。
总体上讲，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是唐朝经济的黄金期，这并非宋朝能比。而宋朝经济，只有在太宗朝以后，王安石变法以前的一段时间，相对比较出色；南宋的经济较为稳定，但也并不突出。理宗死后，南宋行将灭亡，经济也呈下滑趋势。
㈣ 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 社会 转向科举 社会 、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 社会 。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完备、成熟、有效。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 社会 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01
唐朝“行卷”和“公荐”
对贫寒子弟有点不公平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 时尚 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仅考生的家庭出身、 社会 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
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早就声名远扬，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
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中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做官的亲友相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
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
第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方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发解试通过的举子，就取得省试的资格，可到首都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官员选拔考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省试是三级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了考生的命运。
省试通过后，就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金殿上进行考试。通过皇帝的殿试，即可直接授官。由于殿试的主持人是皇帝，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可说是天子的门生。因此，宋朝的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
不过，殿试以前也是要黜落人的。仁宗嘉祐年间以后，殿试不再黜落举子。殿试不再淘汰的原因，说法有多种。据说，有些考生在最后一关的殿试中没通过，归乡途中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感到怜悯，便让殿试只走程序，不再淘汰人了。
02
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
难在宋朝科场竞争中取胜
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的变化主要有：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要想进入仕途，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偶或可靠门荫补官，但级别很低，还是要去应举，否则一辈子都不能高升。
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确定誊录的卷子（草卷）与考生的原答卷（真卷）一致无误，再送考官评阅。
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
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取得做官资格，尚不能直接授官，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能参加吏部铨选，在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中合格才能做官，这是进士入仕的常规道路。而且，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比一个从五品官员荫子所授的官品还低。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
03
乞丐孤儿和书童皆可中进士做高官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
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大概是早年穷怕了，他做官后依旧办事勤勉、厉行节约。杜衍，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到处流浪、一贫如洗，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于真宗朝登科、仁宗朝拜相。
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时拜相。谢深甫，临海（今属浙江）人，家本寒微，父母靠给人舂米为生，后来父亲去世，更难以存活。但是，他立志苦学，积数年不睡。为了不让自己困倦时睡着，竟然晚上在地上放置一个瓷瓶并灌满水，把脚搭在上面，以警困怠，终在孝宗时登科、宁宗朝拜相。
还有两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史书称，5年里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面，清醒再学。每天，太阳偏西才吃一点粥，而且经常连粥都匮乏。最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另一个是欧阳修，系家中独子。4岁丧父后，与母亲郑氏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也不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17岁时，首次在随州参加州试，因赋逸官韵被黜落，但有警句传诵。归家复取韩愈集阅读，立志中举后将尽力于斯文。5年后，应试礼部又不中，不得不改习时文。后来，终于举进士甲科，与范仲淹一样，官至参知政事。
有个书童的故事更加励志。王淑是汪激的书童，侍候主人读书过程中耳濡目染，与汪激同时考中，同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王淑名次还在曾巩之上。这是“取士不问家世”和“寒门出贵子”的佳话。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 社会 和个人的救助。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驿券”。
