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五星红旗是怎么样的
五星红旗，作为中国的标志，已经和我们的主权与尊严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已经成为每天清晨广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到了每年国庆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内外更是有无数道虔诚而炽热的目光，直射向那面随同喷薄而出的朝阳一起缓缓升起的旗帜。
在今年国庆前夕，记者寻访到一些特殊的“国旗人”。因为某种机缘或是个人的执着，他们的事业与人生都与我们的国旗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讲述那一个个生动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叫做国旗精神的力量，正在从他们的内心流出，又带着温热注入我们的心田。其实，国庆节去看升旗，不正是为了寻找这种力量吗？
20岁的吴猛，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5周年国庆日升起五星红旗。
尽管年龄不大，但吴猛已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服役4年了，目前是国旗班里“资格最老”的升旗手。他站姿挺拔，步伐稳健，动作潇洒有力，是在国庆节这样重大的节日中担负升旗任务的最佳人选。
但走到“最佳”这一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猛说，他刚入伍的时候，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去新兵连挑人，条件相当严格，一个大队只选了4个人。当吴猛还沉浸在入选的喜悦中时，艰苦的专项训练就迎面压来。站军姿是基本功的第一课，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脚底神经长时间受压迫，站得他经常头晕眼花。
必须一气呵成的收旗动作被戏称为“砍旗杆”，因为这个动作要求右手连续迅速用力“砍”向旗杆，以保证在大风天气里旗面也不会被刮跑，并且在13至15下“砍”的动作中被完全收起。“总不能让大家看着我们的动作都是无声无息的吧，”吴猛憨厚地笑着说，“所以我们‘砍’的时候还必须要‘砍’出声音，由慢至快，很有节奏，这样才能给老百姓鼓劲。”
初练时，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的手都在旗杆上“砍”出了淤血，手指头也在旗面上被磨破，伤口往往是一层没好又伤一层。“我们当时训练用的旗，那可真都是用鲜血染成的。”吴猛笑嘻嘻地说。
升旗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升旗手把国旗向斜上方撒出的那一刹那。这一下动作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舒展有力、将旗撒展，也是一件“功夫活儿”。要把握好音乐节奏，使准用力方向，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健的臂力。为了练撒旗，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经常用十斤二十斤的哑铃片连续挥舞训练，一挥就是整整半天。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到吃饭时间，他们的手都因为训练而抖得拿不住筷子。
在所有这些难关克服之后，还有心理素质这一关。广场上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升旗手的镇定功夫也不一般。经过多年磨炼，现在所有这些在吴猛看来，全都不在话下。
吴猛说，升了这些年旗，他是亲眼看着来看升旗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来等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人熬通宵等着看升旗。他每次撒旗的那一刹那，能瞥见一片闪光灯亮起，心里都会涌起一阵自豪与感动。
“每次升旗的时候，广场上不管有多少人，立刻都会安静下来。有一次，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集体来看升旗。国歌一响，原来还在打闹的孩子一下子全都鸦雀无声，非常可爱。有的时候，人们还会在旗升到顶端的那一刻自发地热烈鼓掌，场面特别感人。”吴猛说，看到人们越来越爱看升旗，越来越热爱国旗，他就觉得，自己训练时所受的那些苦就都不算什么了。那，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彭光涵：五星红旗曾经“起死回生”
今年，白发苍苍的彭光涵老人已经86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他记得，国旗图案的公开征集工作反响极为强烈，短短几天时间，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2992幅国旗设计方案。
经过两次筛选后，38套国旗设计方案成功入围，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图案位列第32号。不过，在当时的设计原稿上，最大的一颗星里还带有镰刀、斧头的图案。当时，有人认为，这和当时苏联的国旗太像了，作为主权国家，我们的国旗图案一定要独立。于是，此类图案被否决了。
于是，大家让彭光涵去找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看了几个方案都不太满意，就问彭光涵：你一直在搞这个事情，看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彭光涵于是把“红地五星旗”的方案说了。
毛主席考虑之后，还是认为“红地五星旗”的设计好，并且提议，可以把代表含义改为“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个办法得到了代表们的赞成。最终，去掉了镰刀和斧头图案的“红地五星旗”中选，并在改名为“五星红旗”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胡其俊：电工为天安门升国旗26年
自开国大典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天安门广场一直没有“专业升旗手”。升降国旗的任务一直由北京供电局负责。头两年，供电局工人陈鸿年承担了这个工作；自1951年之后的26年间，负责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就是青年电工胡其俊。
1951年9月30日晚上，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将由自己负责升旗，这让当时只有21岁的胡其俊非常兴奋。当晚他下了夜班，已经是3点多，干脆就不回家了，睡在天安门管理处。
胡其俊说，那时升旗没有国歌伴奏，也没有任何人围观，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节假日和外国重要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他去升旗。他总是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
升完旗后再照常上班。那会儿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不像现在这样，由天文台精确计算时间，保持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落。
直到1976年5月，北京卫戍区部队才接替了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胡其俊成为迄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最长的人。
季如迅：国博馆藏国旗面面有故事
