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天津近代工业发展
天津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中清朝政府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此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在海河北岸建设河北新区聚集了大量的近代工业企业。包括周学熙等实业家在天津创办了一批“官督商办”性质的大型产业。到20世纪初期，中国民间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永利碱厂，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和证书，证书中称其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的象征”。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天津租界的建设促使天津在近代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以及中国第二大工业和金融商贸城市。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日占时期等四个阶段。由于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繁荣，天津市在三岔河口修建了天津近代工业博物馆。x0dx0ax0dx0a萌芽期x0dx0a天津近代工业的萌芽期是开端口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从1866年开始，受洋务运动影响，清政府在天津及周边地区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军工产业。为应付对外通商事务，清政府又于天津设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天津成为李鸿章北洋基地的核心地区，这一时期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初期。x0dx0a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业x0dx0a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开始兴办近代以军工产业为代表的官办产业。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贾家沽道附近觅得土地22顷，在周围挖壕沟，建造长1500余丈的围墙，建成天津机器局东局，是天津机器局火药厂，俗称为“东局子”，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军工产业。该局为北方诸省提供军需的枪支、弹药，在北洋水师建成后，又负责提供北洋舰队所需的军需物资。在崇厚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主持天津机器制造局，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机器制造、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基本化学、船舶修造等规模可观的大型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的东局子被称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机器局之一。x0dx0a清政府为加强海防，又于1880年由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大沽船坞是近代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与旅顺军港、威海卫刘公岛并称北洋水师的三大基地，用于修理北洋水师的军舰，1890年始造军火。x0dx0a“官督商办”产业的创办x0dx0a为配合近代军工产业的发展，清政府在天津修建了最早的电报线和中国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并创办开平铁路公司和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大型煤矿，以保证军工产业所需要的能源物资。1878年由李鸿章委派买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起初原拟官办，后因清政府财政支绌，才改为官督商办。1879年，以直隶总督府为起点，经天津机器局东局子及紫竹林租界和招商局，至大沽炮台及北塘兵营之间架设电线之间的电报线，是中国最早的电报线。此后又铺设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后在天津设电报总局，下设电报东局、电报北局、电报南局三个分局。天津电报局虽是“官督商办”，但凡洋务、军务电报，均为“头等官报”，发报顺序又定为“先官后商”。x0dx0a而始建于1880年的唐胥铁路，后经李鸿章建议，延长至大沽及天津，主要用于开平煤炭的运输和北洋海防调兵运输军火。1887年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更名为中国天津铁路公司（又称津沽铁路公司）。津唐铁路建成后，李鸿章考虑到北洋防务，以天津为中心，修筑了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除上述为军工产业服务的“官督商办”近代产业，为方便南北贸易往来李鸿章早在1872年就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总局在上海，设津局位于天津的紫竹林南。x0dx0a早期的外资企业x0dx0a外资在天津最早经营的近代企业是1874年英国的大沽驳船公司，但比李鸿章筹办的轮船招商局要稍迟一些。