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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百家争鸣有哪几家
百家争鸣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着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着名的不过十家而已，分别是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具体介绍以下几家：
1、儒家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
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使儒家遭受重创。而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
2、墨家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墨家被古代大家认为道家的分支，深受道家影响。
3、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4、阴阳家
阴阳家是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哲学流派，齐国人邹衍是其创始人，阴阳家的学问被称为“阴阳说”，其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阴阳学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
5、道家
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道家完成系统的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对中华哲学、文学、科技、艺术、音乐、养生、宗教等等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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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中国古代教育史
你想要的是中国古代教育史，那么就请从头看起（比较多，我适当删减给你转载一下）：
有文献记载的可追溯到有虞时代舜所设庠，舜时，设庠为教，分下庠，上庠，七岁入下庠，庶老为师，十五岁入上庠，国老为师。
我们从上古时期就非常重视教育。
先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春秋时期，孔子办学，开启了私学教育。
夏商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国家就设立了以“序”为形式的官方学校，到了商代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并形成了成熟的文字系统，在此基础上，开始出现新的学校形式“瞽宗”。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发现当时的学校还被称为：大学、右学等，教育的对象主要面及贵族子弟，学习内容以文武、礼仪、乐舞等为主，在天文、历法方面也多有涉及。而老师则由巫师、乐师或者政府官员充当。
周时期进一步发展：西周时期，政府设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而乡学则多称为庠、序、校、塾等。《礼记. 王制》记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西周前期，因战事频仍，学校教育以武事为主，而西周后期政权稳定，开始倾重文化教育。当时大学学习以礼、乐、射、书为主，而小学则多学六艺基础知识。而此时的教育依然一贵族教育为主，平民是很难进入官办学校学习的。
出土于西周初期的《大盂鼎》记载，“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即朕小学，女勿克余乃辟一人”，意思是大孟年纪很轻时父亲就死了，他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康王就对他说:“你年纪这么轻就做官，我要你进我的小学。”。
教育内容
一为书、数，西周时，人们已经开始在学校教授基本的计算方法，类似今天的“九九乘法表”一样。二为射、御，主要教授学生驾驶车辆、战马，并学习射击等内容。三为礼、乐，此部分主要学习《周礼·春序》中记载的吉，凶，宾，军，嘉等礼仪规范。
教育方向
一为西周统治者要求学生能够在学习上涉猎广泛，文武兼备，周成王对伯禽说:“夫有文无武，无以威天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就是这个意思。二为统治者要求学生能够将所学在实际中熟练应用。三为周朝的教育侧重点不同，有前重武后重文现象。
教育特点
西周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学在官府”，而且还专有教育的器具和材料，《周礼·地官司徒》说：“闾共祭器，旅共表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可见礼乐之器当时是多么重要的物什。
东周时期，战乱频仍，礼乐崩坏。周王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诸侯开始为政一方，不受管制。诸侯开始在设立自己的官学，称为“痒宫”。然而此时的教育开始由官方向民间延伸和发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当时教育的典型写照。孔子出名正是因为他开创了私人办学先河。之后诸子百家多是各自立学说，招门生，既是教育，又是宣传。由于战乱频仍的关系，各国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为自己服务，而私学的盛行正好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也带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繁荣。此时的教育脱离了官学形式的束缚，开始变的多样性，可以说是无所不谈，从生到死，从和平到战争，从法律到诉讼，无所不包。诸侯开始脱离官办教育的角色，主要以“养士”来吸引人才。教育特点上首先内容无所不包，其次学宗百家，三为讲求实践与实际相结合，且教育场所不固定，或家，或官，或野。四为教育平民化。
