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古代的中国是世界强国吗
古代的中国是世界强国是毋庸质疑的。
首先经济上,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到明朝和康熙干隆时期中国的国民总产值甚至有达到过世界40%的情况出现。
军事上,军事背后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如果要评判这个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科技和训练方式以及实战和理论都是世界一流的。
文化上,中国人虽然强调和为贵,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怯战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有点好战。没有这个基础,中国也不可能从那么小的一个弹丸华夏发展都这么广阔的领土。
不管什么时候,请我们都坚信,我们国家有很好的历史底蕴,无论如何我们中华民族都是世界强族之林的一分子。
B. “康乾”真的是盛世吗四方面解读康乾时期,大清的实力到底如何呢
历史中的“康乾盛世”延续了一百多年,到达了大清自建国以来的巅峰。康熙皇帝雄才大略,巩固了大清的社稷;雍正时期改革弊政,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功、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政策,充盈了国库财政。
干隆皇帝则是在保住先皇基业的同时,尽情享受帝王的快乐生活。不过康乾盛世的老百姓过得真的很幸福吗?为什么很多人说康乾盛世是一个虚假的盛世?
因为这些因素,所以才会有很多人不承认康乾盛世的存在。大清虽然是经济大国,老百姓的生活却依旧困苦;文化的繁荣程度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中比较低的水平;国力衰弱,为君者傲慢自大,以天朝上国自居,错失了见识到先进工业文明的机会,也错过了弯道超车的机遇,大清也一步一步走向了没落。
C. 康乾时期海禁政策的内容.要有权威性.具体的..
1.限制人民出海自由贸易
由于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阶民矛盾与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清廷为维护其统治,对汉人的防范极为森严,这在航海政策上反映得十分明显,康熙五十九年720年〉规定:“出洋商船初造时,先报明海关监督及地方宫,该地方官确访果系殷实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长并邻伍保绪,方准成量”。完日,地方官亲验,梁头并无过限,舵水并无多带,取具船向不得租与匪人甘结,将船身烙号刊名,然后发照。照内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析填明。及船户揽载开放时,海关监督将原报船身丈尺验明,取具舵水连环互结。官商必带有资本货物,舵水必询有家口来由,方准在船。监督验明之后,即将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数,载货前往某处情由及开行日期,填入船照。雍正九年〈1731年),为使“盗匪即无人假冒”,又规定:“嗣后商、渔各船照票内舵工水手各年貌项下,将本人宾斗验明添注,均于进口、出口时按名查验,一有不符,即行根究”。清廷之所以如此严申戒律,正在于害怕中国人民在海外聚众反清。故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当圣祖获悉“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资银而归”时,即下令“其南洋吕宋、噶喇巴(今爪哇)等处,不许前往贸易”。其实,在当时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海外贸易活动中,海商们在南洋留居与辗转经商是常事,大可不必神经过敏。然而起自女真族的清廷却视海外经商的华人为异己,在此可以举个例子,干隆六年(1741年)时,荷兰人在,荷兰人在爪哇岛的马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肆屠杀海外华商与华侨,此事传到国内,朝野鼎沸,而干隆皇帝居然支持两广总督庆复之流的谬论,认为这些被害的中国商民,乃“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往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清王朝这种防海商如同防盗贼的轻商与抑商政策,和同期欧洲国家的重商与助商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如17世纪初期,荷兰人在南洋的安波那杀了一些英国商民,英国政府随即向荷兰宣战,为商民申雪,并迫使荷兰赔款8.5万英镑并割让一个岛屿。而清政府面对同样性质的事件,却故意示屠杀者以“宽大”,连起码的“惩戒”表示也没有。在这种尽力限制华商出海并最好不出海的政策下,中国航海贸易之厄运是不可避免的了。
2.限制商品出口
清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不用说那些饮誉遐途的传统商品,即是“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线,皆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故而只要政府大力支持航海贸易,不但能左右南洋市场,而且必能在国际关系上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清王朝却采取了背道而驰的政策。干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以“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为由,下令沿海各地严禁丝及丝织品出口,规定“侥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栅号一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尽入宫。其失察之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别议处”。同年,又规定,因为“绸缎等物总由丝觔所成,自应一体察禁”。这一愚蠢而苛刻的禁运政策实施五年后,“不特丝价依然昂贵,未见平减,且遇值蚕事收成稍薄,其价较前更昂”,于是被迫“开禁”但仍只许被批准出海之商船,各配搭土丝及二三蚕丝若干,限额出口,“而头蚕湖丝,绸匹等工页, 仍严行查禁”,其绸缎纱罗及丝棉等项,照旧禁止气清廷禁止传统的丝绸出海,使“内地贩洋商船亦多停驾不开”,直接打击了民间航海贸易事业的正常发展。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又将深受海外欢迎的茶叶作为禁止出口的货物之一,谕令皖、浙、闽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偿有违禁私出海口者,一经掣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若不实力禁止,仍私运出洋,别经发觉,查明系由何处海口偷漏,除将守口员弁严参外,并将该巡抚惩处不贷。”
此外,诸如粮食、铁器、硝磺、金银等亦属禁止出口之列。特别是粮食,清廷控制极严,连船员食用也不准多带,每船只能依照人口多少与往返航期,每人一天以一升米为度。
在17世纪至19世纪世界性市场形成时期,西方经济学者无不认识到“只要输入王国的商品不超过输出,……显然不会使王国丧失什么”。大量的商品输出,不但可以剌激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工具,而且可以通过航海贸易直接换回大量金属货币,以增加国内商品的流通手段,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本来是对发展国计民生大有益处的美事,然而,对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洪水猛兽的清王朝来说,却是绝对不可取的。它之所以对出海货种屡颁禁令,其原委盖出于此。
3.对出海船只的限制