季如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旗历史文物研究者。在他和他的同事们保管并研究的文物中，有近百面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国旗。比如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自升起的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的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美籍华人王赣骏带入太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等等。西藏中学师生用1999条红领巾拼缀而成的国旗，是馆藏中最大的一面国旗。
季如迅感叹道，每一面他们收藏的国旗，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折射着时代的印迹。尽管有些国旗都破损了，但它的经历可能更加非比寻常。比如说，在国博收藏的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纵122厘米、横145厘米，比标准尺寸少了47厘米。原来，尽管这面国旗是采用结实的亚麻布缝制而成的，但在凶猛的极风之下，还是被“吃”掉了47厘米。
韩布新：国旗为什么这样红
韩布新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国旗颜色和国旗升挂装置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进行过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究竟什么样的红才是国旗红呢？
韩布新说，在新中国成立时颁布了一个“国旗制法说明”，笼统地规定“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五角星为黄色，旗杆套为白色”。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规范化标准，不同厂家甚至不同批次生产出的国旗的颜色差别很大。为国旗的颜色制定一个统一而详细的标准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专家们先是调查了国旗在各个地方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采样来的国旗红竟然差别这么大，从橘黄到紫红都有。然后他们对这些样品分别进行分光测定，从中选出30多种候选颜色。接下来，专家们开始大面积调查民众意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各界对于国旗的颜色的喜好，还专门找来各个少数民族的人们来参加这个工作。对这些筛选结果进行统计后，专家们得出棉布、涤纶和丝绸的最佳红色面料，作为背景再进行五角星黄的评价选择。经过筛选，专家最终得出三种面料的红色和黄色的最优色度值，作为国旗的优选标准色度，并依据这些数据，制定了国旗颜色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具有法律权威。
李玉坤：普通人大代表上书制定国旗法
1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颁布实行。在这部有关国旗的法规背后，一位名叫李玉坤的全国人大代表功不可没。
1988年，李玉坤到美国考察，恰逢美国国庆日，他看到无论大街小巷、大店小号，到处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而当他回到家乡，发现在我们的国庆节，这么隆重的节日却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88年10月6日，深有感触的李玉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寄了一封信，建议尽快制定悬挂国旗的具体办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
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回函，里面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上面写着：“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会同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此后不久，《国旗法草案》被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发第28号令，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
赵新风：国旗班老班长退役不离旗
自从1989年春天参军到天安门国旗班，赵新风的命运就与这面鲜红的旗帜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在他退役之后，都依然没有离开国旗。
1991年4月15日，与祖国相伴了41个春秋的老国旗杆光荣“退役”，赵新风与两位战友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1991年4月16日，天安门的新国旗杆启用，赵新风又亲手按动电钮为它升起了第一面红星红旗。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国旗班”扩建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由原先的3人升降国旗仪式，变成了36人升降国旗仪式，更加威武，更加壮观。赵新风，也由此成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
2001年，退役后的赵新风创办了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成为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国旗教育和国旗文化传播的机构。他还创办了中国国旗网，正在筹备创立中国国旗基金会和中国国旗博物馆等。赵新风说：“宣扬国旗精神，将成为我终身的事业。”
参考资料：http://news.rednet.com.cn/Articles/2004/10/618516.HTM
Ⅱ 有关五星红旗的故事、资料
五星红旗，作为中国的标志，已经和我们的主权与尊严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已经成为每天清晨广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到了每年国庆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内外更是有无数道虔诚而炽热的目光，直射向那面随同喷薄而出的朝阳一起缓缓升起的旗帜。
在今年国庆前夕，记者寻访到一些特殊的“国旗人”。因为某种机缘或是个人的执着，他们的事业与人生都与我们的国旗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讲述那一个个生动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叫做国旗精神的力量，正在从他们的内心流出，又带着温热注入我们的心田。其实，国庆节去看升旗，不正是为了寻找这种力量吗？
20岁的吴猛，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5周年国庆日升起五星红旗。
尽管年龄不大，但吴猛已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服役4年了，目前是国旗班里“资格最老”的升旗手。他站姿挺拔，步伐稳健，动作潇洒有力，是在国庆节这样重大的节日中担负升旗任务的最佳人选。
但走到“最佳”这一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猛说，他刚入伍的时候，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去新兵连挑人，条件相当严格，一个大队只选了4个人。当吴猛还沉浸在入选的喜悦中时，艰苦的专项训练就迎面压来。站军姿是基本功的第一课，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脚底神经长时间受压迫，站得他经常头晕眼花。
