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益海嘉里集团旗下品牌有哪些
1、“金龙鱼”，产品:食用油、大米和面粉
2、“口福”,产品:食用油及豆奶粉
3、“丰苑”,产品:饲料粕
4、“金鹂”,产品:特种油脂
5、“花旗”,产品:食用油、面粉及特种油脂
6、“锐龙”,产品:油脂化学品
7、“香满园”,产品:食用油、大米、面粉和谷物
8、“元宝”,产品:大豆油、大米和面粉
9、“胡姬花”,产品:花生油及调和油
(1)天津有哪些榨油厂扩展阅读
益海嘉里集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在深圳、青岛、天津、秦皇岛、连云港、营口、广州、上海、泉州、防城港、张家港等主要港口及武汉、岳阳、西安、成都、佳木斯、新疆昌吉等主要城市投资设立了40多家工厂和20多家贸易公司，成为国际知名的粮油加工、贸易商，并成功的塑造出“金龙鱼”、“口福”、“胡姬花”等国内着名品牌，2006年集团旗下的嘉里粮油被选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食用油独家供应商。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益海嘉里立足中国，积极参与中国粮油产业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中国粮油事业。通过整合并延伸产业供应链，实现压榨、精炼、小包装油、特种油脂和油脂化工等整个食用油脂供应链的整合，挖掘规模，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依靠国内粮食种植优势，大力发展水稻循环经济及杂粮产品，设立种业公司发展，从种子的研发、良种的推广、订单种植、订单收购一条完整的链条，提升传统农产品价值 ，提高农民收入，积极支持国家三农政策的实施，建设中国农业强国。
参考资料
益海嘉里官网-集团介绍
⑵ 中国食用油的十大品牌是哪些
这个要看是什么品种的食用油。
茶油领域：湘天华
大豆油领域：金龙鱼
玉米油领域：西王
葵花籽油领域：福临门
⑶ 中国油脂行业是怎样逐步被外资控制的83
中粮集团是中国粮食进出口的官方代表，最初的发展靠的是计划经济所赋予的特权。中国油脂行业的发展和逐步与国际接轨要从曹万通掌门的时代说起。随着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油脂行业也需要深化，满足老百姓更多的食用油需求。借助外资成了一条捷径。中粮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与嘉里集团接触，并在80年代末与嘉里集团在香港合资成立鹏利公司（其中嘉里51%，中粮49%）。由鹏利公司与中粮在国内合资（鹏利80%，中粮20%）建立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从资本结构上中粮控股。南海油脂仅仅是一个精炼厂，投资规模小，在深圳蛇口保税区内以精炼进口大豆毛油为主。但南海油脂赚到的钱却是投资的无数倍，或者说嘉里粮油通过这个厂赚到了大把的银子。途径是走私。
因为当时国内外油脂差价非常大，国内大概买到3.5---4元每市斤，而国外当时的油脂价格大概在4000元每吨，也就是2元左右每市斤。而棕榈油更是只有2000元不到每吨。南海油脂由于处在保税区内，其进口毛油精炼后如果在境内销售就必须补交高额的关税，而出口则可以免征关税。
举个例子：进口一吨4000元每吨的毛油，精炼费200元么吨。成本是4200元每吨。如果在境内销售需要交40%左右的关税，而出口的话则一分钱不用交。走私的利润就在这40%的关税。如果交了关税，批发到零售的差价在国内就是正常的。
南海油脂将毛油精炼加工后，报关出口，出口给嘉里粮油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的公司，而实际上这些油在蛇口港装船后根本就是在海上兜一圈就回到一些偏僻的海边，由事先联系好的境内走私人员卸货，然后在国内销售。当时的走私规模是空前的，一些广州的农民主要是潮汕和新塘地区的农民通过走私成了亿万富翁。而参与走私的还有当时国营的各省市油脂公司，他们从走私贩手中购买走私油，然后再内地各省市批发零售，赚取差价，获利不菲。走私油脂的高峰在94年前后，南海油脂造就的走私千万富翁无法统计，也就是在那几年，因为走私油猖獗，内地的榨油厂无法与之抗衡，纷纷停止生产转而成了走私油的精炼厂或者中转地。而当初山东河南一些种植大豆的区域逐步放弃大豆，以至于到今天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已经很难看到有大豆种植，而这里在90年前曾经有着规模的大豆种植。
为什么作为国有企业的中粮不制止这种损害国家利益的走私，因为南海油脂虽然中粮控股，但经营权实际上是一致在嘉里集团手中。最初掌门人郭孔峰（郭鹤年的侄子）后来成为新加坡威尔玛公司的创始人，如今是国内最大的大豆进口商。后期掌门人李福官也为南海的发展付出了几乎是自己的半生。功过无法评估，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本身就不是黑和白那么简单。而南海油脂已经无可争议的成为中国油脂贸易行业的创始者，曾经一年销售50亿在95年排在北京吉普和贝尔电话之后名列中国合资企业第三名。中粮对于南海油脂的失控最终导致了嘉里集团的走私失控以及金龙鱼品牌的所有权丢失。
南海油脂事件让曹万通的中粮学到了一些国际油脂贸易的规则，也培养了一批人才（中粮曾经派过一批人在南海油脂工作，后被嘉里系人马驱逐），而且当时的中粮仍没有与国际农产品巨头也就是大豆贸易商有直接的合作关系。于是最终在香港成立嘉银国际（实际是中粮在香港的子公司）并与中粮合资在天津塘沽成立北海粮油，从而开始直接面对国际上的贸易商。并注册福临门品牌，开展小包装销售。
随着与国际大豆商的接触和国内市场的日益膨胀，以美国政府为背景的国际农产品巨头开始了中国的布局，中粮成为其中一枚重要棋子。此时的中粮已经进入周明臣时代。中粮被国家推入市场大潮中，进入市场的中粮首要任务是赚钱，而只有精炼车间的北海粮油远远不能满足中粮对于利润的追求。而国际大豆商也需要中粮的背景展开在国内的布局，于是双方一拍即合(ADM和中粮)，成立了后来巨无霸的东海粮油张家港有限公司，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榨油工厂。由于中粮没有榨油厂管理经验，新加坡威尔玛公司作为合资一方承担了工厂初期建设和启动的管理方。（威尔玛公司的老板就是南海油脂第一任掌门人郭孔峰）。
不过这一次中粮没有重蹈南海油脂的覆辙，在企业刚刚进入正常运转的1999年（工厂97年开始投产）就安排张东风接管了工厂的管理权。而东海粮油也成为中粮油脂项目最赚钱的投资。也是周明臣在中粮难得一见的亮点之一。而周明臣此时并没有看出国际大豆巨头的险恶用心，在第一轮的布局完成后（收买了嘉里集团和扶植威尔玛作为其进入中国的一个代理人以及打着合作的名义完成将中粮转换为其国内代理人），开始了第二轮的布局（横扫国内中小型榨油厂，然后进行并购），于是有了2002到2003年的大豆暴涨暴跌行情。当时中国榨油行业几乎全军覆没，除了中粮船大抗风浪，在巨亏之后扛住以及九三集团因为大部分原料为东北大豆外，全部崩溃。如果不是中国政府临时成立转基因办公室限制转基因大豆进口，从法律上给予国内大豆商赖账的理由，恐怕国内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商都要跳楼。而此时，中国政府乃至中粮才开始有所觉察。而周明臣的下课与此恐怕不无关系。
宁高宁在04年空降中粮开始了中粮的宁时代，选择宁高宁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其美国留学经历和香港华润的操作基本能达到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但单从宁高宁入主中粮以来的所作所为，证明外行指导内行毕竟还是有些问题。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产业。宁高宁的高调并不足以弥补其在战略上的失误。
1. 国内中小型油厂被威尔玛（国内的益海集团）收购。其实在02-03危机之后，中粮有足够的资本和机会去收购国内的中小型油厂，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中粮的裹足不前（也许是根本没有认识到）为威尔吗和国际农产品贸易商提供了机会。在03-05年两年的时间里，威尔玛收购了国内不下30家中型油厂。
由于前期的巨亏，这些油厂为了生存亟待有资金的注入盘活。而威尔玛公司几乎用很小的代价（甚至一些工厂只需要威尔玛提供原料作为启动资金就可以转让股权甚至管理权）。一些国际大豆商也借机收购了一些油厂开始直接进军中国市场。
