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梁启超为什么要再天津建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饮冰室
饮冰一词的由来：“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内心之忧虑。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梁启超内心之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得解。所以，他正是借“饮冰”一词，来表达自己内心之忧虑焦灼呀。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天津有很多值得一书的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其中梁启超的“饮冰室”应该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处。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饮冰室历经波折竟奇迹般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或许就是梁启超和“饮冰室”与天津这座城市的一种缘分。
1912年11月16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抵达天津。天津方面的热情出乎他的意料，直隶都督冯国璋听说梁启超抵达天津，马上派人远迎。梁启超后来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赴共和、民主两党欢迎宴会及演说会，又地方官纷纷请宴，应酬极苦……无一刻断宾客。”
城市的魅力在于文化，城市文化是历史文化的积淀，风貌建筑则是城市文化最好的载体。一座城市的特色，常常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于建筑之上。天津的风貌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也是城市历史演变和文化积淀的缩影。
建筑是近代天津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海河两岸，有很多别致的建筑——从商店洋行到名流公馆，似乎百年前天津的“时髦”就是在这里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或许正因为此，梁启超在天津创设了他的“饮冰室”； 达官贵人们住在天津可以远离勾心斗角的官场，图个清静；商人买办则看中了这里卧虎藏龙，是做生意的风水宝地；书生政客则隐忍于此，等待咸鱼翻身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些脚本，建筑变得不再像看上去那么冷冰冰，人们也饶有兴致地开始挖掘建筑背后的故事。或许以“名人故居”及“小洋楼”二篇来总结天津的建筑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们希望令读者以管窥豹，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天津老建筑的兴趣。
1914年，梁启超在意租界西马路（今民族路）购买了周氏一块空地，计3.895亩，准备修建寓所和书斋。有趣的是，在设计图纸出来后，意工部局工程处的审核非常严格，其标准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值得借鉴的意义：新建楼房有个性，不可雷同；与周围景观谐调；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
“饮冰室”书斋于1924年建成，为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二层楼房，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殴设计，楼的正面有三连拱门洞，两侧为石台阶，当中一个蓄水池。整幢楼线条流畅，典雅浪漫，一楼设有大厅、书房、资料室、会客厅，二楼为居室、客房、餐厅等，梁启超晚年的政治活动和写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所楼与之前建成的梁启超寓所的设计大相径庭，虽同为意式建筑，但折中主义风格明显，设计也富有个性，这与当时欧洲的流行设计风格有关。
这座书斋的建立，意味着梁启超曾经的虚拟“饮冰室”文化符号终于有了实体的依托。自1919年至1929年，晚年的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了政治，除了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讲学和开展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在天津的饮冰室着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探讨中外文化的融合。和此前以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思路不同，他在此一时期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主张。梁启超在天津居住多年，“待客谦恭热情，每逢寒暑假‘饮冰室’又变成补习学馆，有很多清华、南开的学生到这儿寻求知识”。
‘贰’ 梁启超的简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着《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着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2)梁启超为什么住在天津扩展阅读：
梁启超，中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提倡伸民权，设议院。他学训渊博，着述丰富。《饮冰室合集》是目前比较详备的梁启超着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在现在中国大陆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的两幢意大利建筑风格小洋楼，正是梁启超的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他不仅曾在这里着书立说，而且曾和蔡锷在此策划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饮冰室合集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梁启超
