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40年来,深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有哪些原因这充分说明了什么
改革开放前的深圳还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上世纪70年代初期温州人 还不得不在它乡偷偷摸摸做小工匠。
改革开放前的深圳农村人可谓穷得叮当响，他们为了挣得一口饱饭吃，穿越层层铁丝网，泅渡到资本主义地界上去打工，据一位姓潘的先生回忆说，当时只有18000人的沙井镇，逃港就达10000人，蛇口海岸线上每天可见数百具尸首。就是因为穷，老一辈农村人在逃到香港后，拼命工作、赚钱。有个叫陈生的本地人，逃到香港后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由于没有户口，他只能白天在山上睡觉，晚上才去工地上干活，干了两三年，总算有了七万元的收入，他回到沙井镇开了一家杂货铺。
今天的深圳，拥有430多万人口，综合经济实力进入中国大陆城市的前4名，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居首位，已初步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法制健全、环境优美、生态优良、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城市。深圳的崛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实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精彩缩影与生动反映，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在新时期紧跟世界文明进步潮流、大步发展的进程。其中深圳金融仍将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新时期“带头”作用，在金融体制、机制、组织结构、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保持在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方面的全国领先地位，使深圳金融成为全国最有创新能力、市场化水准最高、开放度最大市场。生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深圳充满改革和创新的激情。
❷ 中国经济转型是什么意思
最初是计划经济，后来放开计划经济以后就开始市场经济了，根据需求关系来定物价，而不是按需供给。中国现在经济转型由传统的密集型低廉价产品竞争提升到高精尖的产品来打开国内国际市场，让中国的产品有国际竞争力，从而在国际社会有地位，甚至独一无二的核心技术来让中国的产品稳扎稳打的销售，告别过去低技术含量，粗制滥造的局面
❸ 十七届五中全会中“中国的三次转型”指什么
1.第一次转型。
(1)主要内容：第一次转型开始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
(2)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第一，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都离不开选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口：，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它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第四，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中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2.第二次转型。(1)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构成，即使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一定的发展，也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二大已经开始肯定“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发展，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我国同时完成了从按劳分配的单一分配制度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2)历史意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3.第三次转型。(1)主要内容：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从投资推动型增长转向创新推动和消费投资协调型增长，从外向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环保的科学发展和包增长，目的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2)历史意义：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又一次吹响改草的号角。第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以改善民生为宗旨。不仅是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更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而且，加快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将更加重视广大的农村居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启的将是一个以社会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改革时代。第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以全面小康为目标。
❹ 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思考这些政策对深圳的发展有什么作用
主要作用：
1、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对内地示范、辐射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2、经济特区不仅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输出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成为内地许多省份走向国际经济舞台的“桥头堡”，也成为国际资本、技术、信息走向内地的桥梁，直接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
3、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扩大了对外贸易，增加了外汇，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 ，扩大了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是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窗口，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深圳经济特区，1980年8月正式成立。深圳特区位于广东省的南部沿海，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西至深圳湾畔的蛇口工业区，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2010年延伸到全市，2011年延伸至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圳毗邻香港，交通便利，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根据中央的指示，深圳特区将建成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的工、商、农、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
❺ 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三期什么意思
一期：增长速度换档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二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
三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
拓展资料
应对措施：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又要树立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意识，及时发现和果断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类矛盾和风险。
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在巩固基础、增强底气上，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必须加快转变作风，更加注重按“三严三实”要求做好经济工作，精准分析和深入判断经济发展趋向、基本特征和各方面影响，提高政策质量和可操作性，扎扎实实把事情办好。