外国资本是在1871年才获准在天津经营驳船运输业务，须经清政府规定试办年限。1874年5月，英商集资兴办的大沽驳船公司成立了，资本为33000美元。1889年9月大沽驳船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50万两。”至1900年天津共19家外资企业，英、德两国占16家。在19家外资企业中，以对外贸易的企业为主，其中打包厂有11家。此外，其他早期的外国资本多为小型民用工业。x0dx0a民间资本产业的创办x0dx0a天津的民间资本产业较外资产业还晚，1878年由朱其昂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在1900年以前，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每年获利六七千两，此后又有民间资本添没三四家，每家每年仍可得利六七千两，足见销路日旺。这些在19世纪90年代新设的机器磨坊，缺乏具体的历史记载，目前可以明确考证的有大来生机器磨坊、天利和机器磨坊和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3家。x0dx0a1884年，广东商人罗三佑创办的德泰机器厂是天津第一家民间资本创建的铁工厂。机器制造产业方面，天津还有1886年天津英租界内开办的万顺铁厂。此外，德泰机器厂、万顺铁厂都设在毗邻租界的海大道(今大沽路)一带。20世纪初，这里又设有炽昌铁工厂等。因此与当时天津租界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海大道一带是天津早期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的发源地。天津早期民间资本创建的机器加工产业，还有三条石大街1897年建成的金聚成铁厂。其他的产业则如1886年成立的天津自来水公司、1897年创办的北洋织绒厂、1898年创办的北洋硝皮厂，都是当时的着名买办吴懋鼎在天津投资兴办的，也是当时天津乃至北方同类行业中最早的。x0dx0a天津近代工业初始期重要产业有三十余家，十九家为外资企业。其余十七家家民族工业中，六家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产业，这六家产业多与军事相关，即使为官督商办性质，也多为官僚所控制。民间资本产业投资较晚，规模较小，类型也并不多。天津早期的近代工业主要以军工产业为主、规模较大，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具有开创性价值。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火药厂——天津机器局东局；中国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第一条电报线——“北塘—大沽—天津”军用电报线；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等都与天津息息相关。x0dx0ax0dx0a发展时期x0dx0a主条目：河北新区x0dx0a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是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至中华民国成立初年。1902年前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大力推行“新政”，至中华民国成立前后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突出表现在河北新区的建设、近代工业教育的繁荣以及民间资本产业的发展。x0dx0a“官督商办”产业的发展x0dx0a20世纪初袁世凯在天津推行的“新政”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902年，周学熙受袁世凯之托创办北洋银元局，取得成功后又于1906年创建了北洋劝业铁工厂等重要的官督商办产业，河北新区一度成为重要的工业区。同时，河北新区还创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考工厂、实习工场等教育机构，成为重要的工业教育基地。x0dx0a周学熙又于1906年接手唐山因产品质量差而倒闭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前身为1889年唐廷枢创办的唐山细棉土厂，是李鸿章委派招募民间资金创办的。周学熙接手后引进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泥生产设备——丹麦史密斯公司的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创了中国水泥工业的先河。x0dx0a军工业的转型x0dx0a主条目：大沽船坞x0dx0a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天津大型的官办军工产业受到侵略军的严重破坏。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局子被八国联军占领，后被用作法国兵营，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西局子海光寺机器局则被完全破坏。在1901年被日军占领，西局子的旧址被作为日本兵营之用。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于1900至1902年被俄国占领达两年之久。1906年，大沽船坞作为北洋劝业铁工厂大沽分厂投入生产，并将原大沽船坞的炮厂划为宪兵学堂之用，大沽船坞此时已成为官助商办的产业。x0dx0a商办产业发展x0dx0a“新政”时期天津的民间资本得到了发展，河北新区的建设，天津造币总厂、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劝业铁工厂等相继建成，加上天津的机器工业本身具备一定的基础，三条石大街一代逐渐发展成机器制造工业的中心。同时，工业区的范围由河北新区沿三条石大街向天津旧城西部蔓延。