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滇系军阀的解放战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任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为中国战区越南方面受降主官，令其率第一方面军开往越南。当滇军开拔后，蒋介石即坐镇西昌，亲自指挥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于10月3日凌晨突然占领昆明市各要害地区，包围龙云的住宅。龙云在仓皇中逃上五华山。清晨，杜聿明派人给龙云送去蒋介石的命令，免去他军委会昆明行辕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职；任命他为军委会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由杜聿明接收云南地方部队。龙云拒绝离开昆明去重庆任职。蒋介石先后派何应钦、宋子文来劝驾，又以武力相威逼。龙云无奈，只得于10月6日乘飞机到重庆任职。蒋介石这次“小偷式政变”（龙云语），从此结束了龙云在云南的十年统治。
此后，龙云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等闲职，实质遭到蒋介石软禁。1948年秋，龙云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劫持他到台湾，因而决心出走。在行政院救济部署空运大队队长、美国人陈纳德的帮助下，12月8日，龙云乘飞机秘密离开南京，经上海转广州，于9月乘轮船到达香港。龙云到香港后，即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加入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
再说卢汉，于是1945年9月20日率领总部人员直飞河内，9月28日在河内总部主持了日军受降仪式。当几乎全部滇军进入越南以后，蒋介石发动了10月3日“小偷式政变”，以武力解除龙云职务，改组云南省政府。
10月4日，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飞往河内，名为视察，实则监视卢汉行动。接着，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往河内，向卢汉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接任前，由亲蒋的新任民政厅长李宗黄（云南鹤庆人）代理。对此事变，卢汉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原想以李宗黄取代卢汉，但李宗黄与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民主运动，遭到云南各界的强烈不满。就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殴打、杀害爱国请愿的师生）的当天，卢汉回到昆明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但蒋介石要把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卢汉此时受到控制，被迫同意。他将滇军两个军即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和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交由孙渡指挥，合编为第六兵团，孙渡任兵团司令，于1946年春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孙渡还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但是，不到两月，即5月31日，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就在师长潘朔端的率领下在海城起义。
1948年10月，第六十军二万余人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在长春起义。而第九十三军则被东北解放军消灭于锦州，军长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虏，派到东北的滇军就这样瓦解了。
由于滇军被调往东北打内战，卢汉在统治云南的几年间，为了掌握自己的武装，不断建立和扩充新型的以保安团队为牌号的滇军。
1949年，已扩编有十七个保安团，组成了以余建勋为军长的第七十四军和以龙泽汇为军长的第九十三军。
6月，迫于形势，蒋介石撤销了由国民党中央接近指挥的设在昆明的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正式合法地总揽了全省的军政大权。
龙云从南京逃到香港以后，积极参与反蒋民主活动，成为民革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他多次派人回云南与卢汉联系，策动云南起义。卢汉也看到人民解放军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崩溃在即，也不愿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暗中也在作起义的准备。他一面与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联络，一面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的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因而，他在云南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放松了新闻限制，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长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龙云与黄绍竑 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这事，史称“香港起义”。同一天，香港报纸登出“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获悉后，主张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蒋介石恐怕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由台湾飞往重庆，连续发电报召卢汉赴渝。
卢汉顾虑重重，怕被扣留，称病不去，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俞济时到昆明催促，卢汉无奈，只好派民政厅长杨文清、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往。但蒋介石一定要卢汉亲自去面商，同时派出中央军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李弥第八军、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分路向云南进逼，形成对昆明的包围之势。另外，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多次来电催促，表示愿意担保安全。卢汉迫于形势，不得已于9月6日飞往重庆。临行前，卢汉对安恩溥、龙泽汇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就插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他指定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
卢汉到重庆后，即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当时，蒋介石要利用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需要稳住这块大后方的秩序，因而他不仅没有扣留卢汉，反而表示交给卢汉全权处理云南问题，并拨军费银元一百万元以及武器、弹药装备补充云南两个军，但是，要卢汉逮捕黑名单上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卢汉表面上同意，于9月8日下午即飞回昆明，立即通知了黑名单上的一些共产党员迅速转移。
9月9日下午，云南的特务在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的率领下进行大搜捕，共逮捕近五百人之多。这就是“九·九整肃”事件。经过残酷的审讯后，准备枪决的有一百多人，其余的也大多判了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杀人，嫁祸卢汉，将处理人员的名单送交卢汉，要他立即批准。卢汉采取复审拖延的办法，直到11月初，李宗仁逃往香港路过昆明，经卢汉请求，李宗仁同意从宽处理这批人员，卢汉即下令一律释放。
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已迫近云南，卢汉将其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调往昆明及其附近地区，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12月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加强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
卢汉准备起义这一情报，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已经掌握，他电告毛人凤，请求指示。由于时局紧张，怕杀了卢汉会导致云南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毛人凤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只命令沈醉严密地监视卢汉。
12月6日，沈醉亲自去见卢汉，对他进行试探，提出要在昆明进行一次大搜捕和大破坏，但卢汉摇摇头说：“目前时局紧张，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心混乱。”以此来应付沈醉。同一天，西南军政长官张群飞到昆明，监视卢汉，要把云南建成反共的基地。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等开会。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离开昆明的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于12月9日夜举行起义。
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突然派兵把张群软禁在自己家中，然后把张群的图章抄走，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九时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结果，当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依时到达后，亦遭到软禁。晚上十时正，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命令。同时向全国发出起义的通电，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人民临时军事委员会，作为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
12月10日，卢汉迫使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发布手令，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及军统特务停止一切的活动，服从卢汉的指挥。但是，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并没有执行手令，从12月16日起，三面包围昆明，全面发起攻势。卢汉指挥昆明军民，开始了艰苦的昆明保卫战。由于战况危急，卢汉不得已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释放。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但是，他们归队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国民党军一度进占昆明飞机场，推进到昆明城边，但仍被昆明人民和起义部队击退。
12月21日，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抵昆明，纷纷撤退，坚持了一周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不久，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滇南、滇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全部军事力量。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昆明。
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