而这些本来是中粮扩张的机会。因为地方政府可能更愿意与中粮这样由政府背景的企业合作。
在去年和今年这一轮的涨价过程中，威尔玛和如邦吉这样的大豆商已经可以在国内市场施展影响力，推动价格不断上涨。从而为国际价格上涨制造借口（中国需求）。07年10月，发改委曾经联合中粮希望能平抑油价（发改委补贴，秘密进行），但中粮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够从而使那次价格干预直接流产。
此次涨价预计对中国的影响不会是最大的，但绝对会影响到国内小型油厂，为国际大豆商在中国的布局创造第二次机会。而此次中粮的应对似乎仍盯在具体的商业操作行为上。
⑷ 关于宁波的历史
宁波历史
宁波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七千年前，人类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
期，宁波一直为越国辖地；战国中期以后，宁波为楚国所据。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置鄞、鄮
、句章三县，属会稽郡。
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辖地未变。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三县与余姚合并，名为句章
县，县治置于小溪（今鄞县鄞江镇），仍属于会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置鄞州，定州治于
三江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明
州，下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在小溪。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州治由小溪迁往三江口
，并建城筑池，为日后宁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朝建立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的讳，改称明州为宁波。从此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道台，驻宁波。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
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1986年宁波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宁波人在北京经营的名店———同仁堂。“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
、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
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着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
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
“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
肇始———壮大———鼎盛：宁波帮的发展
1 . “宁波帮”的肇始时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
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
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
兴旺，唐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 —9 0 7 年) ，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 7 次，其中通过明州( 宁波)
放洋，有确切记载的达7 次，唐会昌二年( 8 4 2 年) 至咸通六年( 8 6 5 年) ，海商李邻德、张支信、
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 今宁波镇海) 出发，7 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 0
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 年
) ，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着增
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真里富(
今柬埔寨) 、占城( 今越南) 、�婆( 今印尼) 、大食( 今阿拉伯) 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元时，设庆元(
今宁波) 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事业
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 0 0 0 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 年) 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
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贸活动仍非常活跃。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
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
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干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
了“浙宁会馆”。在清嘉庆二年( 1 7 9 7 年) ，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
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 1 8 3 1 年) ，又有方亨宁等发起重修，这时期的“四明公所”以办
理同乡善举为主。咸丰三年( 1 8 5 3 年) ，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
会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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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波历史
商帮已开始形成。
2 . “宁波帮”发展壮大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
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
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
海的宁波人已达4 0 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
，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端口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
、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
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
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
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 渔业) 、崇德会( 海味业) 、济安会( 酒业) 、永兴会( 南