秦代：后，初设博士之官，掌管全国教育，因多爱批评时政，丞相李斯提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批评私学的存在，“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学议之”。秦始皇采纳李斯意见之后，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取消并禁止办私学，焚书坑儒，屠杀博士和方士。要求希望学习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古代教育遭到沉重打击。
汉代：。汉武帝于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典籍《诗》《书》《易》《礼》《春秋》拔高到“经”的地位，并设儒家五博士，取消了其它各家传记博士，使朝廷教育方针向“独尊儒术”转变。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置弟子五十人，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其时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庠，在聚称序，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学教育。新形式的官办学校开始形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教育开始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授和学习方向。将儒家经典作为课堂的必修教材。人们在官学学习儒家经典，进而通过“举孝廉”、“征茂才”、“举贤良方正”等方式进入政府。太学设立后，对学生的出身不做严格要求，为才华出众是举，并对家境贫寒者提供资助。
两汉时期，国家教育管理机构也逐步完善，中央设太常兼管教育。蜀郡守文翁成都石室办学以后，地方学府兴起，由行政长官兼管。太学或其他中央学校以及地方学校主要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兼插六艺，在辞、赋、画、书等方面也无所不包。
私学方面虽然没有得到更多发展，但在教育模式上以和官学接近。幼年以认字教育为主，少年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青年以研究和应用为主，基本和官办学校教授内容相同。
魏晋南北朝：由于“丧乱弘多”，政局跌荡，官学衰落，士族阶层转而从《老子》、《庄子》和《周易》中找思想依靠，形成了“玄学清谈”。嵇康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教育内容除官学外，已不在以儒家经典为主，开始教授相对立的放任思想，有人提出”超名教，任自然”等观点，不再学宗一师，且不主张学习和实践相结合，讲究清净无为。
地方私学兴盛起来，凭藉“朝章宽简，政网疏阔”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情形是“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教育模式也向家族式、私塾式两个方向发展，而家族式教育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模式，进而士族家庭人数繁多，逐渐形成了世族势力。世族家庭教育不在以儒学为主，更兼玄学及博弈书算方面，并将儒释道相互掺杂，教授知识面也逐渐变广。此时民间多学经学，而贵族家庭则更倾向诗、书、朝仪等方面，有些家族则世代只通一门，或历史，或礼仪，或琴棋书画，王献之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隋唐教育的系统化：隋唐时期由于政治、文化、科学、经济等方面都发展迅速，国家教育模式也摆脱了汉代独尊儒术的观点，同时兼顾佛道思想，逐渐形成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兼通六艺的发展方针。
隋文帝开国后，在中央设立了国子寺，设寺祭酒转管教育，又置博士、助学等充当老师。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算学、书学等专科学校，大理寺同时设立了律学，教授法律。由于隋初学校系统发达，学生众多，但人才鲜少，隋文帝下诏废天下之学，只保留国子寺一所综合式学校。国子学后改称太学，而隋炀帝以后，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并在地方设立庠、序等学校，教育规模逐步扩大。但由于隋炀帝好兴边事，战争不断，学校教育最终变的徒有其表，失去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意义。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教育和选拔人才提供了新的方式由于创制之初，规矩尚不完备，考试内容、方式等没有定式，所以对国家教育未形成重要影响。