❻ 深圳特区40年蜕变：从“探路人”到“关键先生”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话，让深圳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
1979年，他提出“划出一块地方”创建经济特区；1980年8月，深圳便获批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激荡40年，弹指一挥间。深圳特区从一个“小渔村”成长至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
40年来，深圳从经济特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再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其功能定位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窗口和试验田”，变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深圳被誉为“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用何指标来佐证“建设最好”？
1980年，深圳GDP仅为2.7亿元，人均GDP835元；到了2019年，深圳GDP已高达26927亿元，人均GDP突破20万元。短短40年间，深圳特区GDP增长近10000倍，人均GDP升至全国城市之首，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全球5400多个经济特区，没有一个特区能像深圳一样长期保持高速增长——40年来，深圳GDP的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9倍、全国的1.8倍。这意味着，过去40年世界每向前一步，深圳特区就跨越了近五步。
不止于此，最近揭晓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有8家企业来自深圳。21世纪经济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也显示，深圳摘得综合绩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三个单项冠军，高质量发展总得分位列全国第一。
深圳特区成绩斐然背后，绝非简单的“一特就灵”，而是其40年不懈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勇气与锐气，深圳奇迹恰恰诠释了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站在40年的新起点探究特区成长密码，意义不仅在于解开特区经济持续高增长之谜，更在于特区如何整装再出发，承担起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重使命。
1979年，时任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二处四队副队长的倪鹤安，和100多名队友奔赴深圳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的首批建设者。倪鹤安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炸山开路，移走蛇口五湾和六湾之间一座拦路山头。
经过商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提出了采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负责施工作业的重任落在了四队身上，倪鹤安亲自按下了爆破电钮。随着第一声开山炮在蛇口响起，南粤大地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昼夜轰鸣，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开发的序幕。
从工业一路到工业九路，从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业区至今依然遗留着改革开放时的印记。蛇口虽小，但作为深圳特区先行者，这里开创了众多“全国第一”。
成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开创定额超产奖励制度，第一次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实现职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号召建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及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
实际上，早期从蛇口工业区孕育、起步的一大批企业，早已成长为享誉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还渗透到了深圳特区发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回忆，深交所诞生之日就冒着违规的巨大风险，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先生小孩后拿出生证”。
原来，1990年5月，深交所筹备组去北京报批开市事宜，并未领到“出生证”；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于1990年12月1日在全国率先开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才由中国人民银行补了一个“出生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针对此事问过相关决策者，其回应称，“深圳作为特区就是要胆大敢试，这样做无非面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中央不同意，我就把它关了；第二个就是中央把我骂一顿，允许我接着开。但无论哪种结果，都要试了再说。”
就是在如此开创性举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深化，贯穿了整个40年。
仅以住房制度改革为例，1980年，深圳开始建设东湖丽苑，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1987年，深圳敲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拍卖“第一槌”；如今，深圳在2018年又启动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超出商品房的供应量。
自蛇口工业区设立出口加工区开始，深圳特区就凭借廉价劳动力、土地的比较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港资进入，包括第一家引进来的酒店、第一座引进的加工厂等，迅速打开了特区对外开放的局面。
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特区设立之初，深圳仅有1家县办企业，员工108人。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到了1994年底，深圳特区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超过了8000家，从业人员100万人，产品种类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以富士康为例，作为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富士康在1988年就开始在深圳设厂，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数次跃迁。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回忆称，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是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电脑接插件厂，到2004年已经逐渐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向电脑、手机等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凭借劳动力红利、大规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代工巨头”。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唐杰认为，“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减弱，“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后遗症也开始显现，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区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这也标志着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结束。
为培育新兴产业，深圳在“八五”计划中明确制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的目标，力主发展电子、石化、轻工、纺织、新型建材、精密机械等六大主导产业。
一个被特区传为佳话的细节是：1999年，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在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获得了关键的第一笔220万美元风险投资。而这个日后被称为“中国 科技 第一展”的技术成果交易会，成了深圳特区在新世纪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开端。