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小姓为13.1%，寒素子弟仅占15.9%。可见，唐代科举取士的 社会 成分非常狭窄，寒门确实难出贵子。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超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完全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 社会 ，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04
朝廷重用厚待读书人推进文化普及 社会 流动
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礼部省试主考官。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题目不详。第二场，作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第三场，作策五道：一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是《修废官举逸民》，三是《天子六军之制》，四是《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五是《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今天的“填空题”“默写”或“名词解释”）。
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的这场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
该榜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包括前述汪激、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
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 历史 上少见的网络全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
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
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人的人生理想。
据《梦粱录》记载，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场，论一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赋一场，论一场，册一场。
南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由于机缘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
绍兴十八年榜单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十名，比较靠后。大概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
宝祐四年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登科人物彪炳史册。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称文丞相，生当南宋灭亡之际，殚精竭虑、救亡图存，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被俘后坚强不屈，终凛然就义，年仅47岁。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爱国救亡、孤军奋战，元兵东下后改换姓名入山隐居，宋亡后屡次拒绝元朝征召，后被强迫北行，抵元大都后绝食身亡。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陆秀夫，坚毅忠烈，元兵沿江东下，官吏多逃跑，他坚守不去。1279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着祥兴帝一起投海自尽，年仅42岁。
宋朝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努力回报宋朝。宋朝科举制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局限，但整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 历史 作用。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 社会 转向科举 社会 、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 社会 。 社会 阶层流动性变强，板结化就越不容易。由此，全 社会 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 社会 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
这里，不妨编一首顺口溜以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户户有机会，家家尚读书。寒门出贵子，贫富共征车。
㈤ 古代进士一期取多少人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㈥ 唐朝为什么比宋朝强大
“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
唐朝大部分是乱世，用宋朝人的话说：“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以明朝人的话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 宋朝大部分是治世，用元朝人的话说：“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用明朝人的话说：“宋之富盛，过今（明）远矣。” 唐宋差距有多大？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
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所以宋人宣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2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 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 “坊”是居民区，“市”指商业区。唐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的限制。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唐朝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而宋朝首都开封“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封闭与开放的差距。
唐朝商用民宅不准起高楼，高大的只有皇宫及皇亲贵族的府第。而宋朝商用民宅都可以起高楼，民营的酒楼高得可以看到皇宫内部情况。唐朝长安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北宋汴梁是“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南宋临安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山外青山楼外楼”。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低矮呆板与高楼林立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时与 24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2. 5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5的差距。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1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6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8亿亩。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6与8的差距。