唐朝是中国教育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唐高祖建制以后，继承了隋朝的教育制度，在国子监之外又设立弘文馆、崇文馆两所贵族式学校。地方设立州学、县学。除教育科目繁多以外，唐高宗还令当时在各学科有造诣的官员编写各科教材，指定为“国学行用”书籍。教育年限不等，有三年，也有七年，分科完成。学生来源也屏弃了魏晋唯出身的陋习，不分贵贱，唯才是举。科举考试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完善，公元702年，武则天还创设武举，以选拔武术人才。唐朝后期，韩愈提出了按照人性的不同，因才施教。强调教育对一个人品性的影响。唐朝教育随着国力日盛，继而发展成为国际教育。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安南等国家都派遣了留学生或留学僧来国子监学习各科课程。据统计，当时中央和地方学校在学人员达到6万多人，各科人才备出，专科优异也可为官成为那个时期的主要体现。主要的教育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是最高行政长官。设司业二人，助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设丞一人，督导学生学业。设主簿一人，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监。府州县学学生由长史掌管。国子监设有博士、助教、直讲等，主管经学教授。老师多以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充当。
弘文馆则是主要生源。崇文馆要求学生都是一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国子监为文武三品以上，太学五品以上，四门学七品以上及庶人才学优异者都可参加。律学、书学和算学需八品以上并兼收社会专攻型人才。级别上，弘文馆、崇文馆最高，国子监次之。中央学校生源选拔主要来自贵族子弟及各地考试优异人才。地方官学中的优秀人才也可经推荐、考试后进入太学学习，平民入学者称“俊才”。学生学习时间长短不一，入学时间也不相同。毕业年限分6年和9年两种，按学习科目划分。
官学分旬试、岁考、毕业考三种。旬试即10天一考，考试内容为背诵和讲解儒家经典。岁试即年终考试，考试内容以年内所学所有课程，分上等、中等、下等三个分数线。下等为不及格，需重新学习，不及格三次则需延长在校时间，累至9年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毕业考由博士出题，国子监祭酒监考。各学学生能通二经者，平民能通三经者，才有资格考试。各地官学考试及格者由下往上，升入上级学校学习，直至升入太学、国子监学习。
宋代：重文轻武政策
宋初皇帝采取“重文轻武”政策来缓解武将谋国的压力，提高文人的政治待遇，这一政策也体现在国家教育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重用儒臣，实行儒臣执政、以文代武的政策。宋太宗以后后，提倡“用文德礼治”，“遵周孔之礼”，主张以儒学为修身之道，同时讲求佛道思想的作用。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
兴学运动
第一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即“庆历兴学”。旨在对教育机构和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内容有在州县设立学校，扩大太学和国子监规模，增加讲经博士人数，规定凡受教育者才可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内容改为策、论、诗赋三种。但运动因组织者范仲淹被罢黜官职，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就匆匆结束。
第二次兴学运动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始至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继续推进，由同平章事王安石倡导，改革内容将太学分为三个等级，即所为三舍法，下舍成绩优秀升中舍，中舍优秀升上舍。熙宁四年五月在地方设立官学，拨学田，置小学教授。十月颁布“三舍法”，改革太学。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颁布太学令。改革科举取士的方法。王安石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应“本于学校”，提出停止明经试科，增加进士名额，取消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和墨义内容，改为经义和策论。同时恢复各类专科学校。王安石还提出学校教育要”求专门，兼文武”，在东京设立武学，教授军事知识。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朝廷设立了经义局，对《诗》、《书》和《周礼》进行新的注释和讲解，汇编成《三经新义》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统一经学教材。此次兴学运动时间长，成效大，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兴学运动也中途而废。
* 第三次兴学运动从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开始，这年八月，诏天下兴学，以“三舍法”令行天下。州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州学，州学生三年升太学。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下诏以学校取士，停废科举。崇宁兴学的目的在于恢复第二次兴学运动中的改革内容，学校制度变化不大。
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有宋一代，各地书院式私学盛行，主要由于自唐朝以来，印刷业发达，书籍增多，民间可掌握的教育资料也开始增加，又因五代时战乱四起，教育中断，想学习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学识的学者的周围，既而形成书院。宋朝时，官方为了对私人办学进行管理，对私学“赐匾”、“赐书”、“赐学田”，给予承认，于是书院形成了以私学，半官办，官办私学等多种方式。另外由于当时有学识有威望的学者，比如朱熹、陆九渊都喜欢在书院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院式私学的威望。着名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茅山书院。�南宋时期，书院规模扩大，学生增多，逐步在社会上形成另一种办学和上学的风气。书院也从最初的教学场所变为兼顾研究的学术机构。