云南起义，标志着滇系军阀的最终结束。新滇系军阀的首领龙云和卢汉，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选择了和平起义。
Ⅱ 龙云的人物事迹
龙云和胡若愚发动“二·六政变”后，云南省务委员会成立，胡若愚被推省政府主席兼军政厅厅长，龙云为省政府委员兼云南讲武堂校长。省务委员会的成立，名义上是四镇守使联合统治云南，但实际大权操纵在实力较强的胡若愚、龙云手中。张汝骥拥兵3个团，倒向胡若愚一边，李选廷只有1个团的兵力，觉得力量太弱，不敢参与争夺。这样，龙云与胡、张两军对垒，矛盾日益尖锐。但是，龙云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未有防胡图胡之心，致使胡张占了先机，险遭不测。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了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龙云和卫士奋勇反击。一颗炮弹在住宅附近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左眼球被玻璃碎片炸伤，顿时鲜血淋漓，身体不支被俘。胡若愚俘虏龙云后，昆明城防司令王洁修把龙云关在大铁笼子里，囚禁在五华山上达一月有余，龙云的左眼得不到治疗，造成终身失明。
就在“六一四事变”当日，蒋介石正好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第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只是一个多月后，龙云才得到这个消息。龙云虽然被囚，但龙云部的主要将领卢汉、朱旭、高荫槐等却趁混乱之机，逃到了滇西。龙云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龙部遂在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38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全军将士同仇敌忾，与胡若愚、张汝骥部在祥云县清华洞、禄丰县城郊展开激战。在击溃胡、张部队之后，乘胜进入昆明。胡若愚挟持龙云撤走，在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38军跟踪追击，乃向龙云言和示好，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由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张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了第38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并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延续一个多月的“六一四滇变”闹剧收场。从此龙云开始了长达17年之久的主政云南的时期。1928年1月，蒋介石指定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总指挥，龙云的地位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
龙云主政后，又与胡若愚、张汝骥和唐继虞部及支持他们的黔、川军，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政权保卫战，最终于1928年秋冬先后击退唐继虞、胡若愚、张汝骥等部进攻，1929年挺进贵州，击毙与胡、张勾结的贵州军阀周西成，大败黔军。是年夏末，胡若愚、张汝骥与脱离龙云的唐继尧近卫军旧将孟坤部联合，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向昆明反攻。龙云急调入黔滇军赶回昆明，分别击溃联军。胡、张、孟部退入川南一带。龙云通过关系，与川南的木里土司进行夹击，结果张汝骥被俘，押到云南下关枪毙；孟坤渡江，翻船淹死；胡若愚逃往上海，另谋出路。这年秋天，龙云基本肃清了云南境内反对势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经历了多年战乱的云南，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在统一云南后，龙云提出了建设“新云南”的目标。他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对东南亚各国亦采取开放政策。这些措施收到了相当好的成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和抗战时期的坚定的后方。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龙云始终以坚韧的毅力，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致使云南各方面的建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呈现出一派大好局面。龙云因而也被称为“云南王”。
政治上，云南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民主气氛浓厚。宽松的环境为抗战期间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提供了舞台。龙云主政云南后，起初在政治上追随蒋介石。1929年秋，蒋桂战争中，他被蒋任命为讨逆军第10路总指挥，出兵伐桂。不久又奉蒋介石之命在云南进行过“清党”。1935年初和1936年3月，又被蒋介石分别任命为第2路军总司令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对过境云南的、处于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和贺龙、萧克的红2、6军团进行防堵，以维护其利益。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龙云对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表钦佩。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关键时刻，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了积极的变化，“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更是全力支持全面抗战。
在整肃了各路军事武装后，又剿灭了各地土匪，使匪患渐平，民得安居。为云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保障，也为全国树立了样板。因此，抗战期间，大批进步教授、民主人士、社会团体和大中学校纷纷入滇。他们在云南的活动，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思想进步，也推动了当地的政治活动。
在中共领导和民盟推动下，云南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省主席龙云，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龙云对民主运动采取了保护和支持的态度，使云南昆明具有了“民主堡垒”之称。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即与龙云建立了秘密联系。1943年，中共又派华岗同志到龙云身边工作。华岗向龙云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方针，阐明坚持抗战、反对内战、支持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重大意义，使龙云对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蒋介石铲除地方势力、排除异己的一贯手段，有了更深的认识。在龙云倡议下，中共在五华山龙云驻地设立电台，供双方及时联系。1945年7月，龙云又同意中共《新华日报》报社在昆明青云街31号设立营业分处，发售《新华日报》和《群众》半月刊，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也在昆明发售。这年年初，昆明还成立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新民主主义同盟”，这些组织，都是在龙云的默许下进行的。战时只有昆明这个城市，才有这样的“民主”运动。
龙云与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等关系密切，对民盟的组织和活动，不仅在政治上加以保护，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了不少的帮助。1944年底，龙云加入了民盟。民盟在云南工作比较活跃，在群众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对于配合共产党、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
经济上，唐继尧时代征战南北，军需费用浩大，使农村破产，城镇工商凋零，币值低落，财政拮据。龙云上台后，开始大力整顿财税，巩固金融，稳定货币，兴办实业。他重用陆崇仁等，改革财政税务，取消苛捐杂税，删繁就简，另立新税。将财政、企业、金融合而为一，以财政扶持金融，发展生产；以金融充裕财政，支持生产；以生产巩固财政，充实金融。他改组富滇银行，发行钞票，统治外汇，巩固云南金融。他大力扶植云南地方资本，支持兴办实业，扩大纺织出口，整顿发展个旧锡矿及其他钨、锑、铜、锡、盐、煤矿等，使云南省财政收入大增，经济发展呈现出比较繁荣的景象。
龙云还十分重视农业和交通设施建设。云南的交通设施落后，唐继尧时期，全省只有约40华里公路。龙云主政后，大力修建公路，使通往省外的公路多达6条，分别为：滇黔公路、滇康公路、川滇西路、滇川东路、滇桂公路、滇康公路。特别是后来修建的滇缅公路，更是龙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公路的修筑，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促进了云南的社会发展。
云南山地较多，长久以来粮食都不能实现自给，而主要依靠从越南进口。龙云扩大粮食耕地，减轻税收，存粮积谷，力争粮食自给。抗战期间，军队和人口大批涌入，而云南粮食无缺，端赖于此。 龙云对云南的文化建设还有两件事需要提及：一是扶持、推进滇剧的发展，二是倡修云南通志、云南省志和云南各县县志。
由于他的努力，1935年，《新纂云南通志》定稿。1941年80卷、21部类、计400余万字的《续云南通志长编》也基本完成。这为保存云南历史文献，研究云南近现代历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军人出身的龙云，深知军队对于政权的重要性，要想稳定统治，必须有军队作坚强的后盾。所以，他接掌滇政后，大力整顿滇军，努力树立滇军新形象，提高滇军的战斗力。滇军骁勇善战，但不乏亡命之徒，兵也很难“带”。当时的滇军，从士兵到长官，几乎都是职业军人，云南称之为“兵油子”。这些“兵油子”多半是游手好闲之人，到处受雇，到处“开小差”，不仅混吃混喝，而且三教九流，鱼目混珠，人员成分非常复杂。在削平滇中诸雄后，云南旧军人很多被淘汰。龙云便趁此机会，提出“重塑滇军新形象”的口号。
他采用了如下办法：整理编制。龙云将他的直属部队，取消师、军以上的番号，缩小编制为旅，旅下属2个团，分驻全省各地。规定军队仅维持治安，不再过问地方政治。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征来的壮丁称为“学兵”，服役期满，回乡为在乡军人。从前募来的兵士，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改征兵制后，所征多半是农家子弟，不但没有人抽吸鸦片，连一般社会恶习也没有。所以滇军有了“脱胎换骨”的新面貌。设立军官教导团。1930年开始创办，龙云自任团长，招募中学毕业生及遴选军中干部严训，以培养下级军官。每期受训时间多为三年，分步、骑、炮、工、交通、通讯各科。至抗战前，共训练下级军官达四千余人，成为滇军基层骨干。重新训练军队，配套新式武器。从前的步兵操典，多半模仿日军。征来的新兵则一律改用“德操”。新兵的装备，系经法国军火商采购而来，这些欧洲新式武器，加强了滇军的战斗力，为以后滇军参加抗日立下了功劳。 “七七事变”后，龙云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副团长、陆军副总司令等职，在云南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全国抗战。将龙云称为抗日爱国将军毫不夸张。就凭两件事，他就足以担纲此誉，一是组织滇军二十多万奔赴抗日前线；二是开辟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
民族大义使龙云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37年8月，龙云在西安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机飞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多次会晤。朱德和龙云是云南讲武堂同学，双方交换电台密码，开始建立联系渠道。在与中共领导人交谈中，龙云受到巨大鼓舞，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龙云慷慨陈词，表示要“尽地方所有之人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但龙云也逐渐看清了蒋介石并非真心抗日，于是决心以己之力，以全云南之力，做好抗日的准备。