‘叁’ 梁启超在天津干什么了
梁启超十分赏识自己的学生蔡锷。在饮冰室书斋里，一直悬挂着身着北洋政府时代军礼服、神态端庄的蔡锷将军的巨幅画像。
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梁启超在金融方面也有广博的知识，而他所栖息的天津，自清末以来即是中国的造币中心，这便成就了历史风云际会的又一个机缘。1914年2月，北洋政府在津设立币制局，任命梁启超为总裁。梁氏上任后对造币厂因几经变迁资料散失的状况极为关注，立即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吴鼎昌着手编写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亲笔提写书名。这部11章约5万余字的造币厂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同年12月，梁启超因币制改革主张难以实现而辞职。
1921年9月，受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开始在南开讲授《中国文化史》。当时就读于南开的开国总理周恩来曾亲笔录写《梁任公先生演说词》洋洋四千余言。周恩来在文章中描写当时见到的梁任公“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对梁氏所讲“青年今日之责任，其重大百倍于他人”等振聋发聩之语感触深刻，铭记于心。
梁启超对南开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抱有极大希望，曾有意亲自主持南开文科，并在南开创设“东方文化研究院”，虽因故未能如愿，此拳拳之心、耿耿之志，已为南开深深铭记。2000年，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梁启超先生的宏愿得以实现。
梁启超寓居津门的14年，也是他倾心致力于学术研究、着述颇丰的一段时光。在饮冰室书斋，他完成了包括讨袁檄文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老子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60多篇学术论着；这长达148卷、凡1400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是梁启超留给中华民族蔚然壮观的文化瑰宝。
在天津，梁启超与学界名流交往极多，梁氏宅邸名人高士云集，又形成了一道清新雅意的独特风景。他与《天演论》的译着者严复切磋学问，过从甚密；他盛赞严修创建南开之举，并与张伯苓、张彭春兄弟成为挚友，对南开学校倾心襄助；他还曾在饮冰室书斋里与当时尚在青年、属后起之秀的学者梁漱溟、徐志摩等结下师生之谊。
天津的梁氏旧居和饮冰室，还记录下了梁启超家学深厚、传承有方的佳话。梁氏九个子女皆学有所成，其中更有三位成为声名卓着的中科院院士——他们是：着有《中国建筑史》、主持设计新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建筑学家、梁氏长子梁思成，考古学、人类学专家、梁氏三子梁思永和1924年出生在天津饮冰室故居的火箭制造、宇航科学专家、梁氏五子梁思礼。
占地2500平方米的梁启超纪念馆，规整俭朴，气势雍容。陈列在各展室中的百余件家具，是按照当年原貌，“原汁原味”仿制、摆放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展览，真实地展示了梁启超热爱祖国、勤奋治学的一生。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唯一的梁启超生平资料中心和学术思想研究中心。
梁启超生前曾说，自己乃中国“不可少之一人”，“数年之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将永远铭记梁启超！
‘肆’ 梁启超为什么逃到天津
当时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成了朝廷钦犯，于是乘火车逃往天津。天津是港口城市，也是通商口岸，有外国势力，进退自如。
但就在天津火车站，被他在天津的朋友认了出来，认出来不要紧，这位朋友却偷偷向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告了密。梁启超初到天津却来不及欣赏美景，便坐帆船逃向了塘沽，而此时荣禄派出的追捕队已经追了上来。
在眼看就要追上的千钧一发之时，追捕的船却调头驶向别处，梁启超这才躲过一劫。传说负责带队追捕梁启超的是王修植，这个人倾向维新运动，在变法期间曾与梁启超有一定交往，因此也不排除他当时有意放走梁启超的可能性。
而后梁启超乘坐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被迫开始了留学之旅，
‘伍’ 有人去过天津的梁启超旧居吗环境怎么样
自古以来，天津既是沟通南北的漕运枢纽，也是拱卫京师的重要门户和连通世界的海运港口。近代以来，天津成为李鸿章兴办洋务运动和袁世凯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特定的历史因素，使天津汇聚了英、法、意、德、日、西班牙等独具各国风貌的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此外，严复、严修、张伯苓、梁漱溟等人也曾到饮冰室拜访过梁启超。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以治病就医之名多次来到天津，在饮冰室与老师商讨反袁大计。他们秘密商定：一边由梁启超推动舆论，声讨袁世凯的逆行，另一边由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击碎袁氏的复辟美梦。
‘陆’ 张伯苓,梁启超,蔡元培,都和天津南开大学有什么关系
梁启超与南开大学
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史事者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