从1902至1911年，天津出现过的工业企业总计为139家，涉及矿业、水泥、机器制造、纺织、化工、食品等行业，其中纺织行业居首41家，化工行业（含火柴、皮革、化妆品、榨油）居次31家，食品加工行业（含烟草）居三20家，天津的支柱产业结构初步形成。着名产业如大红桥附近的天津造胰公司建于1905年，纪钜汾1908年创办卷烟公司。这一时期的稳步发展为辛亥革命后民间资本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x0dx0ax0dx0a兴盛时期x0dx0a民国初至日军侵占这段时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兴盛期，这段时期主要表现在商办产业的兴盛。面粉、火柴、纺织、化学、制革等类型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工业中心，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x0dx0a纺织业x0dx0a自“北洋新政”期间起，周学熙作为北洋实业的奠基人，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并倡导“大兴工艺”并大力开办工厂和工业教育。1904年，实习工场下设织机、染色、提花等科目，开始了机器织布工业。此后，天津及周边地区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工厂。1915年由周学熙创办的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直隶模范纺纱厂建成，1916年章瑞廷创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后与直隶模范纺纱厂合并，改名为恒源纱厂。1916年，周学熙退出北洋政府后，致力于实业，创办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8年建成天津华新纱厂，又在青岛、唐山、卫辉三地设分厂。1918年至1922年间，裕元、裕大、北洋、宝成等纱厂相继建成。六大纱厂初具规模。此外，天津市区还有单织厂87家。至此，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近代棉纺织业的中心。1931年仁立毛织厂在津建成，1934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厂投产，天津近代毛纺织工业自此开始形成。仁立、东亚是天津驰名的两大毛纺厂。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取“抵制洋货”谐音的“抵羊牌”毛线成为中国第一个国产毛线着名品牌，也是当时实业救国的代表。x0dx0a粮油加工x0dx0a1878年，天津已经出现使用机器磨面的磨房。1915年，中日合资在天津意租界内创办寿星面粉公司，产品旺销。直到1919年，“抵制日货”活动兴起，该公司因有日资介入遭抵制而停产。1925年，该公司重组，更名为寿丰面粉公司，后逐渐发展成华北规模较大的面粉企业，下设三个分厂。大丰面粉公司建于1921年，为二分厂，民丰面粉公司建于1923年为三分厂。其他较为着名的面粉企业还有福星面粉公司，建于1919年，生产“蝙蝠牌”面粉，嘉瑞面粉公司建于1924年，生产“牧牛牌”面粉。x0dx0a海洋化工x0dx0a主条目：天津碱厂、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x0dx0a天津地区古代就有盐业，属“长芦盐”。但传统的食盐制作粗糙、质量较差，精盐制作已成必然趋势。1914年在北洋政府的允可下，在盐务专家景韬白的支持下，集资在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得到了众多社会名流的大力支持，发起及赞助人有梁启超、范源濂、李思浩、王家襄、景学钤、胡浚泰、刘揆一等。x0dx0a范旭东从日本采购机器，购地建厂。起初购盐为原料，后自置盐田，作为原料。使用重结晶法工艺生产出精盐，产品商标为五角形的海王星。纯碱和硫酸的生产水平是20世纪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指标之一。范旭东另一贡献就是创建了永利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进口碱的数量急剧下降，中国人民只能食用“土碱”，并且许多以纯碱为原料的工厂也被迫停工。范旭东等人决定采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苏尔维制碱技术生产纯碱，1917年着手创办永利制碱公司，于1923年完成碱厂基本建设，于1926年6月29日生产出雪白的纯碱，定名“红三角牌”。精盐和纯碱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填补了中国化学工业的空白。同时，“红三角牌”纯碱使中国生产的化工产品的首次出口海外。早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和证书，证书中称永利碱厂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之象征”。x0dx0a制革工业x0dx0a1898年吴懋鼎在天津创办北洋硝皮厂后各地纷纷设厂，到民国9年农商部统计全国有新式制革厂3l家。1931年统计天津有新式制革厂11家，以裕津为最大，华北、鸿记为次之。裕津厂虽为中日合资产业，但厂内主要权力归日本人，产量占天津皮产量半数以上，主要产品有花旗、法兰、箱皮、马具皮等。华北厂在天津是华商经营的最大皮革厂，初期以马皮为主，年产约2万张，后来专心研制花旗，法兰两种皮革。鸿记厂建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有花旗、法兰、鹿皮3种产品，是天津的名牌产品。利生厂是中国第一家皮革制球工厂，该厂从制革开始，自己缝制篮球、足球等皮制球类产品，后逐步增设木工部、制革部、制弦部、营业部，是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天津制皮作坊约有三、四十家，主要集中在西南城角、太平庄、南开大街、南大道、华家场一带。