在经历了“腾笼换鸟”淘汰低端落后产能、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后，深圳成为了“三新一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来，深圳先后出台实施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已超过3万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10155.51亿元，其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达到了67.3%。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在短暂的40年间，从一个人口只有30多万的边陲“小渔村”，发展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后秘诀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从创市之初，深圳就是一个对人才开放的城市，最早打破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引全国之才、集全国之力建设。早在特区创办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国瞩目的引才之策。包括农村户口入深圳户籍，家属没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实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论级别职务，根据才能和贡献确定薪酬。
一时间竟引得全国人才东南飞，不少人受特区朝气蓬勃的生机召唤而来。放弃“铁饭碗”闯荡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徐少春带着368元的养老保险金前往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不久后他再次辞职，借了5000元购进一台286电脑创办了深圳爱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蝶软件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1997-1999年间，深圳人才大市场仅接待像徐少春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数量就超过了350万。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深圳全市技术人员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200万，40年间深圳 科技 工作者的数量增长了近100万倍。
如此大揽人才，不难让人想起“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有学者将深圳的创新气质与其移民特色联系起来，解释“移民之城”为何能够成为创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抛弃了原有的稳定生活，愿意承受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去满足其对未来的高预期，这种文化特质尤其适合以IT为背景的高 科技 领域的创新。”
过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采取宽松的户籍政策，大专以上学历落户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进人才28万人。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于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职研究员、研发部长，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颇有研究。
在他看来，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无”城市——无重化工业基础、无重大国家项目、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无资源环境承载力，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
不少学者认为，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毗邻香港；也有学者认为，其得益于政策优势，税收优惠、土地保障带来巨大红利；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
代明认为，区位论、政策论、方略论皆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众多沿海、沿边经济特区中，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
例如，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各地都来经济特区参观学习，民间 科技 企业相关规定也逐渐影响到全国，民营 科技 企业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 科技 人员兴办民间 科技 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首次提出 科技 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也为深圳高 科技 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他表示，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 科技 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 科技 交易市场体系、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 科技 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
“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才为深圳高 科技 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张思平说。
不仅于此，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其中，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 科技 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深圳的立法 探索 背后，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恰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迎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不少学者对如何看待深圳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
受访专家认为，在争当全球标杆城市的赛道上，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而持续推进制度创新、 社会 治理的现代化，这是国家赋予深圳的新使命。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 科技 创新的高地，深圳有着雄厚的发展红利和持续创造红利的能力，理应为中国方案的 探索 和供给作出贡献，相信这也是中央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初衷所在。
郭万达表示，在40年发展过程中，深圳特区虽历经过波折，但“关键先生”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1992年，随着浦东新区设立，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的开放新格局，“特区不特论”一度甚嚣尘上，争论直到1995年还未停息。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深圳开始停止登记注册“三来一补”企业，并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把深圳建成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再次领跑全国产业结构转型。事实证明，后期全国产业转型大多借鉴了深圳改革经验。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再次将深圳推上风口浪尖，“产业外迁”一时间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
深圳开始主动面对新一轮的转型，大力推动“腾笼换鸟”，在几年间甚至有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转而迎来了一大批创新型 科技 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智能制造，深圳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特区模式可能被别人抄袭，但特区功能不会，其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先行先试。尤其是在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三区叠加下，深圳仍要继续发挥特区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较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曹文炼认为，中央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是基于深圳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发展基础，积累下来的改革经验以及人才和体制优势等。