必须一气呵成的收旗动作被戏称为“砍旗杆”，因为这个动作要求右手连续迅速用力“砍”向旗杆，以保证在大风天气里旗面也不会被刮跑，并且在13至15下“砍”的动作中被完全收起。“总不能让大家看着我们的动作都是无声无息的吧，”吴猛憨厚地笑着说，“所以我们‘砍’的时候还必须要‘砍’出声音，由慢至快，很有节奏，这样才能给老百姓鼓劲。”
初练时，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的手都在旗杆上“砍”出了淤血，手指头也在旗面上被磨破，伤口往往是一层没好又伤一层。“我们当时训练用的旗，那可真都是用鲜血染成的。”吴猛笑嘻嘻地说。
升旗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升旗手把国旗向斜上方撒出的那一刹那。这一下动作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舒展有力、将旗撒展，也是一件“功夫活儿”。要把握好音乐节奏，使准用力方向，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健的臂力。为了练撒旗，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经常用十斤二十斤的哑铃片连续挥舞训练，一挥就是整整半天。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到吃饭时间，他们的手都因为训练而抖得拿不住筷子。
在所有这些难关克服之后，还有心理素质这一关。广场上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升旗手的镇定功夫也不一般。经过多年磨炼，现在所有这些在吴猛看来，全都不在话下。
吴猛说，升了这些年旗，他是亲眼看着来看升旗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来等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人熬通宵等着看升旗。他每次撒旗的那一刹那，能瞥见一片闪光灯亮起，心里都会涌起一阵自豪与感动。
“每次升旗的时候，广场上不管有多少人，立刻都会安静下来。有一次，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集体来看升旗。国歌一响，原来还在打闹的孩子一下子全都鸦雀无声，非常可爱。有的时候，人们还会在旗升到顶端的那一刻自发地热烈鼓掌，场面特别感人。”吴猛说，看到人们越来越爱看升旗，越来越热爱国旗，他就觉得，自己训练时所受的那些苦就都不算什么了。那，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彭光涵：五星红旗曾经“起死回生”
今年，白发苍苍的彭光涵老人已经86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他记得，国旗图案的公开征集工作反响极为强烈，短短几天时间，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2992幅国旗设计方案。
经过两次筛选后，38套国旗设计方案成功入围，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图案位列第32号。不过，在当时的设计原稿上，最大的一颗星里还带有镰刀、斧头的图案。当时，有人认为，这和当时苏联的国旗太像了，作为主权国家，我们的国旗图案一定要独立。于是，此类图案被否决了。
于是，大家让彭光涵去找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看了几个方案都不太满意，就问彭光涵：你一直在搞这个事情，看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彭光涵于是把“红地五星旗”的方案说了。
毛主席考虑之后，还是认为“红地五星旗”的设计好，并且提议，可以把代表含义改为“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个办法得到了代表们的赞成。最终，去掉了镰刀和斧头图案的“红地五星旗”中选，并在改名为“五星红旗”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胡其俊：电工为天安门升国旗26年
自开国大典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天安门广场一直没有“专业升旗手”。升降国旗的任务一直由北京供电局负责。头两年，供电局工人陈鸿年承担了这个工作；自1951年之后的26年间，负责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就是青年电工胡其俊。
1951年9月30日晚上，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将由自己负责升旗，这让当时只有21岁的胡其俊非常兴奋。当晚他下了夜班，已经是3点多，干脆就不回家了，睡在天安门管理处。
胡其俊说，那时升旗没有国歌伴奏，也没有任何人围观，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节假日和外国重要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他去升旗。他总是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
升完旗后再照常上班。那会儿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不像现在这样，由天文台精确计算时间，保持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落。
直到1976年5月，北京卫戍区部队才接替了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胡其俊成为迄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最长的人。
季如迅：国博馆藏国旗面面有故事
季如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旗历史文物研究者。在他和他的同事们保管并研究的文物中，有近百面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国旗。比如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自升起的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的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美籍华人王赣骏带入太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等等。西藏中学师生用1999条红领巾拼缀而成的国旗，是馆藏中最大的一面国旗。
季如迅感叹道，每一面他们收藏的国旗，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折射着时代的印迹。尽管有些国旗都破损了，但它的经历可能更加非比寻常。比如说，在国博收藏的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纵122厘米、横145厘米，比标准尺寸少了47厘米。原来，尽管这面国旗是采用结实的亚麻布缝制而成的，但在凶猛的极风之下，还是被“吃”掉了47厘米。
韩布新：国旗为什么这样红
韩布新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国旗颜色和国旗升挂装置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进行过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究竟什么样的红才是国旗红呢？