唐朝平均每亩约1.5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2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30％。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与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2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6至7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7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着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着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与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 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一千二百万缗。宋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八千万缗。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窘境，杀鸡取卵压榨取得的。其中有大半是盐税，每斗卖最高达三百七十钱。而没改革前唐的财政货币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即使这样两者也相差近七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200与8000的差距。
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740与2445的差距。是粗厚与精细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88万贯。两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货币总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与440的差距。是0与 300的差距。
唐朝进士登科者，每岁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每年多至五、六百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每年30与500的差距。在南方以福建省福州为例，唐朝223年间仅仅只出了进士36人，而宋朝202年间就出进士1339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6与1339的差距。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3000与100000的差距。
唐朝的南方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笔下的南方竟是环境恶劣的“烟瘴之地”，乃“蛮夷之乡”、“化外之国”。唐朝从始至终在南方长江流域没有一座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 是“南方地恶”、“江南瘴疠地”与“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差距。是落后、贫穷与繁荣、富强的差距。
唐朝的奴婢“律比畜产”，宋朝的奴婢是“雇佣良民”。唐朝的佃农、奴婢是奴，宋朝的佃农、奴婢是人。唐朝的农奴像狗一样在市场和驴一起被买卖。 “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买奴婢、马牛驰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他们没有人的自由只是主子的私有财产。“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他们没有翻身的一天，永远是奴。而宋朝的佃农有人身的自由，“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地主、商人、将军、官员。唐宋差距有多大，是畜产与良民，奴与人的差距。
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是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说：“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13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
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与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所以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
唐朝与宋朝差距那么大，那些宣扬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顶峰的言论是多么的可笑！！！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文明被斩断了无数回，历史被阉割了无数次，崇拜野蛮甘愿做奴才的伪劣后代们怎么会知道？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正在学着文明、变得幽雅、懂得人权，身体里还流淌着伟大祖先血脉的中国人慢慢的会知道……
㈦ 宋代书籍印刷发展的原因
宋代书籍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产物。社会的进步，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环境及条件和因素。宋代整个社会的
基本因子，都可以在其出版业中得以蕴含或显示；尤其是宋代社会的新质，更能在其出版业中得以体现。宋代出版业不仅是宋代物质生产的典型代表之一，而且更是
宋代精神生产与文化生产的典型象征。它生产了技术，更生产了新的文化、观念与意义。
笔者认为，宋朝书籍出版业发达的原因，可以析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重文政策
宋代立国之初，即确立了以文立国、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终宋之世，未改初衷。欧阳修于嘉祐五年在其《免进五代史状》中称宋代为“文治之朝”［1］。这是宋
朝文化事业——书籍出版业发达的根本原因。宋朝诸帝以天子之威，躬亲示范，在访书、藏书、着书、雕书（印书）、读书方面不遗余力，将之作为实行文治的主要