直至15世纪末叶,中国远洋海船尚居世界航业界前茅。但从16世纪开始,在封建专制政权的人为压制下,中国出海船只在技术与质量上就走上了相对落后的道路。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规定不许打造双檐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禁”时又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虽允许打造双榄船,但又限定“其梁头不得过一丈人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若“其有梁头过限,并多带人数,诡名顶替,以及讯口盘查不实卖行者,罪名处分皆照渔船加一等“。此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还曾规定,严禁“内地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气违者严加治罪”。这些清规戒律,使中国木帆船制造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逆转。而与之同期,西方的造船行业却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与先进科技的推动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西班牙,早在16世纪初就拥有1000艘欧洲标准的商船17世纪中叶以前的荷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造船业跃占世界首位。而此后迅速崛起的英帝国,则更以其一支多得数不清的舰船队,在世界各大洋横冲直撞,锐意扩张。在船体结构方面,欧洲的“夹板船”,异军突起。这种船“用板两层”,“厚径尺,横木驾隔,必用铁板两旁夹之,船板上复用铜铅板遍铺”,其坚固程度比当时受掣于官方而无法发展的中国木船高出许多。同时在帆装设备方面,欧洲也融合了传统横帆与阿拉伯三角帆的优点,创造出既有强大采风驱动力,又能在各处风向下使用的“克拉维尔”帆,以后又制造出着名的飞箭式多檐大型远洋快速帆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后,随着以钢铁为船壳,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的问世,世界航海业揭开了划时代的新页。在这种东西方航海力量此消彼长的强烈对比下,尽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中小型传统术帆船在总数量与总吨位上仍有相当的实力,并与明代相比还有所发展,但是站在整个世界航运界来观察问题,这种“实力”或“发展”已成了“昨日黄花”。在19世纪50年代的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帆船的构造与装备,再也不是几个世纪之前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惊世杰作,而只能是“极为落后”的过时货色了。造船历来是航海的基础,清政府对造船业的种种禁令,无异于对航海业发展的釜底抽薪。
D. 除了海禁政策之外,康乾时期还有哪些政策表现了康乾时期的对外政策严重阻碍了清朝经济的发展
一、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强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
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南一带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有权对工商业攫取过多的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运动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儒家文明》)“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
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 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
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着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涌现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二、生产力相对停滞,军事装备、科学技术大幅度倒退。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地丁 3000万,耗羡460万,以及其他共计4800万两白银,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干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干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而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翦伯赞),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清朝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767页)。
生产总水平不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于明末徐光启等人大力引进提倡种植番薯等,这种作物产量巨大。明末还在农业上引进了三季稻和玉米等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这些农业作物的推广,从此中国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而干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
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是何等现代化的装备啊。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之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本能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竞然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作为理由,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200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中国人不用还有洋人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
西方国家与日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满清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
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
E. 干隆皇帝是怎样认识对外贸易的 和 原因
清朝奉行“海禁”,“矿禁”,打击了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维护了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既而发展成闭关锁国的政策,因为封建经济已达到了它的顶峰,生产资料非常发达。当时实行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垄断了所有的对外经贸权。作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是极其繁华的,每日从广州出发销往各国的货品很多,包括瓷器,茶叶,丝绸。在欧美国家都非常有市场。虽然清朝实行闭关锁国,但在鸦片战争前对外经贸还保持出超地位。这就是大背景。康乾盛世时期,清朝国力强盛,并大力组织对外贸易(注意:仅限广州)英王也曾派使团来中国谈经贸,但干隆说:天朝物产丰盈,地大物博,无需尔等冲波历险东来作贡献。(这是原话)本人认为,其实干隆说得也对,那时封建经济已经到达顶峰了,自鸦片战争前,世界三分之二的白银都流入中国,这个数据恐怖吧~所以有点骄傲是无可厚非的。谁叫他们自己搞不出个青花,珐琅彩出来呢?注意,闭关不等于断绝经贸。可以肯定我们的干隆是非常乐意和他们做生意的。人没有那么傻和钱过不去吧。至于老爷子这么嚣张的原因,谁叫当时中国经济就是那么拽。以致于后来洋鬼子们都眼红了,中国实在肥得漏油啦!他们誓要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的商品根本没有竞争力。原因很简单,中国几乎什么产品都能自主生产,你搞个高科技到中国卖吧,普通人买不起,搞个帽子睡衣来中国,咱们不识货(以前大家干活的粗人,睡觉时哪管睡衣啊?!)英国实在是在贸易中斗不过中国。老爷子的话是有底气的!后来,英国人发现了个好东西是中国没有的:鸦片。额…好像扯远了,对不起。太投入了^_^不过基本已回答了你的问题了。睡觉了,晚安!