货业) 、敦仁堂( 猪业) 、喻义堂( 药业) 、诚仁堂( 肉业) 、永济堂( 洋货业) ；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
( 石作业) 、年庆会( 木业) 、同义会( 银匠
) ；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帮会利益
、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
元年( 1 9 0 9 年) ，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 9
1 0 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
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 9 2 0 年—1 9 3 5 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
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
，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
3 . “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
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1 8 5 8 年汉口开
端口，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
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
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
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 艘船为一小队，1 0
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
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端口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 8 4 0
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
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
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
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
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
开拓———创业：足迹遍布全球
从“宁波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的确令人惊叹。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
乡会的情况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点除上所述外，还有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
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临海、兰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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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宁波历史
德等地。宁波人所到之处，那里的商业活动就繁荣起来。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北京
、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着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都是宁波人经营的。
宁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设坐庄，置有宁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
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仅叶澄衷( 镇海人) 一人，就在上海开设了老顺记、南顺记、义昌顺、新顺记
、瑞昌顺等5 家。虞洽卿( 镇海人) 、朱葆三( 定海人) 等集资创办宁绍、三北、鸿安、长和、永利、永
安、舟山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长江各端口“宁波帮”的大力支持，在外
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不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发展。仅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国民族航运业吨位的
1 / 7 。“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
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
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 0 余年来从未间
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 . 3 万人，遍布香港
、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 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也
涌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 镇海人) ，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
营银行和航运，1 9 5 5 年以7 7 万美元购买8 2 0 0 吨旧油船1 只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 0 多年
的努力，至1 9 8 0 年3 月，已有船舶2 0 2 艘，2 0 5 3 万吨，在世界各大港端口设有2 0 余家子公司或
代理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 0 大首富中“宁波帮”占
了3 个。
商会———冒险———乡情：历久不衰的秘诀
“宁波帮”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力压群雄，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它有以下3 个主要特点。
一是，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
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他们还通
过银业、钱业两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 9 0 2 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
慈溪人严信厚，1 9 0 4 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从1 9 0 2 年—1 9 4 6 年的4 0 余年期
间，“宁波帮”中的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 定海人) 、周晋镳( 慈溪人) 、虞洽