方略。宋太宗倡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苛无书籍，何以取法？”［2］“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
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3］宋代书籍出版业的发达，首先就是宋代重文政策的必然结果。
宋朝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以文士为主要官员与职员的官僚队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官僚体系。着书、藏书、雕书、印书、交流书……凡此
种种，正是文人雅士最基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工作方式。宋朝这支占绝对优势的庞大文人官员队伍，不仅从政治制度上，而且从作者、出版者、传播者、读
者诸方面，为宋朝书籍出版造就了一支具有等量效应的国家出版团队。换言之，宋朝的文官体系，不仅是宋朝最大的作者队伍，而且也是宋朝最大的读者队伍。从政
府出版的角度考察，这一队伍又是宋朝政府出版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的主体。例如，宋朝编纂并出版的举世闻名的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
苑英华》、《册府元龟》），所有参与编纂的人员，无一不是文人官员。又例如，宋代的着名作者，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洪迈……无一不是文人官员。
以宋朝一国之官员队伍作为其书籍出版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库，岂有书籍出版不发达之理乎！南宋地方官往往以校雠刻书为美绩。宋王明清指出：“近年所至郡
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4］。
二、科举制度
宋朝扩大、创新并完善了科举制度。据杨渭生先生《宋代文化新观察》一书研究：宋代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凡三百十四
年，举行科举考试一百十九次。李弘祺教授所着《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一书计算宋代科举登科总人数为九万二千八百零八名（包括进士、诸科和特奏名）。
如上所述，宋朝通过科举考试确实选拔了一大批人才，涌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从这点上说，宋代科举考试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5］
科举制度确立了宋朝读书人的基本学习范式，造就了他们基本相同的学习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此同一学习范式及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主导下，宋朝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读书人世界。这个世界是宋朝科举学习类书籍生产与销售的“天堂”，当然也是其他书籍生产与销售的巨大市场。中举入仕者尽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并
不排除这个“世界”的总量对于书籍需求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中举入仕者一旦成为了上述文官体系的一员，则又以文官体系的因子显示出其对书籍出版的价值与意
义。
从另一视角考察，科举制度是一种学习制度；既然是一种全社会信仰的学习制度，则其必然需要与之相应的大量书籍，从而成为促进宋朝书籍出版发达的重要动因。
三、平民教育
宋朝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官学外，宋朝有州学234所，占州数的72%；有县学516所，占县数的44%。全国学校林立，不仅
城市中建有各类学校，而且在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也有多种村学、乡学、私塾、义学、家馆、冬学等。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三教外地》中形容道：“自有
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分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6］陆游写诗
描写乡村中的教书先生曰：“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于此可窥村中小学的教学情景与氛围。
专家研究指出，宋代地方学校教育“在世界社会教育史上放一异彩，而对于近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渗透平民阶层，贡献最大”，“宋代兴学，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和深厚的基础。”［7］
教育及教育的普及程度是一国文化繁荣的基础。宋朝教育体系的完整、学校种类之多、办学方式之多、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学习人数之巨大，都是空前的。如此庞大
的宋朝教育规模，其教师与学生必定需要大量的教学书籍以及相关书籍。同时，所有上过学的学生累积起来作为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社会群体，其对书籍的现实需求
与潜在需求也必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四、手工业生产的发达
宋朝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主客户制的确立、租佃制的发展，以及封建城市经济、商品经济及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催生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物质消费需求与精神消费需
求，而这种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消费需求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的经济发展与商品生产。宋代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发展、繁荣正是基于这一宏观经济背景的必然产
物。
宋朝的手工业生产比前代有了新的进步。手工业作坊种类繁多，其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均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显着进步，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
在宋朝手工业生产普遍进步的基础上，宋朝形成了一门具有社会普遍价值的新型手工业生产领域——雕版印刷业，而与之密切相关的造纸、制墨、雕镂等手工业也获
得了新的发展。虽然雕版印刷业大致在隋末唐初已经产生，但是真正形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手工业门类，应该讲还是在宋朝。例如在北宋京城东京繁华的大相国寺，在
北宋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鳞次栉比的手工业作坊阵营中，即有雕版印刷手工业的身影。因此，宋朝手工业的发达不仅为雕版印刷这一新兴的手工业提供了一般
的产业生成背景与基础，而且也必然包括了这一手工业家族中的新锐成员。
五、文人生活方式