1937年秋天，中国军队在华东重镇徐州与来势汹汹的日军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的决战，正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龙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多年精心培养出来的数万子弟兵送上了前线。9月9日，龙云一身戎装，誓师巫家坝，滇军首批以卢汉为军长的第60军4万余官兵浩浩荡荡步行1000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台儿庄战场。
血战台儿庄
此时的台儿庄战事对中国极为不利，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被日军包围，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滇军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甚至还没来得及将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开始投入战斗。英勇的战士前仆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人因胆小而退却，没有人因怕死而逃跑。营长尹国华全营500人，最后仅一人生还。台儿庄战役胜利了，滇军坚持了二十多天，重创日军，威震敌胆，名扬天下。但龙云也付出了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接着，云南又新编成第58军和新3军，与60军合组第30军团，年底又扩编为第1集团军，由卢汉指挥，龙云自兼总司令，参加武汉保卫战等。八年抗战，在仅有900万人的云南，龙云共组建派出了22万人的大军开赴前线，经历各种重大战役20余个，伤亡官兵十余万。并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使云南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成为中华民族背水一战时脚底下为数不多的一块土地。这是龙云政治军事生涯中最为光彩和辉煌的一笔。
修建滇缅公路
考虑到战时港口会被日军封锁，重庆又地处内地，交通上必须保证国际通道的顺畅，1937年，龙云主动向蒋介石请命修筑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交通线。此条公路地势险峻，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施工实属不易。在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等等几乎都不具备的情况下，龙云坚决地下达了筑路饬令。在国难当头时刻，为了抗日救国，云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长途跋涉纷纷赶往筑路工地，平均每天出动数万人，用了不到9个月的时间修筑了974公里的公路，滇缅公路全线通车。1938年5月17日至19日，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和照片，报道滇缅公路的修筑情况，赞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这条公路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当时的国际援助物资均从此公路运至昆明，在军事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龙云本来还打算修筑一条滇缅铁路，后因缅甸沦陷，建路物资运不进来，铁路修了一半，最终没有完成。但是，这条奇迹般的滇缅公路，成了抗战时期至关重要的运输通道，有“抗日输血管”之称。
抗战期间，他的第三子龙绳曾，因广泛的人脉和社交结触能力，被云南各界人士推举为云南司机联合会董事长，卓有成效地保障了父亲龙云治下，发动数十万父老民工修筑的滇缅公路，可以在当时猖獗匪盗的眼皮下，让输送抗日物资的卡车车队，顺利地通行在这条中国与国际相联的唯一陆地运输线。可以说龙绳曾“董事长”的名义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龙云主政以来，虽然一直支持蒋介石，但蒋、龙之间业已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多年以来，龙云把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抓在自己手里，不容中央政府染指，这在蒋介石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38年12月，汪精卫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在昆明得到了龙云的同情和帮助，使蒋介石对龙云从此耿耿于怀。尤其是龙云保护、支持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在云南开展活动，严禁国民党特务抓人，使昆明成为“民主堡垒”，更让蒋介石寝食难安。蒋介石认为龙云“阻挠政令，危害抗战，包庇左翼分子，使昆明成为共产党的温床”。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解除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清除民主阵地，就成为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前后不得不面对而又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 。
1945年4月，蒋介石秘密召见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商谈解决龙云的问题，要杜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做好准备。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实施调虎离山之计，急忙调龙云的滇军主力———由卢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使龙云成为无兵之帅。蒋还命令杜对昆明所有的通讯、交通设施都进行监视和切断部署，严防龙云乱中逃跑。一切布置完毕后，蒋又以日军有阴谋、国民党军接收兵力不足、恐出意外为借口，要龙云把他留在昆明护驾的家兵———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的19师、爱将潘朔端的23师都调防越南。至此，龙云多年来训练、装备起来的“看家宝”就只剩下二儿子龙绳祖率领的24师以及宪兵团和警卫大队了。
在对龙云发动突然袭击之前，杜聿明还多次举办舞会、宴会，并到龙公馆拜访，以示亲热，借以迷惑龙云。1945年10月3日，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包围昆明城，解除了龙云的警卫部队和滇军守城地方的武装，并传达蒋介石命令，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辕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史称“十三事件”。
龙云逃出公馆，登上五华山省政府驻地后，一面指挥警卫营奋死反抗，一面等待后援。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在宋子文等人的反复劝解下，龙云才放弃抵抗，留恋地离开了他经营十七年的云南，被迫飞往重庆接受院长任命。实际上，他已完全失去自由，等同于被软禁了。之前，在卢汉离开昆明时，龙云为了预防万一，曾对卢汉说，如果昆明有变，闻讯即率部队回昆。但蒋介石早有安排，在中越边境布置大军堵截，并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以分化龙、卢之间的关系。因此，“十三事件”发生后，卢汉犹豫不决，部分滇军想打回云南，但一分析军事态势，确也难以办到。卢汉完成受降任务回国后，于1945年12月1日就任云南省主席职位，但只带回了一个营的兵力。蒋介石为了消灭异己，将驻越滇军调到了东北内战前线。
处于软禁中的龙云，丝毫不惧蒋介石的淫威，经常与中共、民主人士和滇军老部下秘密联系策动反蒋，并在旧政协开会前，资助民盟经费2000万法币（当时值黄金200两）。后来，潘朔端、曾泽生起义和张冲投向共产党，都与他们的老长官龙云不无关系。
1946年3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龙云提出想先回昆明一趟，然后再去香港，希望脱离政治，遭到蒋的拒绝。龙云只好跟随大队人马回到南京。第二年，龙云所在的军事参议院被撤销，另立战略顾问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龙云任副主任。蒋介石几次要战略顾问委员会拟“剿共”计划，但均为龙云所拒绝，双方关系更为紧张。
在南京，龙云受到严密监视，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例如1946年秋他想到杭州参观，1947年夏想到上海送爱女国璧赴美留学，均被无情拒绝。1948年秋，龙云听到蒋介石要把自己挟持到台湾的消息后，决心逃出虎口，并立即着手自救行动。他先与上海中共地下负责人吴克坚取得联系，计划乘船北上解放区，但未能实现。接着又派人到上海找到抗战期间在云南结识的美国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将军求援。在老朋友陈纳德的帮助下 ，1948年12月8日，被蒋软禁了整整三年的龙云终于脱离牢笼，搭乘陈纳德的一架商业飞机从南京经上海飞赴广州，随即远走香港 。 龙云脱险后，立即站到了反蒋反内战的行列。他到达香港不久，就发表长篇谈话，公开抨击蒋介石的阴谋，拒绝了代总统李宗仁要他去南京“共商国是”的要求，并力劝李宗仁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他时常关心云南的局势，多次派人去云南劝说卢汉早日起义。1949年8月13日，他同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表示同蒋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不要跟着蒋南逃。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开除龙云等人党籍并加以通缉，甚至派遣特务到香港伺机刺杀。
二十多年来，龙云从拥蒋到反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他彻底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决裂，走向光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龙云被列为特邀代表。10月1日，新中国诞生，龙云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政协会议颁布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制定了国旗、国徽、国歌。尚在香港的龙云高兴地对《文汇报》记者表示：“我觉得最高兴的一点是‘共同纲领’的颁布和有了新国旗。看了‘共同纲领’后，觉得它胜过百万雄师，足够压倒百万美帝装备的反动军队……这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真正的共同的意志。中央政府中所有的各政府机关，非常完备，可以说将阻碍国家统一的一切因素都扫除了。阻碍中国建设繁荣的毛病扫除得干干净净，全中国人民都清楚看出我们国家的远景。”
经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原计划龙云早日北上，但他不愿意把吸食鸦片的恶习带到北京，决心戒了烟再走。1950年1月，已经成功戒烟的龙云离开香港，到达北平，沿途受到各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龙云被安排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又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等职。国家给了龙云副总理级的待遇，工资500元人民币，配有司机、警卫、秘书、服务员、勤杂工、厨师等。
到达北平后的龙云，生活舒适，心情欢畅。
夫人顾映秋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你爸爸来到北平以后，中共各级人员的态度非常好，对你爸爸优礼有加，过去在昆明的民主人士，也非常亲洽，所以心情特别愉悦，更显然精神好了。” 党和人民的委托与信任，使龙云深受感动。尽管他年事已高， 仍然努力工作。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安定西南地方云南战争的社会秩序， 维护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经常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他重视民革工作， 大力加强民革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为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 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Ⅲ 云南名人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方面的名人呢?