卿( 镇海人) 、秦润卿( 慈溪人) 、宋汉章( 余姚人) 、李厚佑( 镇海人) 、傅筱庵( 镇海人) 、袁履登
( 鄞县人) 、俞佐庭( 镇海人) 、励树雄( 镇海人) 、方椒伯( 镇海人) 、金润庠( 镇海人) 、盛丕华(
镇海人) 等人。“宁波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反映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
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帮”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
“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
二是，“宁波帮”所以能闻名于世，这与宁波商人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有关。如“宁波帮”原来掌握着
沙船业，镇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都是以沙船业起家发财。鸦片战争后，轮船兴起，宁波商帮仍
抓住航运这个优势，发展轮船业，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独资办三北轮端口
公司，敢于同外轮竞争。三北公司总吨位达9 万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钱庄业，
“宁波帮”势力最大，9 个主要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帮”就占6 个。但后来感到钱庄久居外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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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波历史
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 年由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虞洽
卿、李云书等筹办了四明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
垦业银行等都由“宁波帮”所掌握，实现了从落后的钱庄业到先进的银行业的转变。镇海人方液仙，不愿
继承方氏家族祖业，吃现成饭，而去搞化学工业，父亲反对，不给资金，母亲和舅舅给的钱全部赔光，都
没有动摇他搞化学工业的决心，从而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经营的行业上看，“宁波帮”经营了许多
新兴的行业，如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货。还有许多宁波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一
切都反映了宁波商人能审时度势，及时开拓新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如宁波商人合
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
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 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
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价从1 元降到3 角，以图压垮宁绍轮
，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紧急关头，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
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 0 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 角，使宁
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 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
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取得胜利。宁波人还有“爱乡而又不恋故土”的特点。宁波人外出
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
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3 年
备受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着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
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
都有宁波人。
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
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
，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
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
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
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
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
。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
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
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
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一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
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
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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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宁波历史
，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
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
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
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
、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
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
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
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二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
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着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