x0dx0a机器加工业x0dx0a清末机器加工业就开始萌芽的三条石地区经过“新政”时期的发展，到1914年这一地区有铁业作坊、工厂17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到1937年前，三条石地区从事铸铁和机器制造的工厂已达300家左右，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三条石地区鼎盛时期较为着名企业的有1918年建成的郭天祥机器厂，在当时已经注册了商标；以及1926年建成的福聚兴机械厂。x0dx0a其他工业x0dx0a主条目：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国电灯房x0dx0a天津近代民族资本产业在兴盛期除了纺织业、粮油加工、机器加工、海洋化工等的大型规模产业外，还有很多类型和着名产业品牌。如天津丹华火柴公司，是1917年华昌公司与北平丹凤火柴厂合并形立的，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火柴厂。丹华火柴公司与同时期的天津北洋、中华、荣兴等三家较大的火柴公司共同占领了国内各地主要市场。1921年周学熙创办的耀华玻璃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玻璃企业，董事会和总事务所设在天津，由中方出股本，由比利时方出专利权，工厂设在秦皇岛。1929年，陈调甫等人创办天津永明油漆厂，首先制成酚醛清漆“永明漆”；1931年以后，经研发陆续生产醛酸纤维素漆、硝基纤维素漆；1948年又研制成功醇酸树脂漆，即可刷、可喷、可烘的“三宝漆”。天津油漆工业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1912至1928年，天津民营资本厂家就有2471家，总资本额约8242.7万元，涉及66个行业。其中，纺织1407家，总资本额为2687万元，占当时天津民族工业资本额的30%，无论是厂家数，还是资本额均居首位；化工企业有280余家，资本总额1100余万元；食品工业130余家，资本总额855万元。从1900至1937年间外资企业在天津也得到发展。1901至1928年，外商在天津设厂约90家，资本总额约3000万元。1928至1937年，共有11个国家在天津投资建厂217家。其中较为着名的外资企业有1904年建成的比利时的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法国电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x0dx0ax0dx0a抗日战争时期x0dx0a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及华北后，成立专门统筹华北地区内城市建设事务的华北建设总署，多次制订“华北开发计划”并强调资源的开发与交通运输事业建设两大原则。而天津在计划中被规划成向日本本国输送物资的交通枢纽。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华战略为适应战争需要发生了改变，天津除了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之外，也成为华北进行长期工业建设的城市之一。为此，日本先后在天津制订了《天津都市计划大纲》、《塘沽都市计划大纲》和《大天津都市计划》等规划。1939年华北建设总署都市局向天津特别市公署下达的《天津市都市计划大纲》，其方针是使天津成为华北贸易大港、商业都市和工业基地。x0dx0a在天津沦陷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启新洋灰公司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被日本侵华军队占领。永利碱厂、久大精盐拒绝与侵华日军合作，永利公司总部被迫由天津暂迁香港，工厂便带领技职人员和工人技术骨干撤往四川。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被日军占领后，变成“军事劳工监狱”。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先后成立了塘沽运输公司、天津船舶运输会社等机构，其造船部在大沽有东、西两厂。东厂系新建，西厂即是大沽造船所，为军管工厂委托经营。天津六大纱厂先后被官僚资本和日资所兼并。恒源纱厂和北洋纱厂分别于1925年和1936年被官僚资本的诚孚信托公司接管。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先后于1933年和1935年被转卖给日资东洋拓殖会社和伊藤忠商事会社合组之大福公司。裕元纱厂和华新纱厂也于1936年被拍卖给日资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分别改为公大六厂和公大七厂。此外，日资在天津又新建成裕丰、上海、双喜、大康等4家纱厂。x0dx0a在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为提供军事侵略所需物资，日本因此在天津建设了部分与军事相关的企业，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日商中山钢业所等6家钢铁企业。在此期间，日本设立的重要企业还有北支自动车株式会社、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等。侵华日军占领时期，天津机器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结构，提高了技术构成。直到战争结束日本投降时，天津已有300余家机械厂。x0dx0a日后，这些工厂以及下属的研究机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商中山钢业所解放后更名天津钢厂，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更名为天津化工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今天的动力机车厂。原日本在华的纺织企业被接收后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日后，将社中一切财产和所有工作人员并归中国科学院，成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x0dx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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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天津有几个纺织厂