名字。这位曾活跃于中国政坛、学界30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
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
孙黄后”。他晚年摒弃政务，专心向学，着作等身，建树甚丰，被称
为“新思想界之陈涉”，而其与南开大学的一段旧日渊源，也颇值得
称道。
南开大学成立伊始的20年代，是中国学术界日渐活跃和繁荣的时
期。诸说层出，观点纷呈，被大多学者目为又一度“百家争鸣”。尤
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暴露了危机，引发国人的怀疑和动摇，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占有了一定地位，出现了国学研究的热潮。
梁启超便是其中代表之一。他在战后游历欧洲，着《欧游心影录》，
认定中国国学在将来世界上占重要的位置，并说西欧文明还需中国文
化去调剂，亟力劝学者去整理国故，引起学界很大反响。他还坚持教
育救国论，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
教育事业”，因而便和同样致力振兴民族教育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同声
共气，相应相求。
1921年9月，成立仅三年的私立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参加大学部的
开学式。梁先生欣然前往，并在会上发表演说，盛赞年轻而充满希望
的南开：“……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
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
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
大学之母。”梁启超鼓励南开学子：“我盼望诸君不要怕难，奋兴起
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这样责任
不能不望之于中国私立的南开大学了。”
其后，南开大学遂聘请梁启超在校举办中国文化史讲座，讲演的
题目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举行，
后来每周又增加二个小时。学校对梁启超先生的讲座非常重视，规定
此科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梁启超本就文采飞扬，口才又极佳，每
次连续讲演两小时之久，毫无倦容，诚可谓诲人不倦；他的讲演受到
南开师生的热烈欢迎，听讲者达数百人之多，几乎倾校而动，而且还
有不少天津其他各校教员学生前来旁听。梁先生授课认真，凡因事误
课必定补讲；并进行正规的考试，考卷第一次便收到121份，已占全校
学生半数。讲座结束后，梁启超还同历史班全体学员合影留念，师生
关系甚是融洽。
梁启超的讲义是其所拟中国文化史纲中的第一篇，后经整理，便
以同名着作出版，风行一时，成为其自视得意之作之一，备受学界所
推重，而梁先生之讲座对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推动之功，自可想
见。
梁启超对南开的感情是深厚的，尔后他曾多次来校讲学。1922年
2月，在即将赴清华学校讲演前夕，梁先生又亲临南开大学新学期开学
式作演说，对于“青年元气之培养”等问题，再三注意，开导周详。
他指出，从学校到社会是人生最危险时代，青年人对婚姻、职业诸方
面尤其需要谨慎；从而鼓励南开学子“从物质、精神上加增培养元气
的资料”，“寻出一种高尚的嗜好、自己的人生观，”养浩然正气，
以与恶社会中的坏性质、坏习惯作斗争。1923年7月，梁启超应聘主讲
南开大学暑期学校。1924年春又讲学南开，着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
之总成绩》一文。他不仅自己亲自来校作学术指导，还曾邀请国外名
学者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以及国内学界名流张君劢、梁漱溟、蒋
方震、张东荪等来南开讲学。这对于南开学术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南开在严范孙、张伯苓诸先生筚路蓝缕的努力创建下，由小学而
中学而大学，知名于国内外，这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和赞扬。他曾
多次以南开为范例阐述对教育的意见，特别是在承办中国公学时，常
常引南开为先导；而且他对于南开的建设、发展也多所属意，尽心擘
画。早在1921年，他亲撰《为南开大学劝捐启》，指出“大学教育之
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而普及大学教育，则不可
不以私立为官立之助；私立大学有诸多优点，“在我国教育史上，若
宋之鹿洞、明之东林，其性质皆为私立大学，而一朝文化系焉。方今
网络更新，兹事需要，益如饥渴。而十年以来，完善之组织尚未有闻，
斯亦士大夫之羞矣。南开大学者，其基础建设于中学之上。南开中学
之成立有十七年，……学课之完实，校风之粹美，既已为海内外所同
认。三年以前，主校事者鉴于时势要求，深感进设大学之必要。藉各
方面有力之赞助，幸而获成，分置理商文矿四科，历级已届三年，注
弟子籍者将及四百，规模粲然具矣。……某某等为公为私，皆深感南
开为我教育界一元气。”他吁请“凡属爱群自爱者对于兹校宜同负爱
护扶助之责，愿竭绵薄以赞厥成，”对南开关怀切切。梁启超还一度
向张伯苓校长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并举荐张
君劢为主任，蒋方震、张东荪、林宰平、梁漱溟等各任一门，预言
“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南开文科办三年后，
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
1922年底至翌年，梁启超闭门谢客，养病于天津，遂又有在南开
创办东方文化学院的设想。《南开周刊》第54期（1922年12月30日）
刊发题为《东方文化研究成立之先声》的消息，说：“自梁任公先生
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后，一般有志东方
学术研究者，莫不引颈高呼，期此世界独一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学校