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着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
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
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
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
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
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
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
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
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
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
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
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
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
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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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宁波历史
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
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
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
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
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
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
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
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
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
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
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
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
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
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
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
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
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
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
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
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
——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
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
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
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着
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
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
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
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
）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
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
，“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
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
四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
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着名药铺，
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
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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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⑸ 为什么食用油用船装
大型食用油企业生产实际上是分成3部分运作的：榨油厂、精炼厂、分装厂；榨油厂专门负责榨油（靠近原料产地或原料进口的港口，如深圳、上海、天津等），精炼厂专门负责将榨油厂的毛油精炼，分装公司专门包装、贴标等等，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也有的3部分在一个地方，也有榨油与精炼在一块的，有的精炼厂与分装在一块
大型企业如中粮、嘉里（金龙鱼）等的榨油厂每天产能都是千吨、万吨级别的，这中间就存在榨油厂往精炼厂运输，精炼厂往分装厂运输，船舶运输量大，运输成本低，当然也有陆运，用槽罐车拉油的（类似油罐车）
也有的企业自己不榨油，买别人的，自己只要分装线，买别人的油也要运输
够详细了吧，请采纳啊
⑹ 中粮集团旗下产品有哪些
1、福临门
1993年10月18日，第一桶福临门食用油在天津下线，怀揣着振兴中国粮油事业梦想的中粮人，开始了矢志不渝的造福国民事业。作为中粮集团在粮油食品行业的战略品牌，福临门依托国家发展，开启了中国人的健康幸福时代。
2、长城干红
中国第一瓶干红、干白和起泡葡萄酒均诞生在“长城”品牌。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东方葡萄酒领导品牌，“长城”葡萄酒在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多个国际专业评酒会上捧得最高奖。
“长城”葡萄酒原料基地覆盖沙城、昌黎、蓬莱以及宁夏贺兰山、新疆天山五大产区，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信赖，产销量和市场综合占有率连续多年领跑行业。
3、孔乙己
孔乙己”为“绍兴酒原产地域保护产品”，酿造于酒乡绍兴鉴湖之畔 ，在恪守传统手工酿造工艺同时，导入先进的生产、管理系统，所产黄酒色如琥珀、芳香怡人、醇厚甘甜，适合大众消费者的需求，位居行业前列。
“孔乙己”曾荣获中国国际烈酒及葡萄酒品酒会银奖，并被选定为2014年APEC会议指定黄酒品牌。
4、中茶
