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王陽明是如何金蟬脫殼躲過錦衣衛追殺的
假裝投江自盡，騙過了錦衣衛
一、命運多舛的王陽明
明朝在劉瑾弄權的時代，王陽明也被陷害入獄， 過了一段時間，皇帝朱厚照在玩耍之餘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監獄里還關著許多大臣。那天他心情不錯，便對劉瑾下令，把這些人都放了吧。
這是個冷雨滂沱的早晨，幾個錦衣衛手中握著王陽明留在勝果寺的絕命書趕到了錢塘江邊。江面水霧彌漫，能見度很低，但一個眼尖的錦衣衛還是看到了那隻漂浮在水面上的鞋，而後一個錦衣衛又在堤岸之上找到了另外一隻鞋。
大雨中不好搜尋屍體，錦衣衛們只好認定王陽明已死，並在第一時間把這個消息傳了出去。
王守文聞此噩耗，大哭不已，感嘆老哥命途多舛，死得輕於鴻毛。杭州的那些王陽明的崇拜者，也紛紛大哭，感嘆少了一個能開導自己的良師。
王陽明當然沒有死，絕命書與鞋子都只是金蟬脫殼之計。那天夜裡，他便登上了回老家餘姚的船.只是後來又有另一番奇遇。
❷ 王守仁的資料
王陽明 （1472-1529）漢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因被貶貴州時曾居住於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是我國明代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是朱熹後的另一位大儒，「心學」流派創始人。
弘治十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後改兵部主事。 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陽明「專志授徒講學」，和湛甘泉結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正德元年（1506年），一度被權宦劉瑾排擠，謫貴州龍場驛驛丞。三年，到龍場。正德五年（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正德七年（1512年），從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授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定漳州詹師富、大帽山盧珂、大庚陳日龍、橫水謝志珊、桶岡藍天鳳，浰頭池仲容等匪徒暴亂。
正德十四年六月，率部鎮壓福建地方叛亂，於豐城途中獲悉寧王反，即返安吉起義兵，水陸並進搗南昌，連下九江、南康、費時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獻俘，因宦官許泰、張忠讒言，非但無功，反遭誣獲咎，太監張永設法得以免禍，即稱病居西湖凈慈寺、九華山諸寺院。
正德十六年初，始於南昌揭示"致良知"學說，終完成"心學"體系。六月升南京部尚書，九月歸姚，會74弟子於龍泉山中山閣，指示"良知"之說，十二月被封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此後6年許，丁父憂，服滿亦不召用，專事講學。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餘姚中天閣講學，門人300餘，並作《中天閣勉諸生》文書於壁。
嘉靖六年五月，受命鎮壓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瑤族、僮族叛亂，翌年秋平定。時肺病劇發，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於江西南安青龍浦舟中，享年56歲，謚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書》行世。
❸ 17.廬陵任上展才華，德治思想獲民心
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學，逐漸贏得了官場同仁的贊許。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京城，傳到了劉瑾的耳中。通過家書，王陽明得知父親已經被迫致仕回鄉。王陽明早已經看透了生死，所以隨時等待著劉瑾的再次報復。沒想到等來的卻是一道吏部要求調任的文書，文書上明確寫道：擢升王陽明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
