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移民多少到杭州

Ⅰ 中国历史上东移南迁的历史过程及原因

过程：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原始农业开始时间比较早，但是在传统社会早期的生产力背景下，自然条件不如黄河中下游地区那样优越，所以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比较缓慢。
直到西汉中期，这里仍然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局面，经济发展水平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西晋永嘉之乱爆发后，大量的中原人民迁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太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成都平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长江中下游地区俨然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
安史之乱是北方经济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长期的战争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遭到严重坏，藩镇割据又使这一局面进一步化。在北方长期战乱频仍状态的时候，南方局势却一直相对比定。长江流域经济在六朝时期已经得到初步发展，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南方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术，南方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很快赶上并且超过了北方。
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开始于安史之乱以后，到南宋时期才最
后完成。
原因：（一）自然因素(即南方具有的天然条件)
1、气候
2、水文
3、植被
4、土壤
（二）社会因素
1、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
2、少数民族的发展
3、北方长期的战争破坏
4、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

Ⅱ 杭州人怎么看待河南人

杭州是个好地方，河南人尤其喜欢杭州。一份《2019-2021杭州人口各省市籍贯统计》显示，排名第一的就是河南，而其中，尤以开封人最甚。


行走杭州街巷，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路上跑的汽车，河南牌照得特别多。

在萧山区体育馆附近，路边一连几家的房产中介门店，帅气的小哥会很热情和你聊天，他们是熟悉杭州的人，告诉我们：河南人数量占据了杭州总居住人口的15%以上，以萧山区的比例最高。买房最多的是开封人，他们一来到这个城市，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安静与文明，就不想走了。

而进一步了解杭州，会发现：杭州人就是开封人的后代，说话一个腔，做菜一个味儿。


杭州人就是开封人的后代。

汴梁，宋朝至明初期，开封的称呼。那首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直接说出了杭州与开封的关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薰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北宋末年，被金兵追赶着，北宋统治集团集体南逃，离开东京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来到杭州，建立了南宋帝国。


当时的杭州，土着人口只有7万人左右，而迁来的移民，足足有18.9万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的研究显示：移民中的76%来自河南，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汴梁。

来到杭州后，在乡愁的氛围中，南宋集团按照开封的样子建设杭州，一座北方化的城市出现在了江南。

或许很多如今的杭州年轻一族对自己的河南老家并不熟悉，不熟悉自己的中原血统，但下面的古志书中，标明了一种存在：

明代，陈全之《蓬窗目录》写到：杭州类汴人种族，自南渡时，至者故多汴音 。

明代，郎锳《七修类稿》写到：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事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杭州人老家在中原，就这么直白，就这么清晰。


杭帮菜与开封菜很多一个味儿。

对于宋代，很多人至今难以理解，一个柔弱的帝国，却出现了最杰出的文学家 、艺术家、哲学家。一个积贫积弱的帝国，却绵延了300多年，让中国的古代的经济、科技、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于中国喜欢旅游的国人来说，最难以理解的，还是杭帮菜与开封菜多一个味儿。


杭帮菜，恰如江南风韵，清淡平和，重养

Ⅲ 中国古代历史上 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的高潮是哪三次

中国古代都是农业经济，基本上，人多就经济就发达，所以人口的南迁也是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东汉末年开始，到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开发东南夷，中间经过五胡乱华，东西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到南宋完成，至此，中国的南方经济和人口超过北方。这个过程中，有三次人口南迁的高潮，都是因为北方的三次大的战乱。

第一次，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
西晋内乱加上外敌入侵，时间是公元310年，西晋八王之乱是内部同族兄弟，权利争夺的内乱，永嘉五年311年，刘渊的儿子带兵正式攻占洛阳灭亡了西晋政权，至此，长达16年的动乱开始了，五胡乱华，民族间的仇杀不断，大量人口，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
中原民户南渡淮南者超过百万，时间持续了两百多年，是中国古代出现第一次人口南迁高潮。

第二次，大唐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天宝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造成唐代藩镇割据。由于发起反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中国这时出现了第二个人口南迁的高潮，史称“四海南奔似永嘉”，之后“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河南，山东，湖北，很多地区方圆百里人烟稀少，甚至洛阳城中“城邑残破，户不满白”郊外“鞠为荒榛”（《新五代史》）。