政治人物
杨一清——华盖殿大学士，云南安宁人。
朱家民——贵州左布政使，云南曲靖人。
杨绳武——兵部尚书，云南弥勒人。
包见捷——吏部右侍郎，云南建水人。
陈表——浙江监察御史，云南玉溪人。
胡平表——贵州布政使，云南建水人。
傅宗龙——兵部尚书，云南昆明人。
雷跃龙——礼部尚书兼育英殿大学士，云南玉溪人。
王锡衮——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云南禄丰人。
医学家
兰 茂——医学家，着有《滇南本草》，云南嵩明人。
军事人物（只列上将级别）
李根源——陆军上将，云南腾冲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顾品珍——陆军上将，云南昆明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刘祖武——陆军上将，云南昆明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李鸿祥——陆军上将，云南玉溪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谢汝翼——陆军上将，云南玉溪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罗佩金——陆军上将，云南澄江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唐继尧——陆军上将，云南会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张开儒——陆军上将，云南巧家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复祥——陆军上将，云南凤庆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叶荃——陆军上将，云南云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庾恩旸——陆军上将，云南墨江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黄毓成——陆军上将，云南镇沅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朱培德——陆军上将，云南禄丰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金汉鼎——陆军上将，云南江川人，云南讲武堂毕?br>
唐淮源——陆军上将，云南江川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王 钧—— 陆军上将，云南呈贡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范石生——陆军上将，云南河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胡瑛——陆军上将，云南云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龙云——陆军上将，云南昭通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卢 汉——陆军上将，云南昭通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杨 杰——陆军上将，云南大理人，陆军大学毕业。
杨增新——陆军上将，云南蒙自人，清朝进士出身。
丁 槐——陆军上将，云南鹤庆人。
谭庆林——陆军上将，云南建水人。
气象专家
陈一得——云南近代气象、天文、地震科学的先驱，云南盐津人。
教育家
熊庆来——教育家，云南弥勒人。
数学家
熊庆来——数学家，云南弥勒人。
历史学家
姜亮夫——历史学家，云南昭通人。
哲学家
艾思奇——哲学家，着有《大众哲学》，云南腾冲人。
音乐家
聂耳——音乐家，云南玉溪人。
建筑设计专家
张邦翰——建筑设计专家，云南镇雄人。
民主人物
楚图南——中国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云南文山人。
报人
杨振鸿——曾经创办《光华日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云南昆明人。
现在的歌手的话 庾澄庆祖籍云南的 还有
曹方 版纳人
朱婧
熊汝霖
方力申也是云南的
胡静
张丰毅（出生在湖南 但是未满周岁便扎根云南了）
段林希 （快乐女生总冠军）
还有舞蹈家 杨丽萍老师
Ⅳ 急问~从合肥南站怎么去龙云寺，一个回来要多少时间
晚上直接打车到东廿端口那边的龙云寺吧！在东廿端口住一晚第二天再还愿！
或者在合肥市区住一晚也行！
合肥南站——龙云寺：
公交线路：9路 → 146路，全程约14.8公里
1、从合肥南站负一楼的公交大厅内，乘坐9路,经过6站, 到达晓珠站
2、乘坐146路,经过19站, 到达二十端口河站
3、步行约120米,到达龙云寺
Ⅳ 如何评价民国时期云南的四位军阀
在民国时期，云南共经历了4任军阀的统治，他们分别是蔡锷、唐继尧、龙云和卢汉。这几位各自都有鲜明的特点，对云南的影响各不相同，下面我们逐一来看看：
一、蔡锷是一位杰出军事领袖，顺应时局，投身革命，率先带领云南推翻了清朝统治 。蔡锷在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后积极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在就任云南都督后响应了武昌起义并成立了云南军政府，之后发动了昆明辛亥起义，被推选为第一任都督。之后又主导参与了讨袁护国运动，任四川都督，迫使袁世凯取消了帝制。之后因病赴日治疗，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他执掌云南期间，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受到了百姓极力的拥护。
总的来说，这四位“云南王”对云南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蔡锷、龙云、卢汉都对民族的统一事业也有巨大贡献。
Ⅵ 给一份毛人凤的生平简历！
个人简历
毛人凤（1898—1956），原名毛善余，后更名人凤，字齐五，浙江省江山人。曾入上海复旦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 毛人凤
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7年任局长。1949年去台，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续任局长。曾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10月14日因癌症死于台北，时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且是小学同学，先于戴笠投考广州黄埔军校，但因体检未合格落榜，回家后曾向乡间混混戴笠建议也投奔广州黄埔军校，并以自己的钱财资助戴笠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应该说毛人凤是戴笠的贵人，使混混戴笠初识黄埔，劝导和出资赞助戴笠投奔黄埔军校，从而改变了戴笠自己的命运。日后戴笠发迹，的确也没有忘了这位老乡的恩情，对其感恩有加。戴笠死后，毛人凤成为军统特务巨头之一，他是当年暗杀周总理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策划人。1959年10月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
人物生平
幼年在浙江江山文溪小学读书，后入浙江省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1926年转学黄埔军校第四期，不久因病休学。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1935年3月，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在汉口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二科第一股股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1938年8月复兴社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毛人凤改任局本部秘书。不久提升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兼甲室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1946年8月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1947年毛人凤为局长. 1949年初，毛人凤跟随蒋介石制定"应变"措施，部署潜伏特务，同时在重庆、成都、昆明、南京、上海等城市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青年人士、青年学生。奉令布置特务组织破坏各大城市工厂、水电、桥梁等设施。同年，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解放后，蒋介石企图以西南的川、康、滇、黔等省为根据地抗拒解放。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解放大军继续进逼重庆，蒋介石被迫决定由重庆撤退。根据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国民党特务从9月即开始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7、8月间，卢汉在云南宣布接收国民党中央在昆明的机构，限令国民党特务离开云南，成为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得到了这个消息，颇为震惊，亲由台湾经广州到达重庆，解决云南问题。当时，桂系白崇禧主张用武力解决，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主张用政治解决，蒋于是采取政治与军事兼用，一面增派第八、第八十九军分道压入云南边境，一面进行政治解决。那时，蒋介石认为卢汉的行动是受了龙云的影响，遂秘密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前局长毛人凤（那时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由徐志道继任，但毛仍负该局实际责任）在香港暗杀龙云。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由台湾派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六名特务，经广州前往香港。后来改杀杨杰。 1949年9月6日，毛人凤秉蒋介石指令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剧场。11月14日，蒋介石与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由毛人凤主持会议，执行蒋介石交代的大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全国解放前夕，毛人凤赶赴台湾。 1952年10月10日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委候补委员。1953年3月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1955年阴谋加害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未能得逞。1957年10月14日病死于台北。
事迹
毛人凤是军统头子戴笠的继承人，而其之凶狠又远远超过戴笠。 毛人凤字齐五，原名毛善余，化名以炎，1897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毛与戴笠为同乡、同年，又是小学时的同学。 毛人凤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考入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校，时年14岁。其于高小毕业发榜时，改名毛人凤。后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1920年毕业后，在江山县新塘边嘉湖小学任教员。 1925年底，毛人凤考入了广东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翌年回乡奔丧间，在江山县城内悦来客栈与戴笠邂逅。时戴笠正不走运，落魄于乡间。毛人凤告戴，谓革命朝气在黄埔，竭力劝戴赴黄埔军校投考。戴听从毛之言投考了黄埔军校，此为戴一生之转折点，后来，戴对毛十分宠信，此亦为其重要原由之一。 毛人凤有个胞弟叫毛万里，1932年间于杭州投考警官学校，在未发榜间，闻主考官乃为戴笠，便写信于戴，说明了情况。戴果关怀备至，一年后，毛万里竟成了戴身边工作人员。 1934年的一天，戴笠突然向毛万里问起毛人凤情况，始知毛人凤在崇德县政府内当了一名科长，戴征得毛的同意后，将其安排到杭州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任书记，自此，毛跨入了军统大门。 毛人凤给人的印象非常忠厚老诚。他工作起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论有事无事，均不离开办公室，尽心守职，丝毫没有露出半点野心的样子，而且逢人带笑。1935年，毛人凤被调任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是年冬，调任西安“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第三科少校科长。1936年任西安军宪警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后又调任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机要秘书。 毛人凤不是军统初创的“十人团”成员，且为“半路出家”，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调进军统局当秘书，对军统业务亦没有多少亲身经历和经验，但他却能在几年内爬上军统高位，扶摇直上，尤其在戴笠死后，很快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得多的两个对手——郑介民和唐纵，掌握了军统的大权，大走红运，实在有奥妙。