韩布新说，在新中国成立时颁布了一个“国旗制法说明”，笼统地规定“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五角星为黄色，旗杆套为白色”。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规范化标准，不同厂家甚至不同批次生产出的国旗的颜色差别很大。为国旗的颜色制定一个统一而详细的标准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专家们先是调查了国旗在各个地方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采样来的国旗红竟然差别这么大，从橘黄到紫红都有。然后他们对这些样品分别进行分光测定，从中选出30多种候选颜色。接下来，专家们开始大面积调查民众意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各界对于国旗的颜色的喜好，还专门找来各个少数民族的人们来参加这个工作。对这些筛选结果进行统计后，专家们得出棉布、涤纶和丝绸的最佳红色面料，作为背景再进行五角星黄的评价选择。经过筛选，专家最终得出三种面料的红色和黄色的最优色度值，作为国旗的优选标准色度，并依据这些数据，制定了国旗颜色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具有法律权威。
李玉坤：普通人大代表上书制定国旗法
1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颁布实行。在这部有关国旗的法规背后，一位名叫李玉坤的全国人大代表功不可没。
1988年，李玉坤到美国考察，恰逢美国国庆日，他看到无论大街小巷、大店小号，到处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而当他回到家乡，发现在我们的国庆节，这么隆重的节日却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88年10月6日，深有感触的李玉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寄了一封信，建议尽快制定悬挂国旗的具体办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
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回函，里面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上面写着：“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会同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此后不久，《国旗法草案》被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发第28号令，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
赵新风：国旗班老班长退役不离旗
自从1989年春天参军到天安门国旗班，赵新风的命运就与这面鲜红的旗帜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在他退役之后，都依然没有离开国旗。
1991年4月15日，与祖国相伴了41个春秋的老国旗杆光荣“退役”，赵新风与两位战友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1991年4月16日，天安门的新国旗杆启用，赵新风又亲手按动电钮为它升起了第一面红星红旗。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国旗班”扩建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由原先的3人升降国旗仪式，变成了36人升降国旗仪式，更加威武，更加壮观。赵新风，也由此成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
2001年，退役后的赵新风创办了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成为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国旗教育和国旗文化传播的机构。他还创办了中国国旗网，正在筹备创立中国国旗基金会和中国国旗博物馆等。赵新风说：“宣扬国旗精神，将成为我终身的事业。”
参考资料：http://news.rednet.com.cn/Articles/2004/10/618516.HTM
Ⅲ 曾联松是不是设计五星红旗的人
红色象征革命，及烈士的鲜血染红。
黄色代表中国人是黄色人种。
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
小星象征全国人民，每个都有一个角指向大星，象征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一位默默无闻、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同志。他叫曾联松，曾经是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委员。
全国解放后.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连数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扭秧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曾联松内心的波澜。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曾联松反复阅读，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应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炎黄子孙的骄傲！他决定投身到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太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
于是，他决定以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象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三千多年灿烂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
1 9 4 9 年8 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
9 月2 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元、国歌、国旗的决议。曾联松手捧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全体会议通过的有关国旗决议的上海《解放日报》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这天的《解放日报》上，同时套红刊印着正式通过的五星红旗图案。
曾联松的心愿实现了！这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共产党人，为着争取民族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生存自由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五星红旗是用他们的鲜血染红的，是用他们的光辉业绩织成的。
回答者：帅帅的老木匠 - 举人 五级 2-9 21: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默默无闻、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曾联松。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曾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他在反复阅读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后，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决定以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以几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环绕其后，像众星拱北斗，寓意人民紧紧地环绕在中共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曾联松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同时表达了中华儿女是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至于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曾联松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设定四颗。接着，曾联松又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推敲，最后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使整个旗面望之如千里之广，金星则居高临下，仿佛星光映照大地。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亦恰恰与中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