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任公先生筹划一切，如募经常费，敦请当代大学
者张君劢、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不遗余力。近复闻任公先生已
订于本月十五日由南京来津，专与学校计议此事。吾人甚望此番计议
早见施行，裨东方文化得大放异彩于环球也。”后梁启超即起草《为
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倡仪“设一讲学机关，名曰
文化学院。”并拟定：“院舍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
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后来虽因资金等诸多缘故，此举遂搁置而
未成，但梁先生的倡引之功及其对南开的钟情，却是足令我们常引以
为念的。
1925年后，梁启超就清华研究院任导师，而对南开关心依然。
1927年10月间，罹病在身的梁启超又为南开二十三周年纪念手书“弘
毅”二字，并在《祝词》中说：“本校二十三周年大庆，敬写《论语》
两字，奉祝频年。丧乱频仍，全国教育破产，本校实岿然鲁殿灵光。
任重道远，簿海属望。愿以此两字，与多士共勉也。”殷殷深情，谆
谆愿意，尽在字里行间。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殁于北京协和医院，一代巨星殒落。可
以说，南开的成长，和众多学术大师的关爱、提携是分不开的，梁启
超便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位代表。抚今追昔，寄思而往，前贤的鼓励
与嘱托，将永远是我们自强不息的动力之源。
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张伯苓
柳无忌
张伯苓之为大校长，名副其实。首先，他的体格高大。1932年秋，我初去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杨石先带我去拜望校长。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简朴的校长办公室内。我记不起来他那时是否已戴上黑眼镜，倘使是的，他在威仪中又呈现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姿态。那时我只有25岁，校长的年龄要比我大一倍以上，更何况他已是全国闻名的一位大人物。此后，我与张校长相处10载，在天津5年(1932—1937)，重庆5年(1941—1946)，我对他的认识较深，渐渐的对他的“敬”多于“畏”，最后完全是尊敬与仰慕，因为我已看见了在他那黑眼镜后面露出来的是慈祥的目光……他对于南开全校师生的关怀。对我个人来说，在我记忆中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在天津时，有一天他独自光临舍间(百树新村32号)，使我们大吃一惊。他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巡视校园时在我们那里歇脚一下，看看他的教员的生活情况。临走前，他对我的太太大加夸奖，因为在客厅内他摸摸在沙发旁的电灯罩子，发现上面并没有丝毫灰尘。
比他体格更高大的是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这两者可以一同论述。张校长创办南开的功绩，在中国教育史(也许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从他以私人力量，惨淡经营，从最初在严范孙私宅创设的敬业中学(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到创立南开中学、小学、女中、大学，以至化工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的全套南开学校的经遇，史实昭垂，不必在此重述。但有一点我知道而拟特别提出的，是张伯苓抗战前夕在重庆筹备南谕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的高瞻远瞩。当时国难严重，八里台南开大学临近海光寺日本兵营，在忧患中我们听到了校长要在大后方开设南开分校的消息，有如一线光明闪耀在乌云中间，使我们的视线随着扩大，我们的情绪也就此稳定起来了。在设计、筹款、建筑的过程中……这些校长积有三十余年经验——他的魄力与毅力是值得赞扬的，但最使我敬佩的，是他那远大的眼光、正确的判断力，与为百年树人所做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当时任何教育家或政治家所不及的。
张伯苓事业的成功，在于他能就地取材，有引用与培养人才的创造力。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这一点我在进南开不久就看出来了。环绕这位大校长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好像有五大金刚之称)：黄钰生(教务)，伉乃如(注册)，华午晴(财务)，孟琴襄(事务)与喻传鉴(中学)。他们那种爱护南开，为校长效力，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感动了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教授，虽然我们有时对于学校的行政作风并非完全同意。抗战时喻传鉴主持重庆南开中学，黄钰生代表南开与张校长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而另一位杰出的教授杨石先也就被推为西南联大的教务长。有人说，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我可以补充一句：没有这几位校务人员的协助，张伯苓事业的成功，南开对于教育、学术方面的贡献与影响，是不会这样广大而久远的。
从前在天津或重庆参加学校集会，现今在美国的校友聚餐，当唱校歌时我往往神驰于“巍巍乎吾南开精神”这一句。那种大公无私的南开精神，是张伯苓留给南开一份珍贵的遗产。
蔡元培
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前夕,张伯苓、严修前往北京约见胡适、蔡元培等北京大学教授,向他们征求对于南开学校成立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着名的学者,胡适理所当然在邀请之列,他多次欣然前往南开,为南开师生做精彩的演讲和报告。...