1.德州棉纺织厂(顺河西路18号)2.德州恒丰棉纺织厂实业发展中心(德城区三八路81号)3.武城县运河纺织厂(老城镇驻地)4.乐陵市华兴纺织品有限公司(寨头堡乡驻地)5.山东省夏津县祥达纺织厂(宋楼乡栗寨村)6.夏津县华夏纺织厂(白马湖工业区)7.德州颜威纺织品有限公司(陵县陵西工业区)8.德州第二棉纺织厂服务公司(德城区北陵路1号)9.陵县长江纺织品有限公司(边镇工业园)10.齐河永盛轻工纺织品有限公司(赵官镇政府驻地)11.山东省禹城市贸易大厦纺织品有限公司(行政街147号)12.夏津县津马纺织品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经济开发区漓江路18号)13.德州棉纺织厂综合服务部(顺河西路18号)14.德州市勤兴纺织品有限公司(德城区湖滨北路61号)15.德州万达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德城区南郊于官屯火车站西200米)16.国营山东省禹城棉纺织厂(纬二路67号)17.庆云县英纶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光明路水利局院南)18.乐陵市华光纺织品有限公司(寨头堡乡驻地)19.山东德棉集团德州民生织造有限公司(德城区北园路中段)20.山东省夏津县棉纺织厂(夏津镇南城街1号)21.德州恒丰棉纺织厂(德城区东方红路148号)22.德州玉青棉纺织品有限公司(德城区德兴北路67号（纺校院内）)23.乐陵市华乐园棉纺织厂(华乐实业集团公司（乐陵市寨头堡）)24.德州市富兴纺织品有限公司(花园口商场9号楼)25.临邑县供销社棉纺织厂(城北环路西首)26.山东省武城县棉纺织厂劳动服务公司(县城西郊)27.山东禹城棉纺织厂(汉槐街道243号)28.禹城市宝丰纺织厂(莒镇乡莒镇街)29.德州棉纺织厂(德城区顺河西路18号·)30.夏津亨鼎棉纺织品有限公司(城西工业区)31.夏津县恒源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宋楼镇栗寨村)32.德州第三棉纺织厂帆布分厂(德城区天衢路劳动街61号)33.德州骏翔纺织品有限公司(德城区东方红路120号)34.乐陵胜龙毛纺织品有限公司(乐陵市南环路西首)35.乐陵市城关镇棉纺织厂(振兴路东首北侧)36.山东省乐陵市振华棉纺织厂(瑜山木制品有限公司院内)37.山东省庆云县第二纺织品有限公司(东辛店乡驻地)38.山东省庆云县东兴棉纺织品有限公司(东辛店乡驻地)39.山东省禹城市田辛化纤纺织厂(来凤乡田辛村)40.夏津县银华纺织厂(李楼乡李楼东)41.禹城市秦泰纺织品有限公司(商贸城西首布匹批发商城)42.德州市杰成纺织品有限公司(马家海子小区11号楼2－2－4)43.陵县恒裕棉布织造有限公司(陵城镇唐城路西路)44.平原县飞龙公司棉纺织厂(镇府路南首)45.青岛喜盈门集团平原君德纺织厂(立交东路11号)46.山东德棉集团德州纺织品有限公司(德城区顺河西路18号)47.山东省武城县棉纺织厂(县城东郊)48.天津市第一棉纺织厂陵县分厂(于集乡张习楼村)49.德州第三棉纺织厂服务公司副食烟酒部(德城区劳动街61号)50.山东省陵县棉纺织厂(土桥镇蒋军寨)
‘肆’ 京津冀的历史变迁
一、历史回溯:双城记的由来
1、隋唐以前的沿太行山前地带发展格局
史前时期京津冀所在区域是我国古人类活动和繁衍的重要区域之一。京津冀所在太行山各流域为古人类的生活和狩猎提供了良好环境。桑干河即时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繁衍的重要区域，泥河湾从200多万年前到公元前3000多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共130多处，这在世界上也是极罕见的，形成了如此丰富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叠加文化层。目前发掘的最早出现于潜山-平原过渡地带的则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大约70-20万年，其后因外部环境变迁再次迁移。距今约20-12.5万年左右的许家窑人遗址有专家鉴定是北京山顶洞人西迁的重要聚集地。而到了公元前1万至5000年前左右的新时期时代，更多的古人类聚居场所在太行山前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出现。这个时期储藏粮食、食物的陶罐大量出现，拉开了华北地区平原地区的人类改造大自然的序幕。到了新时期时代中期，华北地区粮食作物种植处理粟、稻、黍外，还有豆、麦等。因此，从史前文明的发展及空间演替来看，太行山前平原与西部山区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人类活动区域逐步由山区向潜山地区，平原地区过渡。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隋唐时期，京津冀地区的人口、经济与文化中心均分布在太行山前的20公里范围区域；同时军事重镇分布在沿桑干河和汉长城以南地带。燕国的蓟、赵国的邯郸是该区域范围内的两大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并保持较为稳定发展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该时期黄河入海口在渤海湾处，因此此时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属于水乡泽国，并不适合农业耕作和城镇发展。正是由于黄河在近3000年来频繁改变河道，经常泛滥，给华北平原造成不小危害，因此长期以来华北地区的城镇空间分布较为稳定，并没有大规模向东扩张的趋势。直到金代后，黄河基本上河北省南部以南地区摇摆，才使得华北平原整体上更适宜农耕。此时，随着京杭大运河商贸运输的繁荣，使得天津、沧州得到了空前发展；此外海河流域的诸多支流也借助水运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如河间、任丘等城市。