这奥妙由毛人凤归为5个字，即：笑、勤、忍、狠、迷。 “笑”，即以笑脸对上对下。毛人凤在军统局当代理秘书间，是个有名的“笑面虎”。他从不发脾气。而戴笠是官大脾气长，脾气非常暴烈，常为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每遇到这种情况时，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责任或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使得被责之人对毛感激不尽。对于一些他替别人承担责任之事，当对方不了解是经他帮忙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时，他一定设法使对方知晓。毛的这种手段，使不少特务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毛在军统局里一副笑脸，在外边也不耍军统的威风，能吃亏让人。 毛人凤除了肯代人受过外，还乐于替人排忧解难。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侦缉大队大队长谈荣章二人与侦缉大队女特务杨吉昌发生奸情，后杨堕胎时流血过多而死，杨的同学要联合起来告叶、谈二人，经毛调节，将此事化无。 由于毛人凤常在戴面前替人说情，因此，戴常斥责他是“菩萨心肠”，不是大丈夫，不能成大器。毛一笑了之。 戴笠由于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因而发展的十分骄横跋扈，惹了许多权贵，树敌很多。而毛人凤却与戴不同，从不去得罪那些权贵，并设法调和权贵们和军统间的矛盾。 毛人凤有句话，叫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干活没眼的。毛的工作精神在军统里是有名的。他总是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处理各种文件。每次在特派员办公室召开政治指导员会议，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记录，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1942年，戴笠打算让姜绍谟接替毛人凤工作，送毛入军校高教班受训。姜这日到了重庆，住在了军统所在地罗家湾本部。他有早起的习惯，这天早5时，便起床到了院中，见秘书室有灯光，进去一看，见是毛人凤伏案阅公文，遂道：“你起的可真早。” 毛人凤见是姜绍谟，回答道：“我这一夜还没睡呢。” 毛人凤这种拼命工作的精神吓得姜绍谟胆颤，他急忙找戴笠，以自己身体不行，推卸了接替毛人凤之任。戴听从了姜的意见，改派姜为渝特区少将区长兼军统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后来，戴笠因兼职过多，对军统局工作不能完全过问了，毛人凤便整日埋头于军统局，事必亲躬，这样，他对军统局的工作了如指掌。蒋介石多次问他军统工作，他都对答如流，这使蒋对他有极好的印象。军统局的特务们，凡是经他手的报告，都一一落到实处，特务们也都乐于找他。抗战间，毛人凤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一间一丈五尺见方的小楼房内，整天坐在那里，批阅处理上传下达文件，常常通宵不眠，而且每个科员都可随时找他解决问题，他总是认真地处理。 毛人凤极能忍耐。他有三句话，叫做：“认真不得，生气不得，马虎不得。”意思是处理各种问题，既不能认真又不能马虎，也不能生气，要能忍耐。 抗战间，军统局局本部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常常借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要下级部门“进贡”。而毛从来不去，许多机关的领导常常请他去视察，他总以自己不是负责人而推掉。实在推不掉的场合，他也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不以领导者自居。每当戴笠出门间，军统在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的总理纪念周活动时，毛总是请郑介民或唐纵来主持，自己从不出面主持。这样一来，不仅郑介民、唐纵，连戴笠都认为毛人凤是个没有野心的人。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也同戴笠等一样，认为毛是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才。毛人凤虽多次因工作见蒋，均没向蒋提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在戴笠死后，蒋要郑介民主持军统工作，还嘱毛人凤好好帮助郑介民。毛人凤便以不露声色的忍耐精神，将其野心深深埋在心内，以待时机的到来。 毛人凤经过笑、勤、忍之后，终于击败了郑介民、唐纵等竞争对手，掌握了军统局大权，于是，他那副菩萨相立即丢掉。
毛首先搞垮郑介民。郑一向假惺惺地冒充自己廉洁，他自己不出面搞钱，却让老婆出面去搞。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在接收日伪财产和纵放日本战犯中中饱私囊，并将贪污之钱送给了郑介民老婆不少。马和毛亦是老朋友，但毛为搞垮郑介民，不惜牺牲与马之友情，将马以贪污罪名，上报于蒋介石处死。郑介民只有饮恨于心，亦无可奈何。 毛人凤的族侄毛森，亦是军统特务，由于其手段黑和狠，被人谓之“毛骨森森”，由于这些关系，毛森深为毛人凤所赏识。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森与美国特务系统勾结起来，不听毛人凤指挥了，毛人凤指使人欲杀掉毛森，终因大陆解放而未能下手。 对于共产党员、民主人士，毛一贯的主张是斩草除根。连小孩都杀掉。对于触犯他利益的，他决不轻饶。军统局在贵阳办了一张报纸，有次点了何应钦的名，说何是黔省第一大财主。何知道了大怒，电话质问毛人凤，毛为讨好何，立即下令此报停刊，并将贵州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周养浩免职，特务们都认为如此对周的处理过重，毛对特务们说：“以后决不准有此类事发生，不能因此类事给我找麻烦，连蒋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何必去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毛人凤对待叛徒的狠毒手段，要胜过戴笠一筹。其最毒一手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保密局逃往台湾时，叛徒们都急着要走，而毛人凤将他们全部丢下，甚至连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工作组的组长瞿梦秋都丢下。叛徒们为求得一走，哭着给他跪下，毛也不允。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抗战时随张国焘一起工作，任过延安情报站站长，解放前夕拖家带口到成都找到毛人凤，哭着要求毛带走他，毛坚决不答应，坚持其留下。毛认为，国民党的这些叛徒留给共产党，很可能被杀掉，这样会给共产党带来许多麻烦，且舆论对共产党也不好。
忌讳
毛人凤是极信迷信的，对算命、看相、风水一类的术数学特别相信。他认为自己一生的好运是和命相分不开的，前文述过，保密局局长办公室的主任潘其武，对命相学极有研究，无论在何处，凡是发现了有名气的命相家，潘总是带去见毛，毛对术士的话，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毛的五行中缺火，为补此“火”，他特化名“以炎”，而且多年来一直延用此名，特别是戴笠的化名被改而死，毛对这化名更是处处使用。 戴笠死后，其遗物很多，如汽车、房屋等，毛人凤一概不用，认为用戴的遗物晦气。使戴的汽车由郑介民、唐纵和他分用，他将此车给了副主任秘书张严佛。 抗战胜利后，戴笠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了许多高级住房，这些房屋豪华舒适，而毛人凤宁可住处简陋，宁可自己费力找房，也决不要戴的住房和办公处。军统新建大厦中最好的办公室，是戴笠生前设计的，毛人凤也不去用，而是要潘其武找一位懂“奇门遁甲”的人，推算了一间方位好的房间，虽然这间房间简陋，但他还是高兴的使用。在毛人凤从副局长升到局长位置时，郑介民腾出了局长办公室，而毛人凤依旧在他原来那间房里办公。毛的这一切在别人眼中，均认为他简朴、廉洁奉公，而根本的原因是他迷信，对戴笠的东西，他认为晦气，他不搬到郑介民的办公室，是认为他的那间办公室很顺利，怕搬动后失掉了好运气。
与蒋经国之斗
1952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蒋介石希望亲台的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便一边暗中向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由蒋经国特使毛邦初直接掌管。 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因此官运亨通，其时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美，表面上负责购买飞机、油料，实则主持院外游说。毛邦初的办公室有一部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定期向蒋经国汇报院外游说的进展情况。当时李宗仁也在美国，李、蒋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积怨甚深。此届美国大选，两人又唱开了对台戏——蒋支持共和党，李则支持民主党。 毛邦初驻美的真实使命，民主党心知肚明，便要李宗仁帮助，把共和党的这个帮手给挖过来。李欣然应允，频频约毛邦初吃饭聊天。毛大大咧咧，从不推辞，全然不知他的身边就有保密局特务，他和李宗仁的所有交往都被记录在案。
不久又发生一个变故：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军购。诺兰是国会议员中的亲蒋骨干，蒋介石哪敢冒犯，当即应承下来，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权力。在美军购可是台湾的一桩肥得流油的大买卖，毛邦初起初不肯撒手，但抗拒“君命”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想象得到。 于是，气急败坏的毛邦初索性把两千多万军购款席卷一空，跑到墨西哥隐居起来。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潜逃之前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如何向老蒋提供政治情报等等内幕一股脑儿给端了出来。传媒大哗，民主党趁势发起反击，提议组建专门机构，就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事件，是蒋经国对美“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败笔。幸灾乐祸的毛人凤赶紧把关于毛邦初事件的详细情报送到蒋介石案头，期望蒋介石能据此查办蒋经国。蒋介石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杜长城案 蒋经国遭此一劫，对毛人凤恨得咬牙切齿，更加急于瓦解毛人凤的铁桶江山，将保密局“收归国有”。用什么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他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岂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巧这时发生了杜长城案，才使蒋介石不得不认可蒋经国的决策。 杜长城算是一个知名人士，曾在四平战役中立有“战功”。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杜任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负责破坏各种设施，阻滞解放军前进；抵台初期，在“保卫大台湾”的口号下，技术总队又设计出在海水中遇敌自动升起爆炸的多种诡雷，备受毛人凤赞赏。毛有意提携杜长城，想进一步委以重任。 但陶醉于功名的杜长城，完全迷失了自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当时正值陈诚以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大爆破”的军事演习，杜长城利用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了毛夫人向影心。 在毛人凤纵容下，他还竟然异想天开，打算绑架蒋经国。谁知内情被蒋经国侦知，杜长城和他的亲信多人被捕。军法单位对如此大案不敢审决，将全部涉案名单上呈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用红笔在呈文正面的名单上打个括号，批示“一律枪决”。杜长城及涉案的另一个毛氏亲信胡凌影没能逃过此劫，成了蒋经国的枪下鬼。 蒋经国一下子搞掉了毛人凤的两员大将，但这还不是毛人凤最大的损失，毛最大的损失是：经过此案，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失去信任，因而完全接受了蒋经国拟订的谍报系统改革方案。等蒋介石一批定蒋经国的改革方案，一切便雷厉风行，毛人凤大势遂去，蒋经国便正式君临台湾谍报系统，成了地道的台湾特工王。