曾联松还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与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一结论显示在旗上。
五星红旗的含义是：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底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旗面为长方形，长与宽比为3:2，五颗星在旗面左上方1/4处，旗杆套为白色。
五星红旗的历史
1949年7月14日至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国内各大报刊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一个月后，筹备委员会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及海外地区寄来的应征图案 3012 幅。
后于9月开议时，审核通过的共有38幅，最后敲定8幅（？）国旗样式作为备选国旗。当时最受欢迎的是草案一的设计。该设计以红底配上黄星，以及一条代表黄河的黄条而成。红底与黄星为征求新国旗设计稿的必备基本要素，黄星代表共产党或中国人民。
但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并非只有黄河一条大河而已，于是衍生出另外两个草案，草案二是二黄条代表黄河，长江，草案三则是三黄条代表黄河，长江，珠江。但张治中向毛泽东表示，黄条分割红地，如同国家被分裂，应另选作品。接下来选中了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是由上海市民曾联松所设计，原本的图样如草案四，构想主要是表现出中国四个主要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另一方面，也隐喻以汉族为中心，其他满、蒙、回、藏等四族共同统一在中国内的含意。但由于五颗星自上而下排列，似乎隐含阶级地位之分，于是改为环绕大星的设计，并在大星中加入了镰刀铁锤的标志。后来毛泽东将镰刀铁锤标志删除，因为一来中共自我定位为人民民主政权，而非社会主义国家，故不宜放入代表社会主义的象征；二来考虑既已用四颗小星表示工、农、士、商平等，若再加入工人与农民的象征物，似乎又变得不平等了。国旗就此定案。
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五星红旗获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会议代表一致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国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标志着五星红旗成为新的中国国旗。
五星红旗，作为中国的标志，已经和我们的主权与尊严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已经成为每天清晨广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到了每年国庆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内外更是有无数道虔诚而炽热的目光，直射向那面随同喷薄而出的朝阳一起缓缓升起的旗帜。
在今年国庆前夕，记者寻访到一些特殊的“国旗人”。因为某种机缘或是个人的执着，他们的事业与人生都与我们的国旗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讲述那一个个生动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叫做国旗精神的力量，正在从他们的内心流出，又带着温热注入我们的心田。其实，国庆节去看升旗，不正是为了寻找这种力量吗？
20岁的吴猛，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5周年国庆日升起五星红旗。
尽管年龄不大，但吴猛已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服役4年了，目前是国旗班里“资格最老”的升旗手。他站姿挺拔，步伐稳健，动作潇洒有力，是在国庆节这样重大的节日中担负升旗任务的最佳人选。
但走到“最佳”这一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猛说，他刚入伍的时候，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去新兵连挑人，条件相当严格，一个大队只选了4个人。当吴猛还沉浸在入选的喜悦中时，艰苦的专项训练就迎面压来。站军姿是基本功的第一课，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脚底神经长时间受压迫，站得他经常头晕眼花。
必须一气呵成的收旗动作被戏称为“砍旗杆”，因为这个动作要求右手连续迅速用力“砍”向旗杆，以保证在大风天气里旗面也不会被刮跑，并且在13至15下“砍”的动作中被完全收起。“总不能让大家看着我们的动作都是无声无息的吧，”吴猛憨厚地笑着说，“所以我们‘砍’的时候还必须要‘砍’出声音，由慢至快，很有节奏，这样才能给老百姓鼓劲。”
初练时，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的手都在旗杆上“砍”出了淤血，手指头也在旗面上被磨破，伤口往往是一层没好又伤一层。“我们当时训练用的旗，那可真都是用鲜血染成的。”吴猛笑嘻嘻地说。
升旗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升旗手把国旗向斜上方撒出的那一刹那。这一下动作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舒展有力、将旗撒展，也是一件“功夫活儿”。要把握好音乐节奏，使准用力方向，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健的臂力。为了练撒旗，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经常用十斤二十斤的哑铃片连续挥舞训练，一挥就是整整半天。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到吃饭时间，他们的手都因为训练而抖得拿不住筷子。
在所有这些难关克服之后，还有心理素质这一关。广场上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升旗手的镇定功夫也不一般。经过多年磨炼，现在所有这些在吴猛看来，全都不在话下。
吴猛说，升了这些年旗，他是亲眼看着来看升旗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来等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人熬通宵等着看升旗。他每次撒旗的那一刹那，能瞥见一片闪光灯亮起，心里都会涌起一阵自豪与感动。
“每次升旗的时候，广场上不管有多少人，立刻都会安静下来。有一次，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集体来看升旗。国歌一响，原来还在打闹的孩子一下子全都鸦雀无声，非常可爱。有的时候，人们还会在旗升到顶端的那一刻自发地热烈鼓掌，场面特别感人。”吴猛说，看到人们越来越爱看升旗，越来越热爱国旗，他就觉得，自己训练时所受的那些苦就都不算什么了。那，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彭光涵：五星红旗曾经“起死回生”