F. “康乾盛世”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比怎么样
“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人类的历史原本是文明战胜野蛮,民主战胜专制,进步取代落后的历史,而满清入关正是历史发展的反动,以下从七个方面探讨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一、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强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
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南一带的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有权对工商业攫取的过多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儒家文明》)“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
有人说明代没有类似西欧的实现资本主义的条件,那么我们要问了,各国都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确没有英国等最先实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难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吗?比如农奴制的俄罗斯,比如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日 本。再比如现代中国是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同样是华人就曾经在南洋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 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 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 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着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的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这必将影响到最高统治集团。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但是满清入关使得思想界断送了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产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机会。
有人说明朝已经腐朽了,从整体看是的,但是从局部看就未必,统治阶级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间则是生气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区正是新兴力量萌芽,成长,壮大的地区。正如同抗战时期,国民党是腐朽的,领导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但是共产党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独立领导全民抗战的能力。在19世纪 日 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早200年的明末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不能带来更好的局面。 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二、生产力大幅度倒退,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相对停滞。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地丁 3000万,耗羡 460万,以及其他共计4800万两白银,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 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干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干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翦伯赞),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767页)。
生产总水平不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于明末徐光启等人大力引进提倡番薯等,这种作物产量巨大。明末还在农业上引进了三季稻和玉米薯仔等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这些农业技术的推广,从此中国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而干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
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是何等现代化的装备啊。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之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天然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竞然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200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中国人不用还有洋人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 西方国家与 日 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中国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
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
在“五 四 运动”时,中国人终于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明末。说说“赛先生”.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正说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产力的勃勃生机。大科学家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个是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是《几何原本》,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只能是个人经验,人们建立不了科学最基本的概念。知识和经验就无法传播。除《几何原本》之外,数学方面还有《干坤体义》,物理学《奇器图说》、《远镜说》,地理学《万国舆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政府、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 。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史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 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着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 《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 日 本,对 日 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 ,在近代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据鼓吹满清的阎崇年讲清朝因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对外交流,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当马戛尔尼来访并建议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干隆给出清楚的回答:大清王朝只关心本国事物的恰当实施,不屑于奇技淫巧之事,也不关心精巧的商品,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造品。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也是闭关锁国的举措。康熙四十六年 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 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个地方发现洋人,全省官员都受处分。 满清对于限制洋商也有一套办法,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处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的,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中国通史简编781页) 。如此还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吗? 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连撮尔小国 日 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的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顽固不化,冥顽不灵,一次次的拒绝开放 ,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四、中华民族由先进、文明的民族堕落为落后、愚昧、半开化的民族,中国沦为名副其实的“衰世”
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 日 本时,发现 日 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明末中国的精神文化影响力,而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