毛人凤被称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笑面虎”、“毛军师”、“毛大秘书”。毛人凤做官的秘诀是：“忍”、“等”、“狠”三个字。 1946年3月，戴笠摔死在岱山，谁来领导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手段最阴毒的特工系统之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貌不惊人、才不压众的特务毛人凤经过一番角逐，继承了戴笠的衣钵。 有人说毛人凤既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不是军统初创时的成员，外勤没有当过站长，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其出任军统头目实属偶然。有人说毛人凤靠的是和戴笠同学、同乡而且沾亲带故，其发迹完全是依靠戴笠的提携。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却没有人把道理说透。毛人凤从县衙门的师爷做起，短短十余年成为保密局的看门人，单靠运气和裙带关系并不能解释完全，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青云直上呢？ 毛人凤败退台湾后，曾向一个密友透露过自己的做官秘诀全在“忍、等、狠”三字。人说毛人凤肖龟，取的就是他能倔能伸的性格。别人当众搧他耳光，毛人凤微笑自若；蒋介石脱下鞋帮往他脸上乱打，毛人凤说这是“领袖的爱戴”……心字头上一把刀，毛人凤坚信忍能避祸，也能为升官发财铺好路径。 军统主要对付共产党，如1949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江竹筠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被军统特务杀害，年仅29岁。 重庆解放前夕，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不久他又在昆明制造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事件，在香港策划了对爱国将军杨杰等人的暗杀惨案……他的“狠”使他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Ⅶ 云南的名人有哪些
1、聂耳
聂耳(公元1912～1935年)原名守信，字子艺，一作紫艺。祖籍玉溪，生于昆明。中学时代即加入共青团，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到上海，次年考入"日月歌舞社"任小提琴师。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进步音乐、戏剧、电影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并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艺术评论。1935年取道日本赴苏联，不幸于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逝世。
(7)龙云如何去上海扩展阅读
云南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是发现的中国和亚洲最早人类。战国时期，这里是滇族部落的生息之地。云南即彩云之南、七彩云南，另一说法是因位于“云岭之南”而得名。
云南国土总面积39.41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4.1%，居全国第8位，总人口4770.5万人（2016年） ，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下辖8个市、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Ⅷ 昆明市第一任市长是谁
潘朔端(1901～1978)，又名潘燮，字孝源，1901年10月19日生于云南省威信县长安乡潘家山。父亲 系清末秀才，母亲周氏。弟兄姐妹四人，潘朔端排行第三。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因为有红色倾向，潘朔端被清洗出部队，流居上海。 1929年回滇担任云南军官候补生队中队长，与大队长卢浚泉和大队副曾泽生一起编唱《吃饭歌》，还创办了《新武力》的校刊，以宣传“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思想，以致遭到了蒋介石的以“异党”为罪名的查办，候补生队解散。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 卢沟桥事变后主张抗日的滇军将领龙云，将原滇军的6个旅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0军，下辖182、183、184三个师，由滇军将领卢汉任军长、滇军将领张冲任副军长兼184师师长，潘朔端任第六十军一八三师1081团长。 潘朔端在台儿庄战役中带领先头部队奋勇杀敌，裹伤指挥作战，坚守阵地至后续部队到达，立下战功，被国民政府授予一级宝鼎勋章。还参加过武汉会战、长沙会战。 1940年底升任一八三师师长。1943年，任暂编第二十三师长。1945年，任184师师长，1945年9月，入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在此期间，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在昆明发动了“倒龙”政变。 1946年4月间，从越南直接海运到东北参加反共内战。184师下设550团、551团、552团。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秘书王世臣。 1946年4月接替第52军防务，551团驻鞍山，552团和师部驻辽宁海城，五五0团驻大石桥和营口。归新六军廖耀湘指挥。1946年5月27日，民主联军逼近海城一线，潘朔端抓住机会，在海城宣布起义。潘朔端成为内战初期第一个起义将领。令蒋介石咬牙切齿。海城起义后，184师光荣改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1军”，潘任军长。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秋，他申请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调任嫩江军区副司令员。1948年8月，他因工作需要调任四野十二兵团副参谋长，为策动长春城内60军的起义作了大量工作。 历任东北民主同盟军军长、东北嫩江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参谋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市长、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至第五届昆明市人大代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省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其国家一级解放勋章。 10年文革，潘朔端受到严重冲击，后期才恢复主持政府工作。1978年8月30日，他拖着便血3天的身躯去东风广场开会，解决数百家拆迁户住房的遗留问题，下午又实地勘查6个厕所的修建地点。因失血过多，傍晚到家就晕倒，住进医院，抢救无效，同年9月14日病逝，终年78岁。
满意请采纳
Ⅸ 中国历史上航海类，科技类，建筑类的着名少数民族人物
熊庆来
熊庆来(公元1893～1969年)字迪之，弥勒人。曾赴比利时、法国留学，专攻数学，获硕士学位。在法发表《无穷极之极函数问题》等论文，崭露头角。1920年创办清华大学算学系及研究部，陆续写成《高等数学分析》、《方程式论》等着作。1932年赴苏黎世参加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后留法国从事数学研究，撰写了《关于整函数与无穷极的亚纯函数》等论文，其创见被学术界称之为"熊氏定律" ， 1934年回国，重主清华大学算学系。1937年应聘回滇担任云南大学校长12年。1949年到巴黎参加国际会议，在法治病从事数学研究。1957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去世。他热情关心青年一代，曾增减了华界庚等知名数学家。
聂耳
聂耳(公元1912～1935年)原名守信，字子艺，一作紫艺。祖籍玉溪，生于昆明。中学时代即加入共青团，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到上海，次年考入"日月歌舞社"任小提琴师。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进步音乐、戏剧、电影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并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艺术评论。1935年取道日本赴苏联，不幸于7 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逝世。聂耳创作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30余首，集中表现当时工农群众的苦难和反抗，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坚决意志，成为"中国革命之号角"。 其中《义勇军进行曲》于1949年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墓在昆明西山，玉溪辟有聂耳公园昆明翠湖、西山及玉溪有聂耳雕像。
皮逻阁
皮逻阁(公元697～748年)南诏第四代王，据胡蔚本《南诏野史》载，他于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即位， 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卒，在位20年。他在位期间， 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并吞了其他五诏，使洱海地区统归南诏管辖，将王都从巍山迁至大理，当时称为太和城。开元二十六年( 公元738年)他入京朝贡，受到唐玄宗的礼遇，加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其后又加封"上柱国"，并赐"龟兹乐一部"及金佛像等。
郑和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回族，昆明人。明初入宫为宦官，赐姓郑。后从侍燕王朱棣，有功而被升为内宫监太监。世称"三保太监"。1405－1433年，郑和率27,800余人，分62艘宝船，先后七次下西洋，南至爪哇、西至波斯湾和红海、最远到赤道以南非洲东海岸，历经39个国家和地区，航程达10余万公里。此航海创举，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到达非洲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还早80多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00年。对中国的航海事业具有伟大的贡献。
唐继尧
唐继尧 (公元1883～1927年)字萤赓，别号东大陆主人，会泽人，清痒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1909年回滇后历任清陆军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陆军讲武堂教官、监督、新军管长。1912年率军北伐，任贵州都督，次年调任云南都督。19015年与蔡锷等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任护国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1917年护法运动中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元帅。1922年创建东陆大学，还支持赵藩等辑刻《云南丛书》。1927年2月部将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发动兵变，改组省政府。5月，唐病逝于昆明，葬于园通山。着有《会泽首义文牍》、《会泽督黔文牍》、《会泽靖国文牍》、《东大陆主人言志录》等。
龙云
龙云(公元1884～1962年)原名登云，字志舟，昭通人，彝族。原为唐继部将，1927年胡若愚等发动兵变改组省政府成功，龙云相继任云南省常务委员员主席、38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主席、13路军总指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滇黔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组织第58军、第60军参加中原抗日，后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等职。秘密参加民盟，支持民主运动。1945年10月，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48年底至香港，1949年8月13 日在香港发展《我们对现阶段中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1950年到北京，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龙云是继唐继之后，执掌云南党政军权长达18年的人物，对民国时期的云南省有较大的影响。
卢汉
卢汉(公元1896～1974年)，原名邦汉，字永衡，昭通人，彝族。为龙云手下的重要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任第60军军长，参加台儿庄战役，后任第13军团军团长、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率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5年10月龙云被迫下台后，调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率部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任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卢汉继龙云之后，在民国时期执掌云南军政大权4年多， 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人物。
楚图南