两宋时期，由于国家重视文人，经济发达，使得国人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于受教育的目的，怎么教育人，各时期没有统一观点。王安石主张学以致用，为国家政治服务。范仲淹主张学以研究，为国家体制的改革服务。陈亮等人主张受教育是为了谋取功名，建功立业。这时期的学派代表都主张”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知识都可以拿来学习。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主张受教育要“明天理，灭人欲”，主张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的品德，强调教育的连续性，提出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教学的基本用书。
辽金两国的教育
辽金两朝为了巩固本民族在中原的统治，笼络文人，仿照中原教育制度，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地方设州学、县学，并举行科举考试，推崇儒释道思想，对中国教育起到了推进作用。对于本民族，辽金还设立了特殊学校，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58年）创设女真国子学，仅限金人子弟优异者入学。地方还设立女真学府及京外医学。在宫廷还设立宫廷学校，专门教授宫女。
元朝教育的低迷
元朝统治者仿照宋制，在中央设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类学校。地方上各级行政区域除设立普通官学外，还设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医学，蒙古学，阴阳学。在农村还设立社学，社学是一种启蒙式的小学校。虽然元代也于公元1313年恢复科举制度，学习和考试《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主，讲解以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以注解《四书》为考试内容，也从元代开始。虽然元朝有完善的教育体系，但由于统治者过分强调种族优越性，将国家管辖的民族为为不同等级，蒙古有蒙古法，而汉人有汉法，造成种族对立。元朝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缓和这种对立情绪，进而转变为大规模农民暴动，导致亡国。
明朝教育的兴盛
教育机构逐步扩大和完善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非常重视教育，并在刘基、宋濂等大臣的参与下，制定了一系列完善国家教育的方针政策。明朝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等学校，地方上，在内地省份设立府学、州学和县学，边疆省份设立卫学，统一名称为“儒学”，按照地方行政等级不同称为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诸土司儒学等。洪武八年还在乡村设立社学，明孝宗弘治十七年还规定乡村每35户就要设立社学一所。中央以礼部作为全国教育管理机构，地方则在诸路设置学政等官掌管教育。
明朝为照顾功勋旧臣，对这些人的子孙特别优待，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进入学校学习。生源一般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四部分，前二者，多为地方选拔的优秀学生，后二者多为官员子弟或对朝廷有物资贡献人的子孙。在国子监读书的称为监生。此外还有来自朝鲜和琉球的留学生也在国子监学习。
八股取士
由于科举考试实行几百年，逐步完善，程序越来越复杂，而在考试内容方面也越来越狭窄。明朝科举考试提倡程朱理学，以“四书”、“五经”为主。而“四书”、“五经”又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材。并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的统一教材。在考试模式上，也规定必须使用八股文写作，字数也受限制，内容不能自由发挥，这严重影响了学生思想的多样性。
书院政治
明朝初期，书院教育模式被命令禁止，后又逐渐小范围恢复。但这时期的书院已经褪掉私学的角色，成为了官学的另一种形式。张居正当政时，以书院学生聚齐在一起发泄对朝廷不满为由，大量毁坏书院。明朝末年，无锡人顾宪成被罢官归还原籍，出于对朝廷政治的不满，遂聚徒讲学，并以东林书院为基地，不时议论朝政，和朝廷里的清流派相呼应，形成了历史上的“东林党”，逐渐卷入政治旋涡中，书院教育也逐渐失去以教育为主的功能，成了朝野政治斗争的工具。
王守仁的道德教育与明末启蒙教育理论
明朝中叶，王守仁对流行已久的程朱理学提出批评，认为程朱理学讲求的品德修养和现实严重脱钩，应该将教育目的放在“致良知”，即忠孝仁义信等对自身的实际的道德修养，掌握辨别是非的能力，作到“省查存养”，有事无事都要时刻对自身和外界进行是非错误的辨别。王守仁还主张对于萌芽教育，要顺应孩子的“乐嘻游而惮拘检”之情。到了明朝末期，随着社会矛盾激化，边界战争和内部人民暴动频起，以及在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主张人性不分善恶，是与生俱来。他们批评程朱理学主张的中庸之道，反对无关外界的“修身养性”，提出教育要”经世致用“，学习各方面知识，反对八股文钳制人的思想，讲求学习和实践结合，学会应用所学知识，趋利避害，强调“履事、习事、实历、习行、习作、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清朝传统教育的衰落