劉瑾在武宗朝初期，對內閣大學士、抨擊自己的文官們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從這方面來看，劉瑾的確是一個十惡不赦、惡貫滿盈的奸佞小人。然而經過最初的政治斗爭之後，劉瑾作為掌權人開始實施很多有利於百姓的施政方針。明朝的政治局面一下子又趨於平靜，並且吏治大有改觀。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大概有兩個原因。
其一，反對派的力量不再能威脅到自己。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內閣大臣已經被罷黜，朝廷之中的反對派可謂群龍無首。劉瑾利用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廷廠的爪牙對很多反對自己的文官進行了逮捕。這些官員不是被廷杖致死，就是被貶謫離京，完全失去了對抗劉瑾的能力。在劉瑾的淫威下，很多大臣選擇了臣服。劉瑾上位成為朝廷中的「一把手」，也就不再喪心病狂地繼續對受打擊的人加以迫害。
其二，為了收買人心重塑自己在百姓心中的形象。無論誰是當權者，都想在百姓心中留個正直光輝的形象。王莽篡奪漢朝天下之後，還推行了很多有利於革除時弊、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措施。只不過很多措施觸及了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才導致了後院起火。劉瑾雖然是一個太監，但也想成為百姓心中的好太監。他推出了很多革除弊政的措施，相對緩解了百姓的生活負擔。
每個人都有著正義與邪惡雙重性格，只不過在現實的影響下，我們僅表現出某一方面，但並不代表我們失去了另一方面。從劉瑾的施政方針可以看出，他也曾清楚地認識到明朝所面臨的困境，想有所作為，真正地為百姓做一些事情。這其中雖然摻雜著太多對功名利祿的追求，但不可否認他的確做了很多有利於百姓的事情。
正德四年（1509年）年底，劉瑾在朝廷中的權勢如日中天，吏部居然發了一道升遷王陽明為廬陵知縣的文書。王陽明感覺到匪夷所思，內心卻無比激動。三年的貶謫生活，在龍場就度過了將近兩年。如今突然要離開，王陽明還真的有些不舍。龍場地區的百姓，貴陽書院的學子，知遇之人席書、毛應奎，都是王陽明在貴州得到的最真實的朋友。
如果沒有這次貶謫，王陽明也許還在京師講學，還可能在六部中得到升遷，但他絕對不會在思想上有如此大的精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聖人之道，王陽明居然在龍場這個窮山惡水的地方參悟。孔子說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就是要我們學思有度，不斷地總結自己。
因為升遷必須要在規定的時間內上任，與上一任官員進行交接，所以王陽明不得不急切地准備行囊東歸。兩年前從餘姚、杭州過江西、湖南、貴州來到龍場，這次東歸選擇的路程與來時正好相反。西去龍場的時候，王陽明曾經在很多道觀、寺院居住，並相約在歸來時再次造訪。王陽明首先要停留的地方是湖南的辰州，因為在辰州有自己的弟子冀元亨等相迎，還要在龍興寺與楊名父相會。
正德四年（1509年）年底，王陽明與三個僕人踏上了東歸之路。他們乘著扁舟順沅江而下，過黔陽、泊漵浦，之後就到了辰州。冀元亨等弟子早已經派人在碼頭迎候，並將王陽明恭迎到龍興寺。這龍興寺建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為千年古剎，背依虎溪山，俯臨沅江水，隔江與筆駕山遙遙相望。
很多文人都喜歡留宿在寺院和道觀，他們並非真的潛心仙佛之道。大概有兩個原因誘惑著文人們對道觀、寺院趨之若鶩。一方面就是自然環境的吸引。很多寺院和道觀都是建立在名山大川之間，像中國的四大佛教寺院就是建立在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華山。龍興寺也不例外，不僅背靠虎溪山，還臨沅江。自然環境如此清幽，很適合靜心修行，修養身心。另一方面就是人文環境的吸引。在寺院和道觀中，我們不僅能見到很多具有文化氣息的建築，還能遇到不少精通佛道儒經典的修行者。文人們可以與得道的道士、住持進行詩文、思想等方面的切磋。
王陽明在龍興寺主要是為了等待楊名父的到來，所以很少在寺院之外走動。冀元亨等弟子也在寺院宿留，平常與王陽明探討聖人之道。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知行合一」的感悟，有很多人不明白，對此王陽明深感愧疚。就像愛因斯坦講「相對論」一樣，沒有多少人能理解。王陽明在想是不是自己的講學方式有問題，還是自己的理論存在缺陷。