今年，白发苍苍的彭光涵老人已经86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他记得，国旗图案的公开征集工作反响极为强烈，短短几天时间，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2992幅国旗设计方案。
经过两次筛选后，38套国旗设计方案成功入围，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图案位列第32号。不过，在当时的设计原稿上，最大的一颗星里还带有镰刀、斧头的图案。当时，有人认为，这和当时苏联的国旗太像了，作为主权国家，我们的国旗图案一定要独立。于是，此类图案被否决了。
于是，大家让彭光涵去找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看了几个方案都不太满意，就问彭光涵：你一直在搞这个事情，看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彭光涵于是把“红地五星旗”的方案说了。
毛主席考虑之后，还是认为“红地五星旗”的设计好，并且提议，可以把代表含义改为“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个办法得到了代表们的赞成。最终，去掉了镰刀和斧头图案的“红地五星旗”中选，并在改名为“五星红旗”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胡其俊：电工为天安门升国旗26年
自开国大典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天安门广场一直没有“专业升旗手”。升降国旗的任务一直由北京供电局负责。头两年，供电局工人陈鸿年承担了这个工作；自1951年之后的26年间，负责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就是青年电工胡其俊。
1951年9月30日晚上，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将由自己负责升旗，这让当时只有21岁的胡其俊非常兴奋。当晚他下了夜班，已经是3点多，干脆就不回家了，睡在天安门管理处。
胡其俊说，那时升旗没有国歌伴奏，也没有任何人围观，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节假日和外国重要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他去升旗。他总是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
升完旗后再照常上班。那会儿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不像现在这样，由天文台精确计算时间，保持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落。
直到1976年5月，北京卫戍区部队才接替了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胡其俊成为迄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最长的人。
季如迅：国博馆藏国旗面面有故事
季如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旗历史文物研究者。在他和他的同事们保管并研究的文物中，有近百面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国旗。比如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自升起的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的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美籍华人王赣骏带入太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等等。西藏中学师生用1999条红领巾拼缀而成的国旗，是馆藏中最大的一面国旗。
季如迅感叹道，每一面他们收藏的国旗，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折射着时代的印迹。尽管有些国旗都破损了，但它的经历可能更加非比寻常。比如说，在国博收藏的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纵122厘米、横145厘米，比标准尺寸少了47厘米。原来，尽管这面国旗是采用结实的亚麻布缝制而成的，但在凶猛的极风之下，还是被“吃”掉了47厘米。
韩布新：国旗为什么这样红
韩布新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国旗颜色和国旗升挂装置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进行过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究竟什么样的红才是国旗红呢？
韩布新说，在新中国成立时颁布了一个“国旗制法说明”，笼统地规定“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五角星为黄色，旗杆套为白色”。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规范化标准，不同厂家甚至不同批次生产出的国旗的颜色差别很大。为国旗的颜色制定一个统一而详细的标准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专家们先是调查了国旗在各个地方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采样来的国旗红竟然差别这么大，从橘黄到紫红都有。然后他们对这些样品分别进行分光测定，从中选出30多种候选颜色。接下来，专家们开始大面积调查民众意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各界对于国旗的颜色的喜好，还专门找来各个少数民族的人们来参加这个工作。对这些筛选结果进行统计后，专家们得出棉布、涤纶和丝绸的最佳红色面料，作为背景再进行五角星黄的评价选择。经过筛选，专家最终得出三种面料的红色和黄色的最优色度值，作为国旗的优选标准色度，并依据这些数据，制定了国旗颜色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具有法律权威。
李玉坤：普通人大代表上书制定国旗法
1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颁布实行。在这部有关国旗的法规背后，一位名叫李玉坤的全国人大代表功不可没。
1988年，李玉坤到美国考察，恰逢美国国庆日，他看到无论大街小巷、大店小号，到处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而当他回到家乡，发现在我们的国庆节，这么隆重的节日却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88年10月6日，深有感触的李玉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寄了一封信，建议尽快制定悬挂国旗的具体办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
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回函，里面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上面写着：“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会同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此后不久，《国旗法草案》被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发第28号令，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
赵新风：国旗班老班长退役不离旗