中国茶叶旗下的“中茶”牌是新中国第一个茶叶品牌，具有60余年的悠久历史。作为中华老字号品牌，”中茶”连续多年获评茶行业百强榜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茶产品多次作为国礼飘香海内外，“中茶”品牌获得了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同和信赖，成为中国茶叶的象征。
5、五谷丰登
五谷丰登是中粮饲料旗下全系列饲料产品主品牌，产品涵盖畜、禽、水产，销量遍布全国各地。五谷丰登源于中粮产业链保障。
基于对生命科技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尊重动物的健康成长，以最优质的原料，提供最优的动物营养配比，和养殖企业一起，为社会提供健康、安全、营养的食品源头保障，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未来。
6、蒙牛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99年，总部设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搭乘内蒙古自治区经济飞跃的“千里马”和改革开放的“顺风车”，蒙牛以18年逾1400倍的销量增长速度，成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乳品企业。
⑺ 天津近代工业发展
天津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中清朝政府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此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在海河北岸建设河北新区聚集了大量的近代工业企业。包括周学熙等实业家在天津创办了一批“官督商办”性质的大型产业。到20世纪初期，中国民间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永利碱厂，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和证书，证书中称其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的象征”。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天津租界的建设促使天津在近代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以及中国第二大工业和金融商贸城市。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日占时期等四个阶段。由于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繁荣，天津市在三岔河口修建了天津近代工业博物馆。
萌芽期
天津近代工业的萌芽期是开端口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从1866年开始，受洋务运动影响，清政府在天津及周边地区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军工产业。为应付对外通商事务，清政府又于天津设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天津成为李鸿章北洋基地的核心地区，这一时期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初期。
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开始兴办近代以军工产业为代表的官办产业。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贾家沽道附近觅得土地22顷，在周围挖壕沟，建造长1500余丈的围墙，建成天津机器局东局，是天津机器局火药厂，俗称为“东局子”，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军工产业。该局为北方诸省提供军需的枪支、弹药，在北洋水师建成后，又负责提供北洋舰队所需的军需物资。在崇厚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主持天津机器制造局，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机器制造、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基本化学、船舶修造等规模可观的大型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的东局子被称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机器局之一。
清政府为加强海防，又于1880年由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大沽船坞是近代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与旅顺军港、威海卫刘公岛并称北洋水师的三大基地，用于修理北洋水师的军舰，1890年始造军火。
“官督商办”产业的创办
为配合近代军工产业的发展，清政府在天津修建了最早的电报线和中国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并创办开平铁路公司和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大型煤矿，以保证军工产业所需要的能源物资。 1878年由李鸿章委派买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起初原拟官办，后因清政府财政支绌，才改为官督商办。 1879年，以直隶总督府为起点，经天津机器局东局子及紫竹林租界和招商局，至大沽炮台及北塘兵营之间架设电线之间的电报线，是中国最早的电报线。此后又铺设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后在天津设电报总局，下设电报东局、电报北局、电报南局三个分局。天津电报局虽是“官督商办”，但凡洋务、军务电报，均为“头等官报”，发报顺序又定为“先官后商”。
而始建于1880年的唐胥铁路，后经李鸿章建议，延长至大沽及天津，主要用于开平煤炭的运输和北洋海防调兵运输军火。1887年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更名为中国天津铁路公司（又称津沽铁路公司）。津唐铁路建成后，李鸿章考虑到北洋防务，以天津为中心，修筑了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除上述为军工产业服务的“官督商办”近代产业，为方便南北贸易往来李鸿章早在1872年就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总局在上海，设津局位于天津的紫竹林南。
早期的外资企业
外资在天津最早经营的近代企业是1874年英国的大沽驳船公司，但比李鸿章筹办的轮船招商局要稍迟一些。外国资本是在1871年才获准在天津经营驳船运输业务，须经清政府规定试办年限。1874年5月，英商集资兴办的大沽驳船公司成立了，资本为33000美元。1889年9月大沽驳船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50万两。”至1900年天津共19家外资企业，英、德两国占16家。在19家外资企业中，以对外贸易的企业为主，其中打包厂有11家。此外，其他早期的外国资本多为小型民用工业。
民间资本产业的创办
天津的民间资本产业较外资产业还晚，1878年由朱其昂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在1900年以前，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每年获利六七千两，此后又有民间资本添没三四家，每家每年仍可得利六七千两，足见销路日旺。这些在19世纪90年代新设的机器磨坊，缺乏具体的历史记载，目前可以明确考证的有大来生机器磨坊、天利和机器磨坊和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3家。