楚图南(公元1899～1994年)云南文山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史地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东北、山东等地任教及从事革命工作。 1935年到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参加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受聘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教授，1943年加入民盟，为民盟云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盟务活动，1948年底到河北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1949年随军进入北平，参与文教接管，出席新政协一次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文教部长。1953年后到北京，先后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和党组副书记、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党委、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人大常委、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会。其着作主要有《楚图南文集》(上、下)、诗词集《蕊草集》，译作《草叶集选》等。他还精于书法，各地园林名胜、纪念地多有刊物悬挂，文山西华园有楚图南铜像。
Ⅹ 关于杜聿明将军
杜聿明(1904.11.28-1981.5.7)，字光亭，陕西米脂人，国民党陆军中将，爱国将领，着名的军事家、统帅。
杜聿明于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生母叫高兰庭，出身贫寒家庭。杜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名聿德。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常偷偷到野外去打野鸡，并偶有猎获。十二岁时，在李鼎铭(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过)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李是杜的表哥。杜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
不久，祖父母相继去世，当家的伯父杜良辅也病故了。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了。杜虽是少年当家，由于聪颖过人，居然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杜十六岁时，他的父亲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榆林中学继续读书。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是杜聿明的堂哥。杜在读书期间，爱好体育，并且很快学会了步枪射击瞄准要领。他立下这样的志向：要么学好英语，能够出洋去看一看世界强国，学一学他们富国强兵的方法；要么投笔从戎，自己能够训练出一支保家卫国的精兵。毕业考试，他的英语成绩不佳，遂决心做一个爱国军人。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曹也是米脂县人，父亲是该县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她原先在家中学习诗文绘画，婚后才到榆林女子师范读书，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清党”被清了出来。
正当杜聿明从榆林中学毕业后急于寻求出路的时候，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与此同时，他也在报刊上看到了吴佩孚办洛阳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因为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曾在陕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向蒋介石的推荐，杜等全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于右任赠给他一幅对联：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杜编在第三队第三区队第九分队，队长为金佛庄，同学有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人。
开学不久，学校开始办理入党登记。杜聿明同时收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两份登记表。他接受了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成为正式的国民党党员。
杜聿明受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他精心安排士兵每月六元的伙食费，带着炊事兵上街买菜，然后又跟着下厨房做饭，全连伙食办得很好，深受连长和土兵的称赞，不久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他当副排长后，却对士兵要求苛刻，以致不得人心，处境困难。
1925年春，杜聿明随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时任该团宣传队长的陈赓，见杜在连里呆不下去，便把他调到宣传队当队员，担任检查部队军容风纪的任务。他发现任何一个官长或士兵，只要打破老百姓的一只碗或损坏一棵庄稼，都要有关人员照价赔偿，不稍假借，有时自己掏钱赔偿。攻淡水城时，蒋介石挑选敢死队员，作为爬城先锋，他自告奋勇报了名，但未被入选。
东征军攻克淡水后，杜聿明长了一身疥疮，请假回广州医治。疥疮治愈后，杜与其他三人回黄埔军校谒见党代表廖仲恺，廖不禁大喜，说：“你们来得正好，胡景翼(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要办军官学校，连连打电报请广州派人协助，现在派你们到河南去，帮助胡筹备建校。”临行前，廖将一封信交给杜，要杜经过北京时，将信面呈孙中山先生。
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的接待。他们见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杜聿明将廖仲恺的亲笔信双手递给了孙先生的副官马湘，后写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汇报子孙中山的病情。接着，他们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仅一个月之久，胡因病去世，新任军长岳维峻(原第二师师长)对苏联顾问和黄埔学生都不相容，杜等在河南没有容身之地，被迫返回陕北。
不久，国民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营长、大地主吴宝山为扩大日已的势力，用重金聘请杜聿明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未几，补充营在榆次被晋军缴械解散，杜被押至太原监狱卜太原警备司令孪生达是老同盟会员，对黄埔学生抱有好感，将杜释放，还摆一桌酒饯行。之后，杜郑重地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了书信，汇报自己的情况，请示行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争取机会和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先生灵榇的守护。这时，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的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到达北京后，高桂滋将补充营改为特务营，派该营进驻西山碧云寺静宜园，守护孙中山灵榇。杜聿明仍任该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获悉这一消息，决心南下归队。他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老虎桥监狱。一天深夜，他约同牢囚犯数人，越狱逃出，乘船到达武汉。
杜聿明逃到武汉，就去见邓演达(时任国民党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邓向他了解北方一些情况后，问：“你现在准备到那里去?”他说：“我准备到南昌找校长。”邓只叫他到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
当时，武汉正发生“血花剧社”事件。张治中会见杜聿明时，问杜对此事件有何看法。他说：“我反对血花剧社有人提出反蒋的口号，我认为反对校长就是反革命。此中定有人捣鬼。不过我们国民党的处理也有不当之处，这种小事不必弄成惨案，搞得舆论哗然，不利于革命。”张连连点头赞许，并提醒他，现在外面思想情况很复杂，一定要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张还劝他，在南昌方面战局未定以前，不必去找蒋介石，可以留武汉工作。因此，杜聿明打消了去南昌的念头，在张治中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宁汉彻底分裂后，武汉方面的倒蒋运动达到了鼎沸的程度。有一天，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将枪决洪君器。洪是张治中的内弟，在学生兵团任职。洪的传令兵告密说：“张治中、洪君器等企图将学生兵团带到南京。”于是，武汉当局逮捕了洪。会上，当众人高呼“打倒蒋介石。枪毙洪君器”的口号时，杜既不举手，也不呼喊。当天晚上，三连召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大会，对杜聿明提出质问，杜始终不回答一句话。最后，全连以党员大会的名义，决定将杜先行禁闭，待请上级彻底查办。有一天，他听到正在闲谈的一个守卫说：“这些都是反动分子，很快就要枪毙掉。”当晚，杜冒死逃了出来，扮成商人模样，乘船前往南京。
杜聿明到南京后，找到了张治中，此时张任总司令部训练处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又带杜去见蒋介石。蒋很高兴，给了杜一些钱，并叫他到总司令部黄埔同学会登记处登记。张遂委任杜为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同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张治中出国考察，杜聿明跟着也失了业。他只好靠南京黄埔同学会每月十二元津贴维持生活。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1930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他认为团长这个职务很关键，搞得好就能爬上去，搞不好就会一蹶不振，因此格外奋发努力。师长徐庭瑶要求邯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旷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徐令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师长关麟征)。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端口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联系。王要第二十五师接替第一一二师的长城阵地，在第一线担任防守，关不同意接防长城阵地，坚持在古北口南城占领第二线阵地。双方相持不下。杜乃向关建议说，从地形上看，长城比古北口地势高，高屋建瓴，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来犯之敌，可是关不同意。结果，第二十五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形成第二道防线。而第一一二师主力却撤守古北口以西高地，仅留一个团守备长城第一线。
第二天，日军西义第一军第八师团及骑兵第三旅团迅速突破左翼第一一二师阵地，进占古北口关口，并乘胜向第二十五师阵地发起攻击。关鳞征指挥所部张耀明第七十五旅反攻，在争夺高地时负伤。这时，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继续同日寇浴血奋战。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率部撤至密云整补。
这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夏兴社。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杜本应返第二十五师供职，但由于和师长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太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州，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一营的二、四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团扩编为第二百师，以杜聿明为师长。杜认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拥有优良装备只是条件之一，最重要的还须有能够使用这些装备的官兵，否则，优良的装备就是一堆废铁。因此，他集中全副精力大举练兵，决心在短期内将第二百师练成一支能够驰骋疆场与日军打硬仗的劲旅。
杜聿明主张练兵首先练官，练官首先练自己。他自从任装甲兵团团长开始，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当师长后，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为了掌握技术。他穿上工作服，刻苦学习驾驶和修理，常常钻到车底下修底盘；他还把新发现的问题，随时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战车和步乒联合战斗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之间的配合；战车射击和伪装；战车与炮兵协同等问题。杜善于学习，做到不耻下问，深入探索，终于由外行变成内行，逐渐系统地掌握了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指挥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全师官兵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形成了练兵高潮。当时，国民党随军记者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钻研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矣。”