第三次，宋代靖康之难。

经过五代十国的发展，南方的水田农业已经超过了北方旱地农业。北宋末年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金军攻陷首都汴梁，俘徽、钦二帝。
靖康二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大多官员人心涣散，举家南迁。之后，高宗先迁往扬州，又一路难逃，定都临安（今杭州市）。宋朝半壁江山沦陷，民众南迁浪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以浙江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南宋初年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迁入地。杭州地位的确立，立即吸引了大批移民蜂拥而来。与以往大迁徙相比，靖康南渡时期的移民迁入地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展，素以“瘴湿”着称的岭南地区竟也成为士大夫趋之若鹜的避难重地。“高宗南渡，民从者如归市。”史称“靖康南渡”。

Ⅳ 北宋灭亡后，赵构定都应天府，为何之后又迁都杭州

北宋末年金国大举入侵中原，北宋朝廷抵挡不住被灭，当时康王赵构在外得以存活，后来他在大臣拥护下在应天府称帝，但是后来他又迁都到了杭州。那么为什么赵构要迁都杭州呢？赵构已经被金兵吓破了胆，他只想安稳度过一生，不想收复河山，他不敢离金国太近，杭州水路非常方便，可以在金国攻过来的时候逃走。

北宋末年金兵攻陷了宋朝都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皇族成员几乎都被掳走当了俘虏，赵构当时在外面，因此幸免于难。赵构非常害怕金兵，他觉得很难收复河山，他只想当皇帝安稳度过一生，杭州远离战场，而且非常繁华，很适合长期居住，所以他选择了迁都杭州。

赵构迁都杭州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没有想过收复河山，只想安稳度日。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

Ⅳ 杭州被戏称为“豫杭”，到底和河南有什么关系

对于杭州话，有个很直接的印象，那就是儿化音很多，比如“姑娘儿，老头儿、疯婆儿、小伢儿”。

无独有偶，河南话，尤其是开封话，同样含有大量儿化韵尾词，以至于有人把开封话称作是“河南味儿的北京话”。那么，杭州话的儿化音究竟是与河南话同出一源，还是和北京话沾亲带故呢？

应该说都有关系。杭州话的发展演变中，受过河南话的影响，也受过北京话的熏陶。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杭州人以说河南话为荣。

于是，杭州人开始以说开封话为荣，很有些趋之若鹜的意思。葛剑雄在《人在时空之间：穿越千年时空体验人文意境》一书中说到，“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

当然，影响是相互的，原本的开封话也多多少少受到本地杭州话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既有别于杭州话，又和开封话有些差异的“杭州开封话”。

杭州话，毫无疑问属于吴语的体系，但和大多数吴语又有所不同，南方的腔调，北方的字眼；吴语的发音，官话的用词。

划重点时间到。（免得被杭州人喷）

第一，我们说杭州话受到河南话的影响，说的是南宋时期的杭州话，不是现在的杭州话。那时候，不管是开封话，还是杭州话，估计我们现在都听不懂。《七修类稿》的记载说的也是明朝时的杭州话有开封话的痕迹，对现在的杭州话有影响，但谈不上一脉相传。

第二，我们说杭州话比较官是因为南宋迁都也是不对的。事实上，现在杭州话的官腔特点是在元、明、清三代逐渐形成的，杭州话更接近明清官话，这一点对比一下宋朝的《广韵》就知道了。

第三，如果据此说，现在的杭州人是河南人的后代，那更是大错特错。要知道，太平天国的时候，原先的杭州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后来的杭州人都是吴越周边地区移民的后代，其中绍兴人最多，俗话说“杭州萝卜绍兴种”就是这么来的。

杭州人一直不愿意和北方人，尤其是河南人联系在一起。据说，有一年过年，《钱江晚报》有个记者说饺子是杭州人过年的传统食品，结果犯了众怒，被迫道歉。

多少有些地域歧视的意思。要知道，河南人也曾经风光过，河南话也曾经大行其道，风水轮流转而已。

在八九百年前，杭州人还以会说河南话为荣呢。只是，那时的杭州人和现在的杭州人关系不大罢了。

Ⅵ 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

盛时有1.26亿。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18500户、约达3210万人，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则该年有687万户、近3710万人。

至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经学者考证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有2340万户、12600万人。

宋金之际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

自平定民乱和绍兴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约有1240万户、6450万人；南宋中后期因“人稠地狭”人口增长缓慢。

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户口峰值，官方统计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学者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该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

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

若以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1102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金之际大约有五百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各地。

(6)北宋末年移民多少到杭州扩展阅读：

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

而根据今人研究，认为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女真南侵后，中国再次出现了北方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