站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新起点上，深圳的发展也进入新的 历史 阶段，如何继续扮演中国 科技 创新龙头的角色，再造新时期的华为、腾讯， 探索 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续的改革。
（作者：李振,王帆）
❼ 深圳模式的形成与演变（未经本人同意不得转载与引用）
1、大力发展外源型经济
上世纪70年代未，香港工业面临产业转型，大部分劳动密集形产业因工资、土地成本上升难以为继，正在寻找新的投资空间。此时，恰逢中国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深圳被批准成为中国内陆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理所当然成为了港资来大陆发展的首选地。
深圳建市之初，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引进外资的形式具有形式灵活、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风险小、成本低等特点，在解决劳动就业、增加外汇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促进深圳早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据媒体披露，第一个来深圳投资办厂的香港商人是郑可明。郑可明本系广东鹤山人，客居香港多年，但仍然心系罗湖桥北岸的世界。1978年初，他听人说内地在搞改革开放，便召集几个兄弟找来几台旧机器，从香港步行走过罗湖桥来深圳开办手袋厂。来深圳后，郑很快与当地村、镇政府签订了合同。按合同规定，村里出地、出人，郑出钱建厂并提供机器；原料由郑从香港运进，加工后，产品仍由郑往香港销售。这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的原始模式。
继郑可明来深办厂后，郑的多名旅港老乡也纷纷效仿。此后，成群结队的香港人抬着机器从罗湖桥上赶过来，在深圳盖起简易的厂房，或是生产手袋、皮具；或是生产布料、服装；或是生产五金、自行车等。这种被称之为“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模式被迅速复制。
据当地人回忆，当年从罗湖口岸铺开来，一大片的全是小矮房，走在厂区中间都分不清东南西北，尽管当时手袋厂、箱包厂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扛着机器、背着大麻袋原料经过罗湖桥的香港商人仍是络绎不绝。
此后，深圳的各个乡镇都迎来了“三来一补”生意的香港商人，1979年，仅宝安的石岩村就进驻了10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
在“三来一补”效应的影响下，1979年，深圳市正式提出了特区要以发展“三资”企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泰国华侨谢国民率先来到深圳，拿到了深圳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成立了正大集团蛇口公司，此后，谢又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康地集团合资组建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
到1979年底，深圳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200多家，到1981年底，深圳市的外资企业已达1800多家。到1985年底，深圳特区已与外商签订协议4696项，协议投资33.5亿美元，占当时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分之一。至此，深圳市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已初见端倪。
2、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深圳建特区前，即1980年前，这里只有6户个体工商户，年营业额不足3万元。在上世纪80年代，当许多地方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尚处争论、观望阶段的时候，深圳市就明确提出了在注重发展“三资”企业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本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民间科技企业登记注册办法》、《关于发展特区私营企业的若干观定》等重要政策法规。1980年以后，深圳按照“先繁荣后规矩，先活跃后有序”的的思路，在允许并支持本地居民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大胆实行“打开城门，积极引进”的方针，允许邻县、外省的个体户进入特区经营。
到1985年底，全市个体户发展到2118户，其中一部分个体工商户无论在经营规模还是在雇工人数等方面，实际上都已突破个体经济的界限，开始向民营企业转变。
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件》，1988年国务院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深圳市在这期间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结合当地的实际，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法规，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民间科技企业管理规定》、《深圳经济特区私营企业暂行规定》等等，提供了比内地更加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来特区创办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民营企业。在前一阶段积累了相当资金的个体工商户也正式注册为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至1991年底全市民营企业已发展到1024户，总注册资金达1500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的总方向。深圳市根据国家的总体改革目标，在国家尚未出台《公司法》之前，于1992年率先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合伙制条例》等，这些极具前瞻性的政策法规，再一次激起民间创业热潮。据工商部门反映，一时间，民营企业注册登记猛增，高峰时，每天要新增上百家民企。日后成为行业龙头的着名民企大都在这一期间筹备或延生。如通讯领域的华为、中心，网络领域的腾讯，软件领域的金蝶、金证等，生物工程领域的海王、海普瑞；新材料领域的比亚迪、长园、中金高能等。
由于深圳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拥有独立的立法权，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制订的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已基本废止。在深圳，凡是法律、法规未加禁止的行为，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深圳民企涉足的领域既包括商业贸易、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建筑、加工制造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子、通讯、生物工程、软件、激光等高新技术产业，还包括金融、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甚至连一些垄断性行业，也向民企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才造就了如华为、中心、平安、比亚迪、万科等一批在世界举足轻重的民营企业。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实施科技创新，也是深圳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举措。截止2001年底，经深圳市科技局正式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有1130家，其中高科技企业有60家。民营科技企业的技工贸总收入282亿元，工业总产值270亿元。全市14家市级技术开发中心，其中有4家落户在民企，全市有4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民企。深圳民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占民企总数的64%，由自主知识产权创造的产值占深圳民营科技企业总产值的88%。
3、率先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按照中央“杀出一条血路来”和“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的指示精神，自建特区以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国内率先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创造了国内的多个第一。