1884年，广东商人罗三佑创办的德泰机器厂是天津第一家民间资本创建的铁工厂。机器制造产业方面，天津还有1886年天津英租界内开办的万顺铁厂。此外，德泰机器厂、万顺铁厂都设在毗邻租界的海大道(今大沽路)一带。20世纪初，这里又设有炽昌铁工厂等。因此与当时天津租界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海大道一带是天津早期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的发源地。天津早期民间资本创建的机器加工产业，还有三条石大街1897年建成的金聚成铁厂。其他的产业则如1886年成立的天津自来水公司、1897年创办的北洋织绒厂、1898年创办的北洋硝皮厂，都是当时的着名买办吴懋鼎在天津投资兴办的，也是当时天津乃至北方同类行业中最早的。
天津近代工业初始期重要产业有三十余家，十九家为外资企业。其余十七家家民族工业中，六家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产业，这六家产业多与军事相关，即使为官督商办性质，也多为官僚所控制。民间资本产业投资较晚，规模较小，类型也并不多。天津早期的近代工业主要以军工产业为主、规模较大，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具有开创性价值。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火药厂——天津机器局东局；中国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第一条电报线——“北塘—大沽—天津”军用电报线；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等都与天津息息相关。
发展时期
主条目：河北新区
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是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至中华民国成立初年。1902年前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大力推行“新政”，至中华民国成立前后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突出表现在河北新区的建设、近代工业教育的繁荣以及民间资本产业的发展。
“官督商办”产业的发展
20世纪初袁世凯在天津推行的“新政”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902年，周学熙受袁世凯之托创办北洋银元局，取得成功后又于1906年创建了北洋劝业铁工厂等重要的官督商办产业，河北新区一度成为重要的工业区。同时，河北新区还创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考工厂、实习工场等教育机构，成为重要的工业教育基地。
周学熙又于1906年接手唐山因产品质量差而倒闭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前身为1889年唐廷枢创办的唐山细棉土厂，是李鸿章委派招募民间资金创办的。周学熙接手后引进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泥生产设备——丹麦史密斯公司的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创了中国水泥工业的先河。
军工业的转型
主条目：大沽船坞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天津大型的官办军工产业受到侵略军的严重破坏。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局子被八国联军占领，后被用作法国兵营，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西局子海光寺机器局则被完全破坏。在1901年被日军占领，西局子的旧址被作为日本兵营之用。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于1900至1902年被俄国占领达两年之久。1906年，大沽船坞作为北洋劝业铁工厂大沽分厂投入生产，并将原大沽船坞的炮厂划为宪兵学堂之用，大沽船坞此时已成为官助商办的产业。
商办产业发展
“新政”时期天津的民间资本得到了发展，河北新区的建设，天津造币总厂、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劝业铁工厂等相继建成，加上天津的机器工业本身具备一定的基础，三条石大街一代逐渐发展成机器制造工业的中心。同时，工业区的范围由河北新区沿三条石大街向天津旧城西部蔓延。从1902至1911年，天津出现过的工业企业总计为139家，涉及矿业、水泥、机器制造、纺织、化工、食品等行业，其中纺织行业居首41家，化工行业（含火柴、皮革、化妆品、榨油）居次31家，食品加工行业（含烟草）居三20家，天津的支柱产业结构初步形成。着名产业如大红桥附近的天津造胰公司建于1905年，纪钜汾1908年创办卷烟公司。这一时期的稳步发展为辛亥革命后民间资本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兴盛时期
民国初至日军侵占这段时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兴盛期，这段时期主要表现在商办产业的兴盛。面粉、火柴、纺织、化学、制革等类型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工业中心，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纺织业
自“北洋新政”期间起，周学熙作为北洋实业的奠基人，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并倡导“大兴工艺”并大力开办工厂和工业教育。1904年，实习工场下设织机、染色、提花等科目，开始了机器织布工业。此后，天津及周边地区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工厂。1915年由周学熙创办的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直隶模范纺纱厂建成，1916年章瑞廷创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后与直隶模范纺纱厂合并，改名为恒源纱厂。1916年，周学熙退出北洋政府后，致力于实业，创办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8年建成天津华新纱厂，又在青岛、唐山、卫辉三地设分厂。1918年至1922年间，裕元、裕大、北洋、宝成等纱厂相继建成。六大纱厂初具规模。此外，天津市区还有单织厂87家。至此，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近代棉纺织业的中心。1931年仁立毛织厂在津建成，1934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厂投产，天津近代毛纺织工业自此开始形成。仁立、东亚是天津驰名的两大毛纺厂。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取“抵制洋货”谐音的“抵羊牌”毛线成为中国第一个国产毛线着名品牌，也是当时实业救国的代表。
粮油加工
1878年，天津已经出现使用机器磨面的磨房。1915年，中日合资在天津意租界内创办寿星面粉公司，产品旺销。直到1919年，“抵制日货”活动兴起，该公司因有日资介入遭抵制而停产。1925年，该公司重组，更名为寿丰面粉公司，后逐渐发展成华北规模较大的面粉企业，下设三个分厂。大丰面粉公司建于1921年，为二分厂，民丰面粉公司建于1923年为三分厂。其他较为着名的面粉企业还有福星面粉公司，建于1919年，生产“蝙蝠牌”面粉，嘉瑞面粉公司建于1924年，生产“牧牛牌”面粉。
海洋化工
主条目：天津碱厂、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天津地区古代就有盐业，属“长芦盐”。但传统的食盐制作粗糙、质量较差，精盐制作已成必然趋势。1914年在北洋政府的允可下，在盐务专家景韬白的支持下，集资在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得到了众多社会名流的大力支持，发起及赞助人有梁启超、范源濂、李思浩、王家襄、景学钤、胡浚泰、刘揆一等。