清代前期国家教育体系沿用明制，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主北京，恢复科举考试，并修复国子监，改称国学，设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并设府道州县学，乡村设置社学、义学，边疆设置卫学。为满族和蒙古族设宗学、八旗学、蒙古学。后来在国学内设立满洲司，允许八旗子弟进入国学学习。清代前期教育和明朝教育体制变化不大，除进一步完善教育的基础建设以外，还增加老师的人数，提高老师的授课水平，注重选师的能力和学识。清朝也接受外国留学生在国子监学习，比如俄罗斯，琉球两国在不同时期都派遣过留学生。
清朝教育在考试方面对科举制度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在严肃制度、慎重科名、防止弊案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并相应的提高了科举考试人员的待遇。顺治丁酉科作弊案和康熙辛卯科作弊案成为清代前期最着名的考场舞弊事件。由于清朝政府注重汉族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规定宗室不参加乡、会试，旗人、蒙古人不得录为三甲。另外前期教育中，政府注重平衡各地的教育差距带来的考试不公平现象，按照各地教育的规模和入学人数分配考试录取名额。然而由于清朝在教材上以“四书”为主，考试内容也是在四书中寻章摘句，让考生根据官方注解进行解析，使得学生为了考试而考试，学习面过于狭窄，达到不知古不识人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如火如荼，青年学生开始被派遣到外国留学，带回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带回许多先进的观念。在传统教育和外国教育的碰撞中，传统教育因在科技方面的缺失而越来越受到留洋学生的轻视。张謇提出“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挽救中国的衰亡。但他不主张完全嫁接外国教育模式，提出严格教育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容闳提出中国教育应借鉴西方模式，取消科举考试，让学生学习各方面知识。国家经历洋务运动、庚子国变之后，传统教育受到各界的批评日间增多，以至于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废止了传统的科举考试，改设新学，先按传统考试发放录用人才，在设立小中大学堂之后，又根据成绩优劣授予功名式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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❿ 争鸣：为什么不能废除高考制度
2006年6月7日开始的高考，又掀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其中，有关高考制度公证性和科学性的争论也是方兴未艾。争论是改进必要的前奏。然而，争论中一些诋毁和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声音不时出现，令人担心。目前要废除高考制度，笔者是坚决不同意的。
第一，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教育制度。它给了每个中国孩子一个平等起飞的支点。这个支点对占大多数的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更有意义。一般家庭，更不用提贫困家庭的孩子难有创业资本。可大学毕业后的学识（并非某些不怀好意者说的“证”）就是很好的资本，而这个资本的获得比获得其他资本要划算得多。对一个行业的理解、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方式的明了、知识更新方法的掌握，是受用终身的，是别人拿不走的。
第二，学费贵、大学教育质量不高导致学生质量不高、就业困难等等现象，不是高考制度的错，而是教育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如果我国也像免除9年义务教育学杂费一样，大幅增加高校的财政投入，高校的学费就能降下来；如果革新教育培养体系，引进个学校之间的竞争机制，减少行政部门的直接干预，大多数大学的质量会显着提高，大学生的质量会有质的进步；如果我们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的全部名额按分录取，同时，各行各业也有一个像高考一样严格的综合理论和技能的考试（如全国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等），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会明显改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高考对选拔人才有利。6月5日开幕的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坚持在公平竞争中识别人才、发现人才、培育人才”。而“一考定终身”和“以考定学校”是最公平的，也应当是发现并继续培养人才的主渠道。不可否认，我们应当给于落榜者更多的人文关怀，但不能因为高考的残酷性，就否定高考制度，否定优胜劣汰的人才选拔机制。
第四，素质教育和培养创新人才和高考制度并不矛盾。只要在考试方式、考试题型中增加反映素质教育、创新能力的东西，就能实现良性循环。
高考制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是没有了高考，所有的缺点（包括已经克服的）都会来的。目前我们不仅要更加严格高考制度，更重要的是改进高考制度。“保送生”制度是不是可以废除？三好学生、国家级运动员、“奥赛”和小发明等竞赛获奖的学生是不是可以不加分？使高考不仅是制度森严的“国考”，更是尽量减少前提条件的“裸考”。
参加高考不是成才的唯一方式，特长生可以走更好的路。但高考是大多数学子通向高等教育的桥梁。我们的学子不能没有平等求学的阶梯，我们国家不能再陷入新的“读书无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