自从1989年春天参军到天安门国旗班，赵新风的命运就与这面鲜红的旗帜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在他退役之后，都依然没有离开国旗。
1991年4月15日，与祖国相伴了41个春秋的老国旗杆光荣“退役”，赵新风与两位战友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1991年4月16日，天安门的新国旗杆启用，赵新风又亲手按动电钮为它升起了第一面红星红旗。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国旗班”扩建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由原先的3人升降国旗仪式，变成了36人升降国旗仪式，更加威武，更加壮观。赵新风，也由此成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
2001年，退役后的赵新风创办了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成为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国旗教育和国旗文化传播的机构。他还创办了中国国旗网，正在筹备创立中国国旗基金会和中国国旗博物馆等。赵新风说：“宣扬国旗精神，将成为我终身的事业。
回答者：huangyuan - 助理 二级 5-11 20:37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在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小组，而其中由马叙伦任组长，由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第六组，负责拟订有关国旗、国歌等方案。 自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同时刊登了新政协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四面八方的人们踊跃投稿，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一百张图案，其中还包括从印尼、马来亚、朝鲜、美加寄来的二十三张。国旗审查小组从近三千张国旗图案中筛选出三十八幅编为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印发给每一位与会代表。 国旗应徵图案要符合三个条件，即一要有中国特征；二要含有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三要有政权特征，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并且国旗设计要求庄严简洁，一目了然。应征稿件中，设计构思符合三项条件的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竖条旗左上方为镰刀、锤子、五角星或齿轮；二是镰刀锤子交叉加五角星；三是齿轮加五角星；四是旗面为红色或三分之二红色，加黄色五角星。经过反复讨论，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筹备会一致通过作为国旗图案。按照曾联松的设想，一颗大星象征领导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包括当时四个阶段：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旗颜色相协调，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毛泽东在谈到五星红旗的含义时指出：这个图案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回答者：suiyueanli - 举人 五级 5-11 20:43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在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小组，而其中由马叙伦任组长，由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第六组，负责拟订有关国旗、国歌等方案。 自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同时刊登了新政协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四面八方的人们踊跃投稿，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一百张图案，其中还包括从印尼、马来亚、朝鲜、美加寄来的二十三张。国旗审查小组从近三千张国旗图案中筛选出三十八幅编为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印发给每一位与会代表。 国旗应徵图案要符合三个条件，即一要有中国特征；二要含有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三要有政权特征，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并且国旗设计要求庄严简洁，一目了然。应征稿件中，设计构思符合三项条件的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竖条旗左上方为镰刀、锤子、五角星或齿轮；二是镰刀锤子交叉加五角星；三是齿轮加五角星；四是旗面为红色或三分之二红色，加黄色五角星。经过反复讨论，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筹备会一致通过作为国旗图案。按照曾联松的设想，一颗大星象征领导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包括当时四个阶段：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旗颜色相协调，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毛泽东在谈到五星红旗的含义时指出：这个图案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Ⅳ 哪7类人不用隔离14天北京中高风险去成都要𣎴要隔离
新京报快讯（记者 李玉坤）2月21日，北京市召开新冠疫情防控第27场发布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强介绍，2月14日，北京发布公告，返京人员都应居家或集中观察14天。
张强解释，对于过去14天内，未在国内停留，经两个机场入境的，免除居家隔离14天要求。但要填报申请卡。
从国内其他地区（不包括湖北），短期进京返京人员，在京没有固定住所，就是旅游、出差等，入住酒店时应该填报在京联系人等。
对于从境内不包括湖北省返京复岗人员，具备集中工作条件，应封闭管理。
北三县和环京人员，上下班是日常通勤，不作要求。民航和铁路班组人员，属于刚性需求，集中居住。往返疫情高发地区的人员，要按规定集中办公居住。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编辑 白爽
Ⅳ 谁知到国旗代表什么
国旗是国家的一种标志性旗帜，是国家的象征，它通过一定的样式、色彩和图案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一般不得随意悬挂他国国旗。世界上各国国旗的颜色主要有红、白、绿、蓝、黄、黑等，这些颜色各有一定的含义，形状绝大多数是长方形。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后必然的产物，最初的国旗产生于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统治阶层将“纹章”作为家族的象征，后来纹章的缎带颜色与徽章图案就发展成为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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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图案：