满清搞文字狱之类的愚民,弱民统治,后果是严重的, 以下农民起义为例说明其恶果。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虽然剥削沉重,但是明朝人并不愚昧,起义虽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但是没有利用宗教迷信搞农民起义,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而满清就不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铁血统治。中国人从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辫子。从精神上阉割掉了斗争精神。文网密布,空气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们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这类鸦片来刺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 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教”发动起来的。洪秀全利用宗教(也有人说是邪 教)成功组织了农民起义。但是利用宗教迷信这种东西并不适合建立稳固的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也是它,败也是它。洪秀全完全沉迷于此,国政日非,最终落得害人害己,国破家亡的下场。 义和团虽然有反帝爱国运动的内容,但是却是满清社会封建、愚昧、迷信、封闭、保守的一次大暴露。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什么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多人跑到袁世凯那里用身体试试枪弹的厉害,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但是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 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着,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这一点也不奇怪,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在《古史钩沈论》中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夷,一旦责有气之臣,不亦暮乎!”,哪里还有有气之臣呢?都被训练成奴才了。愚民弱民统治的结果是满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 薮泽无才盗”。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满清政权如何能抵御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呢?龚自珍认为这是典型的“衰世”。
在来看看外来的旁观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们眼中康乾盛世是怎么回事,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他却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被当成野蛮民族的另一项恶果是:中国人被野蛮人屠杀得不到世界同情,被“文明人”屠杀还是得不到世界同情。
五、民族压迫深重,在某些方面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
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剃发令”、“留人法”,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国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 。其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
满清如此残酷屠杀,从努尔哈赤到康熙平定三番,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 空前绝后。按过去和现在的标准都是反人类罪。不知道有什么罪行可比这个罪更大,有什么功劳可以抵消这样的暴行。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记录下这段话:“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 镇 压 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 实行 统 治,种族 隔 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 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满清旗人还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 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 256页)。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由此可见,满清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的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的奴役。满清值得称颂吗?
六、满清中后期繁衍出一代历史上最腐朽、颓废、无能的一群贵族,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
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上,先后八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坚决斗争到底的,总是以投降妥协为终结,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令人惊奇的是,由于满清的割地赔款和鸦片贸易 ,作为满清核心力量-八旗子弟在清末的丧权辱国赔银子的不平等条约中,竟然还能得到实惠,发了国难财。道光15年到19年由于鸦片流入,平均每年流出白银3000万两。一两银子嘉庆为700文, 道光时期银子换到2000文。而八旗子弟的饷银是不会少的,家里的银子升值了,八旗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战败后的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对于八旗贵族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地丁税收是要收银子的。所以这场民族灾难的恶果直接转嫁到了没有银子,只有铜钱的普通贫困的中国人头上。
七、由上述分析我们再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看宋、元、明、清
元和宋那是没法比的,评论元代就没人提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清和明比呢?就拿1840年前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前的清和明万历年比较,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从来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别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以及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利益集团。是三者合力的结果才导致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制度。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这点暂时承认明清基本同等。可是意识形态呢?一个是文字狱结束后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还有闭关锁国。一个是思想活跃,到处结社、出现了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民间结社议政很盛,是一个批判宋明理学大思想家迭出的时代,李贽就是其代表,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代表市民文化的作品层出不穷。论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政治力量,一个是死气沉沉,没有结社、集 会 ,没有利益集团。一个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市民利益集团手工业者和明朝封建制度开始激烈斗争了,在苏州就爆发了抗 议 和暴动,牺牲者还赢得知识分子的赞扬。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对此记载和歌颂。
如果满清王朝正常发展,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 按满清这种社会状态能否发展到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也大可怀疑。清代的劣势还在于有代表最封建、最落后、最保守的八旗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对任何改革都是坚决的阻碍,八旗子弟不经产、不经商也瞧不起工商业者同民族资产阶级势同水火。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顽固强大的阻碍力量。 如果按王朝兴亡规律,二百年左右就会出现农民起义,王朝颠覆。对比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哪一个更开明更先进呢?满清残酷统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浅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国即便成功,那种不合时代、社会的宗教思想也很难促使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彻底改造。义和团更不用说了,对现代文明抱着敌视的态度。
可见蛮族入侵乃至统一对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作用,历经多年都无法恢复。这不是倒退吗?
有人辩解说历史是前进的,不会倒退的。这并不确切,“历史是前进的”是从总的趋势上说的,历史本来就是有曲折的。有前进也有曲折,有曲折就有倒退。资产阶级革命就反复经历了数百年才最终战胜了封建专制制度,法国大革命后还有80年的封建复辟。 今天世界上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回到资本主义,这是不是曲折呢?