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亮南侵期间。

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据估计，南宋在人口峰值阶段，全国人口达到8，500万。若以绍兴卅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

宋朝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其中临安人口过120万，开封人口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城市。

在人口分布上。北方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期间有户23万，崇宁时有26万。而永兴军路则有户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户23万。

这两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宋朝对西夏的抗战中这些地方处于前线有关。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四路。这四路人口达到571万，占南方人口的一半。

其中两浙路最多，达到197万。江南西路户口则有166万、江南东路则有101万。福建路有106万。淮南东西路共计达到130万。

川峡四路总计有200万户、荆湖南北路总计有140—15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京西南路有40万户。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宋朝

Ⅶ 南宋与北宋是不是北方人移民到了南方不要复制党

长江流域的原住民是越人吧，我们老师说泰国人原来是长江流域迁过去的。其实华夏民族不断向东向南发展，新扩张地区的原住民要么同化了，要么被赶到别的地方去了。南宋的移民是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移民之一吧。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宋室南迁，大量的北方移民迁入南方，迁到南方的汉人与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留在北方的汉人也逐渐与北方的少数民族融合，整个汉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吧。
至于你要问南宋与北宋的区别，靖康之乱北宋徽宗钦宗被金人掳走，北方大片领土丧失。高宗赵构在应天府称帝，后以临安为行在，建立南宋。南宋国界大抵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原来北宋的北方国土丧失殆尽。

Ⅷ 中国历史上四次人口大迁移

关于中国古代移民
（一）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保持在80%左右。 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致"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黄河流域人口受到严重损失。 东汉末年至三国末年前后九十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多，此地区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逃亡，使"中原户口，十不存一"。 黄河流域及附近地区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城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结果黄河流域人口比重由80%下降至60%，直至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前，全国人口分布，大致稳定在这一局面。

（二） 发生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第二次造成了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官方人口统计只剩约1700万人，总数不到此一历史事件发生前的三分之一。 这次战乱虽仅持续七年(755-763年)，但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战乱的结束而终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南迁的中原人民仍相望于道。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的状况。

（三）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再次导致中原人民南迁，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相伯仲，其结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此中国社会便进入南盛北衰的阶段。 此后中原人民南迁并未停止。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几次社会大动乱，又 一次次导致中原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尤其是蒙古人、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初，迫使中原人民纷纷南逃避难，而先期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原移民则部分流往岭南。

（四） 赣南客家人因迫于清廷颁布"迁海令"而返迁其祖居地陕南。清统治者颁布"迁海令"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强制迁移，隔绝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的反清武装与内地反清势力的联系，防郑再次北伐。 按"迁海令"的规定，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划地为界，令居民限时迁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 广东最早实行迁界和受害最重的是粤东客家人聚居地，"坠县卫城廓以数十计"，"尽燔庐舍，民间积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纵火焚之。乃着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迁海令"实施前后持续约二十年之久。它的施行给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沿海地区的居民带来惨重的灾难，迁民颠沛流离十不存八九，渔舟、商船禁止出海，致众多的商港、渔村变为废墟，阡陌良田也成灌莽荒丘。在此情形下，客家人冒险远走南洋，北返西北其祖地，是理所当然的。

同人口本身的发展一样，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其演变过程也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表现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当社会比较安定时，其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迁移的规模与各个朝代采取的政策也有关系。受以上因素影响，在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次高潮：

（1）秦代和西汉 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着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

（2）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着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着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3）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4）“安史之乱”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却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人口迁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憾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着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6）元末明初 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镇，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7）清代对台湾的移民 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日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起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8）清末和民国时期对东北的移民 在历史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源源流入东北，至1840年全区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这时全国人口已达4亿人，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在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耽耽。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巳近4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Ⅸ 历史上大迁徙都有哪些

历史上一共有6次人口迁移。

1、“永嘉丧乱”时期

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9)北宋末年移民多少到杭州扩展阅读

新中国时期迁移原因

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安置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的人口迁移；

2、支援新开发工业基地建设的人口迁移；

3、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农林牧业新基地的人口迁移；

4、高等学校搬迁、招生和分配的人口迁移；

5、新修水利和水库库区移民而引起的人口迁移；

6、压缩城市人口规模而引起的人口迁移；

7、少量的自发迁移。

Ⅹ 中国古代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分别是从哪里到哪里时间又是什么时候简单点.谢谢.

你好，我想你问的实际上是民族融合问题吧：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