范旭东从日本采购机器，购地建厂。起初购盐为原料，后自置盐田，作为原料。使用重结晶法工艺生产出精盐，产品商标为五角形的海王星。纯碱和硫酸的生产水平是20世纪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指标之一。范旭东另一贡献就是创建了永利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进口碱的数量急剧下降，中国人民只能食用“土碱”，并且许多以纯碱为原料的工厂也被迫停工。范旭东等人决定采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苏尔维制碱技术生产纯碱，1917年着手创办永利制碱公司，于1923年完成碱厂基本建设，于1926年6月29日生产出雪白的纯碱，定名“红三角牌”。精盐和纯碱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填补了中国化学工业的空白。同时，“红三角牌”纯碱使中国生产的化工产品的首次出口海外。早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和证书，证书中称永利碱厂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之象征”。
制革工业
1898年吴懋鼎在天津创办北洋硝皮厂后各地纷纷设厂，到民国9年农商部统计全国有新式制革厂3l家。1931年统计天津有新式制革厂11家，以裕津为最大，华北、鸿记为次之。裕津厂虽为中日合资产业，但厂内主要权力归日本人，产量占天津皮产量半数以上，主要产品有花旗、法兰、箱皮、马具皮等。华北厂在天津是华商经营的最大皮革厂，初期以马皮为主，年产约2万张，后来专心研制花旗，法兰两种皮革。鸿记厂建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有花旗、法兰、鹿皮3种产品，是天津的名牌产品。利生厂是中国第一家皮革制球工厂，该厂从制革开始，自己缝制篮球、足球等皮制球类产品，后逐步增设木工部、制革部、制弦部、营业部，是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天津制皮作坊约有三、四十家，主要集中在西南城角、太平庄、南开大街、南大道、华家场一带。
机器加工业
清末机器加工业就开始萌芽的三条石地区经过“新政”时期的发展，到1914年这一地区有铁业作坊、工厂17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到1937年前，三条石地区从事铸铁和机器制造的工厂已达300家左右，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三条石地区鼎盛时期较为着名企业的有1918年建成的郭天祥机器厂，在当时已经注册了商标；以及1926年建成的福聚兴机械厂。
其他工业
主条目：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国电灯房
天津近代民族资本产业在兴盛期除了纺织业、粮油加工、机器加工、海洋化工等的大型规模产业外，还有很多类型和着名产业品牌。如天津丹华火柴公司，是1917年华昌公司与北平丹凤火柴厂合并形立的，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火柴厂。丹华火柴公司与同时期的天津北洋、中华、荣兴等三家较大的火柴公司共同占领了国内各地主要市场。1921年周学熙创办的耀华玻璃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玻璃企业，董事会和总事务所设在天津，由中方出股本，由比利时方出专利权，工厂设在秦皇岛。1929年，陈调甫等人创办天津永明油漆厂，首先制成酚醛清漆“永明漆”；1931年以后，经研发陆续生产醛酸纤维素漆、硝基纤维素漆；1948年又研制成功醇酸树脂漆，即可刷、可喷、可烘的“三宝漆”。天津油漆工业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1912至1928年，天津民营资本厂家就有2471家，总资本额约8242.7万元，涉及66个行业。其中，纺织1407家，总资本额为2687万元，占当时天津民族工业资本额的30%，无论是厂家数，还是资本额均居首位；化工企业有280余家，资本总额1100余万元；食品工业130余家，资本总额855万元。从1900至1937年间外资企业在天津也得到发展。1901至1928年，外商在天津设厂约90家，资本总额约3000万元。1928至1937年，共有11个国家在天津投资建厂217家。其中较为着名的外资企业有1904年建成的比利时的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法国电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及华北后，成立专门统筹华北地区内城市建设事务的华北建设总署，多次制订“华北开发计划”并强调资源的开发与交通运输事业建设两大原则。而天津在计划中被规划成向日本本国输送物资的交通枢纽。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华战略为适应战争需要发生了改变，天津除了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之外，也成为华北进行长期工业建设的城市之一。为此，日本先后在天津制订了《天津都市计划大纲》、《塘沽都市计划大纲》和《大天津都市计划》等规划。1939年华北建设总署都市局向天津特别市公署下达的《天津市都市计划大纲》，其方针是使天津成为华北贸易大港、商业都市和工业基地。
在天津沦陷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启新洋灰公司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被日本侵华军队占领。永利碱厂、久大精盐拒绝与侵华日军合作，永利公司总部被迫由天津暂迁香港，工厂便带领技职人员和工人技术骨干撤往四川。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被日军占领后，变成“军事劳工监狱”。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先后成立了塘沽运输公司、天津船舶运输会社等机构，其造船部在大沽有东、西两厂。东厂系新建，西厂即是大沽造船所，为军管工厂委托经营。天津六大纱厂先后被官僚资本和日资所兼并。恒源纱厂和北洋纱厂分别于1925年和1936年被官僚资本的诚孚信托公司接管。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先后于1933年和1935年被转卖给日资东洋拓殖会社和伊藤忠商事会社合组之大福公司。裕元纱厂和华新纱厂也于1936年被拍卖给日资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分别改为公大六厂和公大七厂。此外，日资在天津又新建成裕丰、上海、双喜、大康等4家纱厂。
在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为提供军事侵略所需物资，日本因此在天津建设了部分与军事相关的企业，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日商中山钢业所等6家钢铁企业。在此期间，日本设立的重要企业还有北支自动车株式会社、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等。侵华日军占领时期，天津机器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结构，提高了技术构成。直到战争结束日本投降时，天津已有300余家机械厂。
日后，这些工厂以及下属的研究机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商中山钢业所解放后更名天津钢厂，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更名为天津化工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今天的动力机车厂。原日本在华的纺织企业被接收后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日后，将社中一切财产和所有工作人员并归中国科学院，成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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