一是积极探索以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撤销了大部分行政性主管局，实行大部制，走出了政企分开的第一步；1987年，深圳市率先在国家机关内建立公务员制度，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转变为公务员；1992年前后，着手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废止了计划经济时期旧的规章制度，取消了大部分行政性审批的项目，放宽了市场准入制度。
二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进行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取消了企业的行政级别，有6家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组。率先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管理人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2001年至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进竞争性领域劣势国有企业的整体改革，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国际招标招募，对几家大型国企集团实行授权经营。
三是积极推进价格体制的改革。1987年，深圳市从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副食品价格改革入手，逐步扩展到工业品价格的改革，取消各类票证，下放了定价权限，实行浮动价格，把物资调拨价改为议购议销价。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又进一步调整价格改革的思路，由“以调为主”发展到“以放为主”，至此，深圳市97%的商品价格都由市场调节。
四是积极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早在1981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就率先向全国公开招聘干部、职工，并宣布在工业区内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1986年，深圳市率先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率先实行结构工资制、职位工资制。深圳市还在股份制企业中试行员工持股和股份期权制度，并规定技术发明、品牌、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可以作价入股。这些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创新活动。
五、是积极探索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对深圳的负责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找，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市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银行、证卷、保险等多个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在新中国金融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
1982年，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开业，成为中国内地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1985年，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为各地建立规范化的外汇市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1986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深圳招商局出资人民币1亿元，组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
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成立，成为建国以来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业。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
2004年5月27日，深交所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块，同年6月25日，首批中小板8家新股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2009年9月，深交所正式启动创业板，同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至此，深圳资本市场形成了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组成的梯形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
六是充分运用好立法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992年7月，深圳市获得了全国人大授予的立法权。深圳市充分运用这一优势，为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供法律保障。在拥有立法权之后，深圳市先后在市场规划、市场秩序、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截止2000年，深圳市在所制定951项法规中，其中直接涉及经济改革方面的立法占立法总数的73%。目前，深圳已初步形成了适应特区市场经济需要的，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法律框架。这些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也为国家的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4、转变增长方式，实行产业转型升级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深圳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新技术产业，市场体系较为健全和完善的金融产业、联通国际辐射内地的物流产业、与科技金融紧密结合的文化产业（后三者可称之为现代服务业）等四大支柱产业。
深圳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探索的艰辛与转型的阵痛。大致来说，深圳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升级。
（1）第一次产业转型：由贸易向工业转型
深圳特区是在原宝安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保安县是一个农业县，既没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没工工业基础，留给大特区的只有“一穷二白”。如果说深圳在建特区之初还有什么优势的话，那无非是这么两条：其一是国家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吸引外资减税、免税、出口退税政策，国有企业享有进出口自主权等等；其二是地理上毗邻港澳，与香港只一河之隔。因此，深圳最初的发展之路别无选择，只能走贸易或加工贸易的发展路径，来逐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也符合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大都要经过贸、工、技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一般路径。
深圳通过贸易和加工贸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三个渠道或者说三大来源。
一是转口贸易。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人们尚未告别短缺时代，港澳和国外物美价廉的轻工业品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当时整个中国掀起了一股全民经商的潮流，而深圳既地处沿海地带，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享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在特区兴建之初，为满足其建设中的物资供给，中央给予深圳在物资进口和外汇使用上一些特殊政策。因此，深圳很快成为国内新兴的贸易中心。不仅一大批内地个体工商户或刚刚脱离体制下海经商者，纷纷来深圳淘金，通过各种渠道与深圳有关机构拉上关系，而且外省乃至中央各个部办委都纷纷在深圳设贸易公司，来钻这个政策空子，将原本用于深圳特区内的进口物资，倒卖到内地去，靠这种贸易赚取暴利。
二是走私贩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沿海一带，例如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兴起了一股走私贩私的热潮，有不少人通过这种灰黑色的贸易方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深圳也不例外。深圳可以说是当时电子产品零部件最大的走私集散地，闻名全国的赛格电子市场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是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