2、金元以来北京在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天津作为北方门户地位逐步确立
金元以后北京逐步奠定了作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的地位，尤其是明朝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在全国的地位空前提升。明清时期首都的管辖范围大许多。不管是明初期的北平府，还是清的顺天府，被誉为“东环沧海之波，西枕太行之麓”。明初的北平府辖区东到遵化，南达霸州，北到密云等地区；清朝也基本延续这个管理范围，只是后来天津升格为知府后得以脱离北京。在传统农耕经济主导时期，城市多受到辖区政府的统一管理，官阶比区域政府小了许多。天津作为后起之秀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运输业务，当然当前大运河失去了往日的优势作用，由海港集疏运优势所替代。天津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来源于元代的漕运，设有直沽盐运司；明永乐二年设立了天津卫，到了明朝晚期则发展成为重要的水陆交通要冲，发展成为商贸与军事重镇。但天津真正作为城市发展是在清初，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升为天津府。
天津的崛起与传统太行山前城市的示微是有着一定内在关联性，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逐步由内陆走向沿海的一个印证，传统的农耕文明城镇体系基础从此得以改变。两次鸦片战争后，1860年天津的开端口和近代工业的大发展，使得京津冀地区从一个封闭的中央王朝京畿重地逐步走向近代开放经济中心。天津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中清朝政府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其后在海河北岸建设河北新区聚集了大量的近代工业企业。为配合近代军工产业的发展，清政府在天津先后修了第一条电报线、中国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唐胥铁路，创办了开平矿务局等。民国初至日军侵占这段时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兴盛期，工业方面面粉、火柴、纺织、化学、制革等类型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如自1915年由周学熙创办的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直隶模范纺纱厂以来，短短十年间天津拥有了近90家纺织业企业，成为了北方近代棉纺织业中心。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天津已经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中国第二大工业，尤其是工业经济体系的完备程度仅次于上海。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工业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大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和城市商业的繁荣，天津在解放前已经是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城市。城市商业方面发展开始源于租界地的商贸市场发展，如建于1928年的劝业场是天津最早的一级商业群的发祥地。对外贸易方面，随着天津水陆要冲交通枢纽地位的提升，更多的华北地区、长城以外地区物资向天津汇聚。如随河北的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城市，成为天津商贸流通的二级市场或集散地；同时促进了山东、山西等地的金融贸易往来。
3、建国后的两组“双城”较劲发展局面
如果说延续清末、民国初期的地缘政治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京津冀地区会出现政治与传统文化中心在北京，经济与新文化中心在天津，并带动河北省各级城镇发展的“双城、多点”发展局面。但新中国之后的发展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打破区域格局来自于三次大的行政或政策干预。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城市定位从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硬加上了生产中心。由此一五、二五时期，北京先后兴办了几千家工业企业，包括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电子、建材、医药、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几乎所有轻重工业门类，如文化革命前产业工人数量已经达到100多万。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石景山钢铁厂和70年代的燕山石化厂，使得北京的工业一跃超过天津。当然建国前30年里，天津的工业经济地位依然较为稳固。天津在工业商品生产方面创造了60多项第一，如第一块手表、第一台自行车、第一台彩色电视、第一台传真机、第一批模拟计算机、第一辆汽车、第一辆无轨电车等。第二次是九五时期北京确定了建设经济中心的目标，自此后的十年间，北京对于金融商务中心、总部基地、楼宇经济等功能发展走上了一个快车道。尤其是在亦庄开发区、临空经济区建设以来，北京的发展速度远超过天津，而天津作为既有北方金融商业中心的地位也被北京所取代。但北京领先半个多世纪的局面也随着政策的再次调整而转变。第三次大的政策干预是“十一五”时期的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自此天津再次受到国家的政策、资金、人力和物力的大力支持。到2013年底天津的工业增加值已经超过上海市，并达到北京的2倍。与此同时天津港作为京津冀地区最大的集装箱港，开始向区域深度覆盖。