各国国旗上的图案都有一定的含义。美国的星条旗，红白相间的13条横条，原意是代表美国当年的13个州。后来固定了下来，用国旗上的星代表各个州。旗上共有50颗星，代表美国的50个州。鹰和狮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埃及、赞比亚、阿尔巴尼亚、玻利维亚、厄瓜多爾尔尔等国的国旗都采用雄鹰图案。斯里兰卡等国采用雄狮图案。不丹是一个封建王国，国旗上是一条龙，既象征国家的权力，又指这个国家的名字，因为不丹可译为“神龙之国”。
Ⅵ 北京上半年开工24个民生改善项目
北京上半年开工24个民生改善项目，包括5所学校、5家医院、7个公园
东坝将增安贞“分院” 2022年竣工
7月10日，安贞东方医院施工现场铺设有绿网防止扬尘。医院效果图显示其绿化率近半。 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据北京市发改委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300项市政府重点工程总体进展顺利，其中100个功能性强、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改善项目表现突出，包括5所学校、5家医院、7个公园在内的24个民生改善项目在上半年相继实现开工。记者探访了其中几个项目，位于朝阳区东坝地区的北京安贞东方医院预计2022年竣工，2023年开始营业。位于南四环外、丰台科技园区的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实验学校预计2021年底竣工，2022年开始招生，将满足约1400名中小学生的入学需求，学校旁还规划了一所有12个班的幼儿园。位于通州与北三县之间“东部生态绿带”中的潮白河森林景观带项目一期工程，将于8月竣工，“十一”前后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可前往观赏彩叶林景观。
新京报讯 全国首个“特许经营”社会办医项目——北京安贞东方医院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于2022年竣工，2023年营业，设置800张床位，将缓解东坝地区及周边40万居民就医压力。
缓解周边40万居民就医压力
记者近日来到朝阳东坝地区探访安贞东方医院项目，看到施工现场周围已设置围挡，挖掘机和泥头车正在作业。工地内已挖好土方并拉线，土方上设有相应标记，并铺设有绿网防止扬尘。
东坝地区周边人口40余万，但附近缺少大型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不足。北京安贞东方医院的建成有利于推动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的均衡布局，提高东坝及周边地区医疗服务质量，便利当地居民看病就医。
“多数百姓都是到二环、三环看病，非常不方便。这个项目在五环外，建成的话将为附近居民就医提供很大的便利，”东方安贞（北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隋兆辉介绍，“当地有一个网上的社区，居民盼医院盼了很多年，他们非常关注项目的进展。”
收费价格和公立医院相同
北京安贞东方医院是全国首个“特许经营”社会办医项目，总建筑规模21万平方米，共设置800张床位，可为患者提供较为舒适的就医环境。同时，也可为北京安贞医院分流一部分患者，缓解床位紧张问题。
隋兆辉介绍，北京安贞东方医院使用北京安贞医院的品牌，建成后将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国际交流为一体，以治疗心血管疾病为重点的三甲标准的非营利性综合医院。“虽然是社会资本办医，但医保报销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定下的收费价格和公立医院是一样的。”
医院绿化率45% 紧邻地铁3号线
隋兆辉介绍，建成后，安贞东方医院的绿化率将达45%，居北京市医院之首，中间设有医疗景观带。
现场展示的医院效果图上，医院划分为四个区域：门诊区域、急诊区域、手术室和住院区域。据介绍，这样的设计基于“让患者少走路”的考虑，尽可能为患者提供方便。医院的四个区域都采取了类似“四合院”式的天井设计。隋兆辉说，这方便患者和医生交流。
在交通方面，安贞东方医院位于在建的地铁3号线东坝中街站，紧邻2个地铁口，出站后步行250米左右就可到达。医院将建有地下三层停车库，共1200个车位，满足居民就医需求。
■ 追访
“特许经营”特在何处？
安贞医院将派核心骨干团队参与管理
北京安贞东方医院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安贞医院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合作建设，是全国首个“特许经营”社会办医项目。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由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共同发起设立的国有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由其发起设立医院管理公司，负责北京安贞东方医院建设的投资资金以及项目的建设管理运营。
记者查询发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超过680亿，目前股东只有两个，财政部持股98%，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股2%。
北京安贞医院是以治疗心肺血管为重点的市属大型三甲公立医院，专科特色突出，多学科综合实力强。在2018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综合影响力评价中，安贞医院位列第44名，心血管外科位列第2名。
东方安贞（北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隋兆辉介绍，项目前期经过市、区、乡三级政府的支持。“我们和安贞医院签署了特许经营协议，安贞医院将派核心骨干团队过来，医生、品牌、管理都由安贞医院负责”。
合作办医获得哪些支持？
用地手续参照公立医院
据介绍，通过“特许经营”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办医，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北京市卫健委进行医疗模式创新的积极尝试。
“国务院出台了若干文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对我们的项目有非常大的帮助和推动。”隋兆辉说。
记者了解到，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被视为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最具实际意义”的文件。
这些文件解决了医院的用地成本问题。
“土地的取得非常不容易，市政府和区政府给了很多支持，去年四季度和政府签订了用地手续。国务院的规定是，社会资本办医用地手续可以参照公立医院，如果以市场价格拿地的话，成本非常高。”隋兆辉说。
未来医院如何经营？
有一定的定价权利
“医院从去年开始设计，花费了一年时间，图纸就有1440多张。”隋兆辉介绍，目前医院投资30亿元，资金来自几个方面，部分来自股东，还有20亿元贷款。
对于未来的医院经营，隋兆辉表示，“虽然我们有一定的定价权利，但是我们觉得医疗还不太一样，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资项目。”隋兆辉说，“除了服务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以外，还有一些特需病房，有20%左右，比一般的公立医院都要多一点点。”
安贞东方医院还计划按照国际医院JCI标准打造，与国际商业保险接轨合作，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隋兆辉说，医院邻近第四使馆区，与国际商业保险接轨后，就可以接纳这些患者过来就医。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的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优质医疗服务资源覆盖面。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