‘柒’ 梁启超故居的天津故居
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 ，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着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人物，一生着作甚丰。他于民国初年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 ( 今河北区民族路 ) 购得一块地皮，面积约4 市亩，于 1914 年建成一所住宅，此后又建一所书斋 -- 饮冰室，住宅为二层西式楼房，前后共有两幢。前楼为主楼，带地下室。一、二层各有 9 间居室。整体建筑分为两部分，东半部为梁氏专用，有小书房、客厅、起居室等；西半部是家属住房。后楼为附属建筑，有厨房、锅炉房、贮藏室、佣人住房等。前楼与后楼有走廊、天桥连接。整所建筑面积 1100 余平方米，主楼为砖木结构，水泥罩面，塑有花纹，异形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双槽门窗，整所建筑相当讲究，有花园、汽车房、传达室。饮冰室在今河北区民族路46号，与住宅(民族路44号)相连，建于1924年，是一所浅灰色两层小洋楼。楼内正面有三个小拱厅，门前两侧是石台阶，当中有蓄水池，池中雕一座石兽，口中喷水常年不断。一楼正中为大厅，大厅周围5间房子除1间为杂房外，其余为书房和图书室。二楼靠西北角也是1间大厅，靠东南角有几间主要作卧室或图书资料室。梁氏后期就住在这里从事着述。
梁氏的饮冰室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为天井外廊式带封闭罩棚。建筑造型别致，正中大厅实际是天井院的罩棚，罩棚高出屋顶，用花玻璃镶成。该所建筑共有房34间，建筑面积949.5平方米。
‘捌’ 告我关于梁启超的详细资料，紧急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早年事迹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后主笔于《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6年离京抵沪，与黄遵宪等筹办《时务报》，撰写《变法通义》等书并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影响巨大。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开民智、伸民权。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皇帝于7月3日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授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出亡日本。
海外流亡
梁启超 (东华新闻？Tung Wah News, 1901年4月17日)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康、梁抵日后不久，孙中山等即想与之建立联系，但遭康有为拒绝；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
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后，孙中山等多次与梁启超接触，商谈两党合作；12月31日，梁启超离开日本抵达檀香山。1900年初，清政府再命各省严拿康、梁；梁启超忙于保皇会与勤王起义事宜；其间，与他的英文翻译何蕙珍女士产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恋”；4、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决定联合出兵，6月清政府与各国宣战；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7、8月间唐才常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国；自立军起义事败，梁启超经香港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会面，后应澳洲保皇会邀请前往澳洲；1901年春，梁启超返回日本；着《南海康先生传》；开办广智书局；12月21日《清议报》停刊。1901年6月，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主张君主立宪。1902年初（正月初一），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横滨出版；2月至7月，梁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创办的《新小说》，发表《新中国未来》。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邀请赴美洲游历，先后抵达温哥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匹兹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后经温哥华返回日本横滨，此次游历长达八个月，在华盛顿期间还拜会了美国外交部长约翰海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返日后撰《新大陆游记》刊登于《新民丛报》；是年，《饮冰室文集》第一次结集出版。1904年清政府特赦戊戌党籍，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仍未宽免。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此后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论战日益激烈。1906年，梁启超代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但后因遭清政府查禁而告解散。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梁启超生活困难，以读书、着述为业。1911年清政府责成袁世凯组阁，任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辞而未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9月28日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辛亥革命后回到中国
回国后，梁启超曾任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他被选为理事。1913年进步党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4年“人才内阁”仅存在五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进行猛烈抨击。其后梁启超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经越南赴两广参加反袁斗争，梁启超的反袁举动使得他同老师康有为彻底决裂。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中羞愤而死。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思想有所转变。1920年梁启超回到中国后，以开始集中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该年《清代学术概论》脱稿。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在京、津多所学校先后七次讲演。1922年梁启超赴各地讲学；10月起，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学期；同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1923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清华大学）讲学。1924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梁启超因病入院治疗，发现肾有问题。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家庭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婚后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着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着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着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礼（1924年－），五子，着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出版
《饮冰室文集点校》梁启超着，吴松等点校，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6册 ISBN 7541519480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全十二册） ISBN 7-101-00475-X/K.
故居、纪念馆与墓地
在广东江门和天津都保存有梁启超的故居并建有梁启超纪念馆。
广东江门的梁启超故居位于江门新会会城镇茶坑管理区，这里是梁启超的诞生地。该故居建于清朝光绪年间，为一座青砖平房，占地面积155平方米。故居于1989年被定为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故居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由莫伯治设计，主体为一座两层中西合璧风格建筑，前部分为具有欧陆风格的白色拱型设计，后部分是岭南风格的仿古建筑，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故居大院中央还竖有梁启超铜像，由林敦厚父子设计。纪念馆内有梁启超生平事迹展。
天津的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毗邻的还有位于河北路46号的梁启超书斋——“饮冰室”。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空地所建。故居建于1914年，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饮冰室建于1924年，为浅灰色两层洋楼，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天津市政府于2003年将故居和饮冰室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以故居作为展室，展示梁启超生平事迹。书斋“饮冰室”做为复原陈列，再现了梁启超生前的工作、生活环境。
梁启超墓今位于北京市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地总面积1.8公顷，东西分为墓园和附属林地两部分。墓园由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1978年2月24日梁启超子女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将墓地全部无偿转交给北京市植物园。
‘玖’ 梁启超是天津人吗
梁启超不是天津人，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只是在世期间在天津生活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