对于河北省的城镇格局也出现了类似的“双城”较劲发展局面，在清末的城镇格局基础上，建国后石家庄和唐山逐步成为河北省南北两座重要的城市。石家庄的发展得益于1907年正（石家庄）太（原）铁路和京汉铁路的交汇，到解放之前，石家庄已经发展成为快20万人，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万元的城市。1968年河北省省会决定由保定市迁至石家庄市，使得石家庄在配置各类资源方面得到了质的飞跃，逐步成为了华北地区重要的文化、教育、商贸中心城市和工业中心之一。唐山的崛起得益于开滦煤矿、唐山机车车辆厂等工业的发展，如唐山机车车辆厂装造了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到建国前30年里，唐山已经形成了钢铁、石油、化工、陶瓷、机械制造等重型产业体系，其经济规模也一直处于京津冀地区的第三位。随着首钢搬迁到曹妃甸，以及中国首台350公里动车下线，唐山作为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
二、分不开的京津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取几个节点，即可见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的关系渊源，即可烛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以地脉通文脉亦通。从历史地理学上观照，不难发现：京津冀貌合神亦合，实为一体。
1、北京：彼时顺天
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对北京而言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头。这年正月的一天，明成祖朱棣听见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的建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
李至刚等人的话正说在朱棣的心坎上。
朱棣对北平由衷地喜欢，公元1368年明朝大军攻陷元大都，他的父亲朱元璋改元大都为北平府，设北平行中书省。两年后，亦即公元1370年夏天，朱棣被父亲封为燕王。尽管直到十年后，亦即公元1380年，朱棣才到北平府上任，但无可否认，在随后的二十多年，北平府这方土地成为朱棣兴旺发达的福地，这里的蓝天白云风土人情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不习惯亦不再迷恋江南的山光水色。所以在靖难之役取得完胜，坐上皇帝宝座不久，有人提议把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于顺天府，称行在，朱棣没犹豫，亦没异议，当即批准。
北京的命运在这一刻改变了。
在此之前，北京作为都城，叫过燕京，叫过南京，还被一个叫马可波罗的着名意大利旅行家叫过“汗八里”……
在此之前，亦即在公元1403年之前，亦有北京，但那是明朝以前的北京，跟明朝以后的北京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唐朝的北京，指的是当时的太原府；宋朝的北京，指的是当时的大名府；金朝也有北京，却跟公元1403年的北京毫不相干，北京在金朝称中都。
除了公元1403年，对于今天的北京而言公元1421年亦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头。从这年正月初一开始，北京不再称行在，不再只是朱棣的临时驻跸之地，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首都。朱棣亦给出了他定都北京的理由：朕续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图，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
北京像个被人争着抱的孩子，先属北平府，后属顺天府。明朝时与今之河北大部、河南和山东一部以及今之天津，为京师或称北直隶的辖地；清朝时与今之河北、天津以及河南、山东、内蒙古和辽宁一部，同属直隶。
明初的北平府，辖：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三河、武清、漷县、宝坻、文安、大城、保定、房山、顺义、怀柔、密云、玉田、丰润、遵化、平谷和通州、霸州、涿州、昌平州、蓟州。二十二个县和五个州，今天并不都属于北京市，有的已划入河北省和天津市。
清朝的顺天府，辖下区域除今之北京大兴、良乡、通州、房山、昌平、顺义、怀柔、密云等区县，还包括今之廊坊固安、三河、永清、香河、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涿州，唐山遵化、玉田、丰润及天津武清、宝坻、蓟县等地，被赞：“东环沧海之波，西枕太行之麓”，“天府雄规，宸居胜地”，“疆域虽遥，气脉常贯”……
2、天津：从卫到府
天津桥居“天汉之津”，故名。桥初造于隋，在洛阳，跟天津没丁点关系。
彼时天津在哪里？尚在屈原“朝发轫于天津兮”的诗句中？尚在混沌初开状态？
一位出生在天津的叫布莱恩的英国人，曾为天津写下这样的文字：距此以西80英里的地方，就是“天国之都”北京，在那里，被称为天子的皇帝统治着他的王国。由于这个多条水道交汇的古老的港口成为旅行者前往“天国之都”的必由之路，于是人们便称之为“天津”———通往天国的津渡。