如前所述，由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港澳台等地劳动密集行业因人工、土地成本上升难以为继，而且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而深圳又有天势、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是承担这种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因此，加工贸易是深圳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在工业化初期，靠贸易打基础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立市的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前两种贸易本来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后一种加工贸易形式也浮现出不少问题。最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刚从国外回到香港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他在香港出版的《广角镜》杂志（1985年5月号）上发表了名为《深圳特在那里》的文章，文章批评，深圳建特区5年来，表面上繁荣，但根基不稳，主要是利用国家优惠政策，通过贸易主要是通过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赚内地人的钱，这不应是深圳发展的方向。陈的文章激起了国内第一场关于深圳特区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大多数批评者认为，深圳工业的比重太低，而且指出，深圳要学会到国际市场上赚外国人的钱，而不应赚内地人的钱。
这一阶段，不仅理论界对深圳的发展路径颇有微词，中央也对深圳的政策进行了微调。1985年，中央决定拔掉给深圳输血的针头，加强对深圳进出口商品的控制。转眼间，几千家公司关门倒闭，深圳的经济亦陷入低谷。同年11月，国务院在深圳召开了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工业的座谈会，中央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明确要求，“经济特区要在积极引进技术的同时，逐步做到生产以外销为主，力争为国家多创外汇。”
深圳也根据国家的“七五”计划目标，制订本市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七五”期间，要利用外资15亿美元，国内投资60亿元人民币，新建500家工厂，到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90亿人民币，用三年时间，基本上形成外向型工业结构。
至此，深圳产业结构进入了第一个转型期，即由贸易转向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继续在关外发展，特区外沿107国道以及深惠公路布满了这类企业。特区内形成了以电子、轻工业为主的上步、八卦岭工业区，以机械加工为主的梅林工业区，以轻纺为主的莲塘工业区，以建材为主的龙井工业区。经过几年的调整和发展，深圳迅速成长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到1994年，深圳GDP已经超越许多传统工业基地，上升到全国第6位。
（2）第二次产业转型：由一般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深圳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布局存在饥不择食的问题，尤其“三来一补”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整个经济结构较为粗放，产品的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与整个城市的定位和远期发展目标不相称；二是一大批以“三来一补”的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企业挤占了深圳的发展空间；三是一部分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深圳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深圳农村经济过分依赖“三来一补”，丧失了建立一个自有、自主、自营的经济体系的良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落后于温州地区也落后于珠三角的其他地区；五是“三来一补”企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在外商，难以防范国际市场的风险。
上述问题引起了深圳市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上任不久的市长历有为更是力主产业转型升级，限制发展“三来一补”。1993年年底，深圳市出台一份调整产业结构的文件。文件规定，暂停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要坚决迁走。另在特区外划出9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大工业区（现在的坪山新区）。政策一出，港资企业一片哗然，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纷纷迁往外地。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据统计，截止2008年，深圳已整体外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99家，涉及10个工业行业，涉及工业总产值达108亿元。
一般认为，深圳真正实施第二次产业转型升级并高调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在1995年前后，促成这一转型既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困局，也部分来源于外界的质疑。1995年国内发生了关于深圳特区的第二次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历有为，论战的另一方是有“国情学者”之称的胡鞍钢博士。起因源于胡鞍钢发表了一篇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文章。文章的中心论点是，特区不是特在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和全国人民的特别支持，而特在特区自身的创新。究竟谁是谁非，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关于特区的质疑，是向深圳特区敲了一次警钟，有利于调整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圳市委市政府高调提出了深圳要第二次创业的口号。1995年，深圳市颁布了《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7年深圳市又出台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纲要》，1998年，深圳市制订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简称22条）。至此，深圳市初步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布局。
经过几年的卧薪尝胆，深圳的第二次产业转型初见成效。
一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工贸易已初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达到57.7%，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至12%以下；二是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被淘汰。原布局在深圳南头、蛇口及东部沿海的印染厂、纺织厂等有的关停、有的迁移、有的转产；三是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如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医药、新材料产业布满关内外，成为深圳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四是物流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唯一拥有海、陆、空对外口岸的城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全国排名连年跃升，直到2005年，雄居全球第四货柜港。
（3）第三次产业转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
深圳第三产业转型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是政府主动为之，力图通过调整，在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由工业变为现代服务业，着力推进金融、会展、创意、文化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为此，深圳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2005年，深圳市出台《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方案提高了企业进入的环保门槛。同年，深圳还出台了《2005——2010年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列为第四大支柱产业。2007年1月，深圳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还被认为是深圳向现代服务业进军的动员令。