宋朝文士遍天下，层出不穷。宋朝由此形成了整个社会特有的文人情趣、文人雅好、文人审美格调、文人精神追求、文人意义空间——形成了宋朝的文人生活方式。
兹以苏轼为例，举凡写诗作文、观花赏景、品茗论道、写字论画、美食烹调、阅读书籍、收藏笔墨、吟风弄月、追怀往古、纵议时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派
典型的文人生活情调——一种专门的文人生活方式。这种文人生活方式的精神、意义与精髓，在宋朝的文人书法、文人绘画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独占风骚。在文
章方面，只要读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周敦颐的《爱莲说》、韩元吉的《武夷精舍记》、陆游的
《入蜀记》……则宋朝文士之风神，即迎面而来。
书籍是其时文人生活方式的最佳媒介。在宋朝文人的生活方式空间中，始于书籍阅读，而以书籍阅读为中心的文化生活，已经呈放射状地远远超越了对书籍文本的阅
读，而发展为对世界万象的阅读，并由此确立了宋朝文人的阅读世界。反过来，这一世界对宋朝书籍的意义生产及传播，其力量之巨更是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宋朝的学术，学人有“宋学”之称。它不同于汉唐之学，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旨在于意义的创造，在于学术主体个性、才情、学养、识见与思想
的自由发挥与提炼。这是一个学者个性张扬、思想自由、意志独立、品性坚定、文气弥漫、心通宇宙的时代。在学人众多、学派林立而又最终归为一体的宋朝学术总
体中——在“月印万川”式的宋朝学术原生态与学术“镜像”中，书籍生产与书籍意义的位置盖亦可想而知。宋朝繁荣的学术促进了宋朝书籍的生产，特别是书籍意
义的生产；反之，宋朝生产的书籍也促进了宋朝学术的繁荣景象。
六、科技进步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其巨着《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
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8］宋代在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数学、天文、医学、药物学、化学、建筑学、造船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显着的科技成就。
宋朝的科技进步不仅表现在诸多具体的科技创造及其应用上，而且更主要地体现在知识分子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科学研究意识上。宋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包括
应用科技领域的科技劳动者，甚至诸手工业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工人，似乎普遍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乃至技术商品化的共性意识、思维与精神空
间。例如伟大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布衣毕升，就是以一个普通手工业生产技术工人的标准社会身份被沈括记录下来的。
雕版印刷术及活字印刷术作为人类媒介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种在宋朝得到了普及并形成了一种完善而成型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一种在宋朝前母技术的基础
之上的创新发明——绝非偶然，而是宋朝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必然结晶。例如印刷术，如果没有造纸技术、制墨技术等相关技术的配合，就将无以施展其水平。实际
上，印刷术应被理解为一种综合技术，即包含了造纸术、制墨术以及雕刻技术等相关技术在内的一个技术体系。细析之，如制墨术则又必然涉及到化学技术及烧造技
术等。
宋朝的科技成就中，印刷术显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美国史学家亨利·查尔斯·李亚在其《基督教中圣职人员的独身史》一书中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使只
受过一丁点教育的人，都可以读懂神圣的经典，供其求知和解说，使思想家和革新家能够吸引读者，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遥远的地区。”［9］此一意义上，宋朝正
是人类历史上这一知识普遍得以传播时代的开创者和实现者。
七、城市繁荣
宋朝城市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两宋都城开封、临安全盛时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苏州、成都、鄂州、泉州等城市的人口数量超过了
40万～50万的水平线。洛阳、大名、江宁、潭州、福州、广州，居民数当在10万以上。大都市之外，宋朝还形成了大量的城镇中心。县以上城市总量至少在
1150个以上；人口在1万以下的城镇，总数大约3000个。北宋小镇的总数肯定突破了1900个；南宋小镇的总量，至少有1200～1300个。南宋集
市约有4000多个，北宋集市大约有5000～6000个。［10］
宋朝城市的繁荣不仅为书籍生产提供了城市空间，从而使书籍生产中心赖以形成；而且也为书籍消费提供了城市人口集合意义上的需求总量。同时，城市还为宋朝书
籍的销售与传播提供了空间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传播上的中心地位。这也正是宋朝书籍生产与销售中心主要集中于汴京、临安、成都、眉山、建阳等城市
（镇）的原因所在。其实，宋朝城市之繁荣所赋予书籍生产乃至文化生产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如此直观、单纯，而是更综合、更丰富、更巨大。
八、阅读风气
宋朝形成了全国性的阅读空间与阅读风气。兹举几例，以见一斑。宋太宗自言“他无所爱，但喜读书。”［11］《太平御览》编成后，他以“朕性喜读书，开卷有
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尔。”［12］的意志和决心兑现了他的诺言。宋真宗更是亲笔写了一首劝学与读书的千年传
颂的诗歌《励学篇》：［13］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首诗成为了宋朝乃至后代多少读书人的座右铭乃至麻醉剂。
宋朝女子读书也很普遍。除了李清照这样的高级女知识分子外（李清照读书、研究的具体情况见其《〈金石录〉后序》一文），一般女子读书亦很常见。一只宋代三
彩瓷枕上，所绘正是一幅宋代女子读书的情景图：几抹柳荫下，一位女子斜倚卧榻之上，正在十分恬然地捧读一本书……这是对宋朝一般女性读书的一幅典型的写
照。［14］
南宋时人作诗形容学校之多与城市（镇）的读书状况云：“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15］
宋朝形成的社会阅读空间与阅读风气，表明其社会阅读率普遍高于前代——这与宋朝书籍的生产与消费是成正比关系的。
上述八个方面以综合的方式共同作用，从而促进了宋朝书籍生产、销售与消费的立体式繁荣——形成了宋朝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当然，书籍生产、销售与消费的发达，同时也生产并塑造了上述八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主体。
㈧ 【国学经典】谈谈科举制度对赵宋文人与文学的意义