布莱恩讲的是清朝时的天津。天津的人文历史，兴于清，却非始于清。
最早关乎天津的文字指向明永乐二年。
彼时天津之地属于河间府。“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称河间“陂泽沃衍，宜于耕植”，“诚京师之南府，天下之津途也”。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设所置卫，是明王朝从国家安全出发，采取的非常现实的措施。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的冬天，在河间府静海县北置天津卫，筑城置戍，屯守军士。
天津应运而生：城周九里。北濒卫河，东绕潞河，漕舟悉出于此……
公元1600年，天津迎接了它有史以来第一位路过的外国人。他是意大利传教士，叫利玛窦。那年利玛窦要去北京拜见万历皇帝，被困于天津卫的监狱。近乎绝望的他只有祈祷上帝保佑。那是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冬天，那个冬天他想到另一个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想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受到的不同寻常的礼遇。马可波罗到过北京，却没到过天津卫，彼时北京还不叫北京，它叫元大都，天津卫还不存在……
天津卫在明朝发展成“京师东南之巨镇”，却始终是“卫”的面目，直到明亡，直到清雍正三年即公元1725天津卫升为直隶州，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升为天津府，辖天津县、青县、静海、沧州、南皮、盐山和庆云……
公元1793年秋天，天津又迎接了它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外国客人，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庞大的英国使团。直隶总督梁肯堂奉干隆皇帝之命，从驻地保定赶到天津欢迎。在客人眼里，身量不高的梁肯堂“目小而有炎光流露，须白如银，下垂及胸，容貌蔼然可亲，举动雅驯有儒者气”。在主人眼里，这群远涉重洋而来的洋人绝不可等闲视之……
其后来天津的洋人愈来愈多，尤其在公元1860年天津成为通商口岸之后，从县到府到省，各级官员感到天津的洋务愈来愈棘手。
公元1870年夏天，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接到这块烫手山芋。朝廷命去天津查办教案，他“不胜焦灼”。九天之后，焦虑无已的曾国藩从保定的直隶总督署勉强动身，经高阳、任丘、大城、静海，农历六月初十到天津。“筹议洋人之事，彷徨无计”，打败太平军的曾国藩终于在天津栽了跟头，他没有机会再回到保定的直隶总督署，九月初六日，在天津他把直隶总督印交付给了学生李鸿章，二十三日黯然离津……
3、河北：京畿要地
公元763年，流浪在四川的诗人杜甫听到那个期盼了近八年之久的莫大喜讯：史朝义死了，河北光复了，安史之乱结束了。诗人喜极而涕，看着身边的妻子那个高兴劲儿，想着有可能就要回家了，他一口气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河北，让人百感交集的河北啊。“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发自肺腑的欢吟如今早已成为穿透千古的绝唱。
今天的河北，不同于唐朝的河北。“河北”作为历史地理学上一个名词，其产生，当在唐朝。
贞观年间，唐太宗因山川形势之便，将帝国分为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十道”。到开元年间，唐玄宗又将十道拆分为十五道。无论十道还是十五道，河北道均在其中。
唐朝的河北，即指唐朝的河北道，辖安东都护府和魏州、邢州、冀州、定州、幽州、易州、涿州、蓟州等二十九州，所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河北和辽宁的大部以及河南和山东一小部。河北道不具行政权，最高长官巡察使或采访使，不常设。
今天的北京和天津，彼时为河北道的幽州、蓟州之地。幽州辖八县，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部和天津的武清以及河北的廊坊、永清，蓟州辖三县，相当于今天天津的蓟县和河北的三河和玉田。
据《太平寰宇记》，涿州风俗和幽州相同，莫州和易州的风俗也和幽州相同。保州风俗和莫州相同，因此也和幽州相同；雄州风俗和易州相同，因此也和幽州相同。幽州风俗有什么特点，用班固的话说，是“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仪，亦有所长，敢于赴人之急难，此燕丹之遗风”。
到宋朝时，道为路取代，有宣抚使或转运使之职，亦不常设。
公元1044年秋天，宋朝文坛领袖欧阳修来到河北，出任转运使。一年后离开，转任滁州。在河北任职前后，欧阳修写下了《朋党论》和《醉翁亭记》两篇名文。
宋先与辽对峙，后与金对峙，国土面积大大逊于唐。宋朝河北路的管辖面积亦大大缩减。
金朝亦有河北路。
金朝之后，元明清数百年间，河北未再作行政区划用词，但其在唐宋时期所造就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内涵，一直为后世所传承，亦常为今天的河北人所道。
在此或可再次引述顾祖禹的说法：霸州倚神京之重地，控瀛海之要冲，作镇屏藩，东西联络……州处畿辅间，实据堂奥以内之势，此形之似缓而实切者也；涿州控西山之险，据上游之势……特为肘腋要害；保定重山西峙，群川东汇……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蓟州控卢龙之险，扼柳城之道，襟带郊圻，称为重地……当年的京津冀，貌合神亦合，实为一体，今天的京津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脉通，文脉通，亦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