所以说满清入关是历史的倒退,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全面对比满清和明末的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满清遏制了明末以来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并非新观点,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史学界主流观点,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着作中不难看出。到了八十年代,买办势力开始崛起,掀起民族虚无主义的浪潮,纵容民族分裂势力并助长了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优越感、虚荣心。买办没有祖国,没有民族自尊心,买办痛恨民族主义。从“版图中国论”到“分裂有利论”,再到余秋雨歪曲历史发表什么《一个王朝的背影》。到大肆讴歌“康乾盛世”,中央台播放所谓正剧,康熙、雍正、干隆成了英明领袖,还要再活五百年,再活五百年怎样,是不是就可以镇压“辛亥革命”了?而岳飞、文天祥的英雄故事却成了影视剧、文艺作品的空白。
最后教育部要抹煞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马大正等编写清史的提出“满清入关正义论”,越来越猖狂。学术界,文艺界相互配合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一旦有人批判就拿起“民族团结”和“大汉族主义”帽子当挡箭牌。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的政策正在调整,中国绝不会沦为买办的中国。
G. 康乾盛世的兴盛与衰败的原因
兴盛的原因:
1.清初统治者勤奋与谨慎。在政治上,清初统治者非常注意笼络人心,争取大多数汉人的合作。与朽败、贪腐、黑暗的晚明社会政治相比,晋中之窗入关的清朝代表着希望和新气象,清军不仅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且还受到群众特别是士绅阶级的欢迎。尽管有剃发、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但是晋中之窗迅速废除明朝“三饷加派”等苛捐杂税,实行“满汉一体”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治经济政策,这些都极大地赢得了人心,使自己的统治稳定下来。
2.采取适宜的民族统一政策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清初的国家机构还带有关外满族人简明廉洁的传统,军政机构精干、高效。清初的晋中之窗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及后来的军机处,就比明朝的内阁六部精简有效得多。清初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清朝文献通考》卷39,康熙29年、康熙49年)。面对因为长期战乱严重破坏而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的残破的社会经济,清王朝晋中之窗采取了变更土地产权(即实行更名田)、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兴修水利、轻捐薄赋直至“永不加赋”(1712年)、“摊丁入亩”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经过不断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持续迅速的增加。
衰败的原因:
1.干隆的虚荣心体现在满清帝国的“外交”上。干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清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清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晋中之窗他们向清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清国的“赏赐”。干隆皇帝为了鼓励清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晋中之窗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清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清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
2.干隆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为了冲淡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写了几千首诗,收藏历代书法精品,晋中之窗到处题字,仿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掩盖下,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乾之治、康雍乾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同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晋中之窗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局势较为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财富有所积累,疆域辽阔,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发展阶段。
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之治。西方传统史学界亦认同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 即清朝高峰时期。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
H. 儒林外史里的人物的故事情节和性格特征
元末明初,浙江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从小父亲就死了,母亲只能做些针线活,因家境贫寒,他从小辍学回家替隔壁秦家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结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可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成驴变成马也要报效!”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当初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功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环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然死了。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会与常人一样的,对范进更是毕恭毕敬。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贪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父活活枷死,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没有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之罪。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兇,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科场得意,被认为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无能。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腐败。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那知市井中间,真的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靶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像他们这样淡泊功名利禄的隐士在市井中还有很多,只不过在那些达官贵人看来,追求功名利禄才是正道。
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所以,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
正反人物还分多种,书中理想人物就是第一回出现的王冕。而其他的正面人物,如虞育德、庄少光、迟衡山、杜少卿等,虽然要比那些反派人物高尚得多,但心里仍有儒家思想,例如杜少卿,虽然讨厌虚伪的孝道,但却因为提倡真孝而进行的“豪举”也不过就是被那些市井之流欺骗夺产,最后落了个贫穷一世的结局。沈琼枝作为一个敢于反抗、自强自立的女性在书中独具光彩。
再如儒士“马二先生”马纯上(原型是作者吴敬梓的一位姓冯的朋友),虽然在儒学方面有些封建思想,并且做事天真(见西湖庙里被假神仙骗),不过结果是好人有好报的类型。并且在仗义疏财事件中,也不乏看出他是一个君子,所以他主要还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有些反面人物,如范进、潘三等,确实全是讽刺了。
其实,从正面人物也有很大的儒学思想中可以看出,吴敬梓本人还是有一定的“崇奉孔孟”的道德观。
I. 开元盛世与康乾盛世 人均GDP哪个高啊
人均的话应该是开元盛世高一些,康乾盛世之所以被称为封建王朝最高峰是因为当时人口达到了最高,有三亿多人,而开元时只有四千多万。其实就人均GDP来说,中国最高的时期应该在永宣盛世时期(明朝永乐到宣德),康乾盛世的铁和布匹的产量只相当于当时的一个零头,永乐皇帝还积极拓展海外贸易,用瓷器换回了大量的香料和珍贵的犀牛角,象牙等物产,而且那时允许工商业发展,江浙地区开始有以家庭为单位的轻工作坊,为将来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