今人往往把科举制度与僵化、八股、落后等联系在一起，认为科举制度是导致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或许如此，但对于宋代而言，科举制绝对是一个进步的制度。科举制，推动了赵宋文人的发展，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一）宋代科举制度完善，公正性强
唐代政治是变相的贵族政治，其得以维持的前提就是，门阀世族利用科举制度的漏洞操纵取士从而控制了政治，堵塞了出身寒门的士子上升的渠道。公元905年发生的“白马之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底层精英（寒门士子）和门阀世族矛盾的集中爆发；而且我们知道，黄巢也是一个落第秀才。
宋太祖深知唐、五代科举制度之弊，所以他对科举制的改革首先强化取士的公正性，严厉打击、排斥权贵世家对取士的干扰。宋代废除了唐代的“公荐”、“公卷”，实行“糊名（封弥）”“誊录”制度。在考试层次上，宋太祖在州府的发解试和礼部的省试之后，又加上了殿试，其目的主要是抑制权贵子弟请托之弊：
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宋史·选举一》）
若有权贵子弟登第，则还需进行复考。宋代进士登科后即释褐入仕，不必再经过吏部的考试，这也是排除门阀世家干扰的措施。唐代的韩愈在登科后，三试于吏部都未被录取，在京城漂泊了十年，有人等待时间更长。而宋代登科即释褐，就是脱离平民身份，而不久就直接授官职。
（二）宋代取士人数多，文人集团壮大
宋太宗对科举制的改革是大大提高了科举取士的数量，使得士大夫群体成规模。宋太祖提出了重用文臣的主张，但实际上并没能完全落实这一政策，因为他的时代还是以统一战争为主要任务，又因国家财力不足，尚需压缩人力。所以取士不多。从数量上看，以进士科为例，太祖在位期间共15榜进士，取士187人，按每榜平均数计，还不如唐朝每榜取士（20人）多。
这个数字在太宗时代急剧扩大，太宗一朝共取进士1487人，平均每榜186人，最多的一次是淳化三年榜，正奏名进士达353人。宋太宗述其思路：
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一》）
宋代大规模取士之风由此开启，终宋之世取士总量与前后各朝录取人数相比：
两宋共举行了118榜常科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进士及诸科登科总人数达十多万人，是唐、五代10，188名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明代24，624人的近4倍、清代26，849人的近3.8倍。
可见两宋科举取人之盛，这就壮大了文人集团的力量。
（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真正说的是宋代
宋代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对象，面向的群众广泛，应试者不限门第、不论财产、不问学历，只要不是城市工商、僧道还俗之徒、不孝不悌和高祖以下犯有死罪的子弟均有资格应试。取士数量多，则宋代社会上下流动的渠道非常宽泛、畅通。凡有志之士，多数都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进入社会上层。而宋代又特别注意程序公平，并以恩科、特赐第等手段补偿科举失败者，消融其不满情绪，故科举制对维持社会稳定起到很好作用。
在宋代规范的科举制度下，读书做官基本上成为了获取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唯一通道。利出一孔，因此士人社会地位、声望日隆，科举出身成为社会最为引人注目的资质。“特赐第”代替了过去的爵位，成为皇帝表彰各方面优秀人才的手段。
科举制的完善还使得社会精英养成了竞争和平等意识，这对宋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陈植锷先生指出的：
宋学家们在青年时代即从这种关系到个人前途与命运的科场角逐中接受了公开的挑选，从政或从教之后，又碰上大开言路，可以直抒己见，“异论相搅”，其将竞争意识和平等精神带到学术研究之中，也便是极自然的了。
（四）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推动学术繁荣
宋代的学术争鸣十分激烈，亦是宋文化繁荣的动力之一。宋学发展带来的学术思想的变化，也推动了科举考试形式和内容的变迁。还是以进士科为例，最初其考试内容为：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宋史·选举志一》）
帖经、墨义是诸科考试的主要内容，纯属于记诵之学，类似今天的完形填空或默写，在宋初即已不受重视，故进士以诗、赋、论、策为特色和主要内容。太宗时期，以诗、赋、论三题为常，真宗时期加一场策，即以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但直到真宗时代，诗赋在录取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发解试和礼部试考试采取的都是逐场淘汰制，而诗赋试是第一场。若诗赋不过关，策论就不能参加了。
宋初科举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当时文坛风气仍沿袭唐五代，诗歌创作流行西昆体，文章则骈俪文为主，以文辞雕琢华丽为追求。以之酬酢应对尚可，以之发挥义理、探讨经术，则不如古文体裁的策、论实用。但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前，无论考官和学子都只熟悉这种诗赋体，所以虽有大臣提倡重策论，而没有行动。
天圣三年（1025年），知贡举刘筠因策论将叶清臣擢为当年进士第二，到天圣五年（亦是刘筠知贡举）则正式规定，把策、论列为取士的标准，就是改变以前逐场淘汰的做法，等三场全都完成后统一阅卷录取。
刘筠、钱惟演都是骈俪文高手，但正是刘筠以策论擢取叶清臣而拉开科举改革的序幕，而钱惟演在洛阳支持欧阳修、尹洙、梅尧臣等人发起古文运动，说明复兴古文是有识之士共同的主张。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对科举制又进行了一次改革。范仲淹对于辞赋、墨义早有不满，认为：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
帖经、墨义是以汉唐注疏为标准考察学子记诵的科目，不利于人才培养。在欧阳修等人参与下，制定的政策是：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就，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宋史·选举志一》）。去掉帖经、墨义，而允许士子发挥大义。
大义即是考生对经文义理的发挥，不必受汉唐注疏，这正是宋代经学研究的特色。此项改革虽因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搁浅，但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将古文运动的精神贯彻到取士中，宋代文风终由此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主持的此届贡举，不仅录取了古文八大家之三——苏轼、苏辙、曾巩，还录取了理学北宋五子之二——程颢、张载，以及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曾布等，可谓千古之盛事。
北宋的第三次科举改革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这次改革，废罢明经诸科，名额都并入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保留了策论，而全体贡生都要考大义。这是北宋科举改革的高峰，故陈植锷先生指出：
“从宋学的立场上看，前者标志着有唐以来文章之学在科场统治的终结，后者代表了宋学对训诂之学即汉学斗争的胜利。”
（本文是知乎问答）
㈨ 宋朝 进士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