杜聿明说：“我们不但要加强作战指挥和战斗训练，还必须注意到加强精神训练，丰富官兵文娱生活。”他特委了一批政治干部，经常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思想，要求连队成立小型俱乐部，创办黑板报，教唱军歌，经常组织球类、田径比赛。这些措施，深受官兵的欢迎。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军长徐庭瑶)。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的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这时，杜聿明把练兵的重点转移到步兵师的训练上来。杜认为，战场上决战的胜负，阵地攻防的得失，完全依靠步兵来完成，机械特种兵，只在火力协同，用火力的优势来压倒敌人，要达到攻必克，守必固，全部歼灭敌人于战场上，是要由步兵师来完成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士兵体格，并注重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训练。他每到各团、营、连看士兵训练时，都一一做示范，同士兵用步枪、轻机枪射击比赛，提出谁打得满分，当场发奖金；发现教育上有发明创造的，当场讲评表扬，并传令各师派军官来观摩。后来重庆军事委员会派员来校阅，第五军的军事训练列为全国第一。此时，杜聿明年仅三十四岁。
为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从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
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旅团长是中村正雄)进占了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参见昆仑关战役)，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从正面进攻；戴安澜第二百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第五军司令部视察。陈严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杜连声称“是”，毫无难色。
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郑洞国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可是，19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攻，昆仑关又被夺去了。此后，双方反复争夺，官兵伤亡甚重。
杜聿明在此期间，集中全副精力掌握战机。虽然敌人的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在杜的身边爆炸，但他极为镇定。从容指挥战斗。他随时传令嘉奖并用物质鼓励作战英勇的部队，以鼓舞士气。他每天随身携带一部电话机，一架望远镜，冒着敌军炮火的轰击和敌机的轮番轰炸，不计个人安危，来到便于了望的前沿阵地，观测敌情战况，因而对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兵力火力，能够作出合于实际的判断，并据以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经过缜密的研究比较，并同各师长研究后，他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
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鼓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
昆仑关一战，日军损失空前巨大。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统计，这次战役，第十二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士兵死亡四千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在九塘被郑洞国的第三团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
“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中国军队获得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
“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四百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
在考察完毕的那个晚上?杜聿明依据为期一百天审慎考察所得到的情况，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然后，通宵达旦地在长达三十万言的“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上，执笔写下这样的结论：
“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治战略整个策划的。日军侵略越南并与泰国建立友好条约表明，它即将向英国的远东殖民地进军，这样既可夺取英殖民地，又封锁中国，起一箭双雕的效果。”
有鉴于此，杜聿明提出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在缅甸边境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后来编成的《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由杜拟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当时正在缅甸的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中将看了这份报告书，不觉大吃一惊，间杜：“象你这样富有理智而又刚强果断的将领，中国有多少？”
杜聿明自豪地回答：“俯拾皆是。”
“那末，胜利属于你们!”身着戎装，胸前佩着数枚勋章的波普汉中将站起来，两脚一并，给杜聿明行了一个军礼。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样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参见滇湎路战役)。
杜根据所获敌人文件，了解到当面敌情及作战意图后，认为当面之敌，最多不超过两个师团，决心集中兵力，利用同古有利地形，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缅军收复仰光。杜的方案，得到了罗卓英(第一路司令长官)、美国史迪威(参谋长)的同意。
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一连数日，敌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敌人以其三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二百师第六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敌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二十二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百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二十二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二百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复争夺，激战至30日。
这时，远征军东路第六军，西路英缅军，均正与日军展开激战，不能如期按原协定进入前线，而日军从仰光派出的后续部队将很快加入攻击，对第二百师实行强行包抄。第二百师已连续战斗十二天，补给中断，粮弹两缺，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杜聿明遂决心令第二百师突围撤退，以图集结兵力，俟机再与敌决战。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师突围的时候?吏迪威坚决反对，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攻击，并派参谋窦尔登监督杜实施。杜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不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开始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经过缜密部署，杜令郑庭笈指挥第二百师城内部队向敌佯攻，主力迅速撤退，于30日退出同古；安全渡过色当河。第二百师师氏戴安澜事后深有感触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人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第二百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同古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着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
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浑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五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此间，史、罗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而蒋介石又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第五军各部回国经过之处，都是些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给养困难，而又蚊蚋成群、蚂蟥吸血。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杜本人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在同敌激战中负重伤，不治去世。
杜率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蒋不仅没有给杜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杜聿明就任新职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蒋介石和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矛盾非常尖锐，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蒋处心积虑要翦除龙云。杜深知如果不搞好与“云南王”龙云和同盟军美军两方面的关系，不仅自己在昆明蹲不下去，更重要的是不能完成“捍卫西南战略要点”的重任，有负厚望，弄得不好甚至会身败名裂。他冥思苦想，寻求妥善对策，几乎废寝忘食，最后，他横下一条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决定对龙采取表面应付、内加警惕的方针。此后，杜和龙云周旋，恪守部下对长官的应有态度，执礼甚恭。如有关行营和地方政府的事项，在处理前杜都向龙云请示，经龙同意后再执行，决不专擅。数年间，杜渐渐取得了龙云的信任，表面上看来二人感情融洽，几乎无话不谈。对于龙云左右重要负责人员，杜则广为接纳，经常和他们打牌喝酒，参加一些娱乐集会，互相称兄道弟，以示彼此无所猜疑。杜对美军也小心照顾，美军有所要求，能办到的马上就办，尽量满足，不能办的，则婉言解释，免除误会。美军在公余之暇，经常举行各种娱乐和晚会，杜也去应付，凡接到美军邀请，大都准时到场，一道翩翩起舞。杜的这种做法，虽然引起了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非议，甚至有人向重庆控告。然而，蒋介石却对他抚慰再三，并开了一张巨额支票送给他，令其安心履行原任务。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蒋与杜一见面，就问：“你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答：“谁也没有看见。”蒋高兴地连声称好，接着说：目前准备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总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军事政治，保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恐其不服从中央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正事全部控制，然后在我明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昕了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当时驻在昆明的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是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
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