另一方面，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因生存环境恶化，主动外迁，形成了继1993年之后的又一波外迁潮，已经并将持续影响深圳的经济总量。外资企业外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用地严重短缺，企业的扩张受到影响；二是政策优势弱化，国家调整了加工贸易政策，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并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品退税，并收缩了信贷等等；三是利润空间缩小，人工工资、土地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工业用水、电价上调等等。从外迁的路线看，一部分迁至东莞、惠州，以及省外的湖南、湖北、广西等地；也有一部企业则向越南、孟加拉、印度等生产成本更低、准入制度较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正是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深圳的第三次产业转型。按深圳市的说法，第三次产业转型，就是要实现五大转变：一是实现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物质性资源向软资源转变；二是第二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先进制造业转变；三是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四是第三产业由传统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变；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由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变。
目前这次转型仍在继续，但已初见端倪。以福田区为例，近几年福田区在转型中探索出三个模式：即：“工改商模式”、“工改工模式”、“工改文模式”。一是以华强北商业街为代表的“工改商”模式，把华强北从原来以电子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工商混合区发展的中国电子第一街；二是以上沙创新科技园为代表的“工改工”模式，将16栋“三来一补”的厂房进行整体改造，把原先的低端加工制造园区改造成为科技创新园区，现在这里聚集几十家通信、网络等高科技研发企业，年产值比改造前增长了17.25倍；三是以田面创意产业园为代表的“工改文”模式，把原先的汽车修配、服务生产的工业区改造成为集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空间设计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今，在仅4.3平方公里的福田中央商务区，聚集着75家世界500强企业的124个研发中心、采购中心或分支机构，占深圳市80%的创投机构、65%的证券营业部、94%的基金公司、84%的保险机构，此外，还聚集 了100多家的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总部和区域总部。
❽ 深圳为何连续出台3个“30条”这一政策背后有何深意
深圳为什么连续出台三个“30条”？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根据题主的提问，我的回答如下。《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从9个方面提出30条措施，涵盖居民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汽车行业是促进消费的最有力措施。消费者购买符合要求的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按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最高2000元。这是继3月疫情后，深圳出台的第三个“30条措施”。
这样既能让大家更加积极地遵守疫情防控规则，也能让大家更加关注未来的疫情防控。这对以后的疫情防控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你更快的进入疫情防控工作的状态，也有助于你在恢复生活后珍惜自己的正常生活。而且这些政策颁布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劳动群众，这样即使再出现特殊情况，这些家庭的正常生活也能得到保障，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可以更加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❾ 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历程
1、1978-1985年，初创奠基和改革开放局部推进阶段。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2、1986-1992年，经济转型发展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阶。1986年开始，深圳特区进入一个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全面进行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新阶段。深圳经济开始起飞，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1987年突破50亿元，1989年突破100亿元。
3、1993-2002年，增创新优势与跨越式发展阶段。深圳经济特区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过去主要依赖中央赋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素质，增创新优势。
4、2003年-至今，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思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9)深圳经济政策转型三次是什么意思扩展阅读
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背景：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开了两个月零3天，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❿ 什么叫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要详细点的！
深圳模式指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以及经济运行原则和运行方式的一种概括。深圳特区亦走过了一条类似联想的“贸工技模式”，在80年代初特区创办之初，事实上是依靠优惠政策，做贸易起家，奠定了特区的资本基础，之后在1985-1986年深圳特区开始第一次产业转型，由贸易转向大规模投资工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计划，产业重心由工业向科技产业升级，原有的加工贸易业则向关外的宝安龙岗以及东莞地区迁移。2006-2008年前后，深圳开始第三次产业转型，在原有工业、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上，产业重心开始向高端服务业转移。
顺德模式指在工业化的诱发过程中，基层政府发挥了更多一些的作用。顺德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一些农机工业和缫丝工业的基础，培养了一些小工业经营人才，在80年代率先开放后，县镇村政府对工业化充满了极端的兴趣，鼓励大办乡镇工业，并想方设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资本支持。
遂使顺德在一些产业领域迅速成为全国市场的佼佼者，奠定了顺德的产业竞争力基础，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这些乡镇工业的私有化过程，使顺德转型为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地区。中山市的西北部小榄、东凤等镇，以及佛山市区等部分地区，亦具备顺德模式的特点。
(10)深圳经济政策转型三次是什么意思扩展阅读：
深圳模式下养老保险的优缺点
优点在于：
1.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获得了“市民待遇”；
2.有利于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竞争就业的机制。
深圳模式的缺点是：
1.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来说，费率过高；
2.累计15年缴费期太长；
3.退保只能退或转移个人账户的积累额，不合理。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大斗进、小斗出”，对农民工本人和农民工输出地都是一种间接的“剥削”；
4.农民工参加和享受养老保险的资格条件太苛刻，例如，退休前5年要连续在本市缴费，绝大多数农民工难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