為了進一步參悟，王陽明在龍興寺學會了打坐靜思。在理解儒學的過程中，打坐靜思可以鍛煉對內心的收放。只是王陽明沒有向弟子們解釋，故而很多人誤認為王陽明還在沉迷佛老。為了避免弟子們誤解下去，王陽明之後還特意寫信告知弟子們。
在龍興寺等了幾天，楊名父還是沒有應約而來，於是王陽明選擇了離開。之後他過桃源縣而思陶淵明遁世的行為和出世的無奈；過洞庭湖、汨羅江再憑吊屈原；登岳陽樓而抒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
再之後過長沙，作《三山晚眺》，到醴陵再宿泗州寺，與寺中老僧暢談。轉眼間，王陽明已經過了湖南來到江西，首先在萍鄉武雲觀住下。在西行時，王陽明曾經夜宿武雲觀，並與觀中道長約好，歸來時一定再宿武雲觀。如今兩年過去了，王陽明再次來到武雲觀，感慨頗多，作《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表達自己對人生無常的感悟。
眼見就到吉安廬陵，王陽明便對吉安進行了一番了解。吉安這個地方既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又面臨著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經過總結大概有三點。
第一，吉安人傑地靈，多出才子。
王勃的一篇《滕王閣序》將江西的才俊已經誇贊得淋漓盡致。兩宋時期更是出現了歐陽修、楊萬里、周必大、胡銓、文天祥等詩文雙絕天下、忠孝節義流芳的大才子、大文人。元朝的時候，南方士子們多受壓制，在仕途上沒有凸顯的成績。到了明朝，江西的才子們又重現了自己的輝煌。
明成祖組建內閣，起用的七名翰林中居然有五人來自江西。這五人中又有三人為吉安人，可見吉安人才之俊。更為傳奇的是，永樂二年（1404年）的科舉殿試，吉安的才子居然獨佔一甲的狀元、榜眼、探花和二甲進士的前四名。值得一提的是，活躍在明朝中前期的解縉、楊士奇、陳循、彭時都是江西吉安人。就是因為吉安多才子，民間才會廣傳「翰林多吉水，朝上半江西」。
景泰年間的內閣首輔陳循曾經自豪地說：江西、浙江、福建三省的讀書人最多，在三省之中以江西最多。而在江西的各府之中，吉安的才俊又是獨占鰲頭。據統計，在明朝開國後進行的31次科舉考試中，總共出了31名狀元、93名一甲進士、5603名進士。江西吉安府就出了9名狀元、21名一甲進士、477名進士，在人數比例上均領先其他各府。
因為吉安發達的教育體系，促其成為「文章節義之邦」。在古代的官場中，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諷刺說法，這用在人才選拔上也未嘗不可。江西吉安出了那麼多有權勢有名聲的官員，他們必然會反哺自己的出生地。有素養的官員會利用個人關系推動故鄉的教育事業，期望出現更多的才俊；權力熏心的官員為了締結朋黨，會在選拔人才上刻意起用同鄉，組成一股影響朝局的勢力。而吉安似乎屬於前者。
第二，吉安民風好訴訟。
吉安是一個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地方，百姓多知書達理，明曉國家的法律。他們不屑於用武力解決問題，也不屑於通過鄉老調解爭端，而是喜歡依靠官府主持公道。不管是武裝械鬥的流血事件，還是偷雞摸狗的雞毛小事，吉安的百姓都會狀告到官府。這固然可以宣揚公理，卻不利於官府去粗取精、避輕就重地處理案情。
成化年間，有個叫許聰的官員調任吉安知府，頓時心生不安。吉安喜歡爭訟的民風，許聰多有耳聞，恐怕自己難以在吉安站穩腳跟。為了方便在吉安主持公道，許聰特意向朝廷添油加醋地說了一些吉安百姓爭訟不利的事情，獲得了朝廷授予的便宜行事的特權。許聰認為有了朝廷做後盾，就可以大刀闊斧地改革，特別是對待訟風問題。沒想到吉安的豪強將許聰狀告到京師，最終迫使朝廷將許聰下獄致死。
許聰是依法辦事，卻遭到了不應有的殘害，可見吉安訟風之強。其實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朝廷已經規定：民間發生財產和田地糾紛，不許直接告到縣衙，而是先由鄉老里正來進行調解。明太祖之所以會將訴訟壓制在民間，正是從源頭上解決違法亂紀、穩定國家統治。積弊越深，就越難處理，將很多事消滅在萌芽狀態，才能真正達到防微杜漸。
朱元璋雖然在明初很重視刑罰，用嚴苛的法律肅清吏治，卻用柔和的教化手段對待百姓。在朱元璋的心中，官員清廉、百姓淳樸才能保持國家一片祥和的氣氛。為了教化百姓，朱元璋特意在各地廣建學校，宣揚和推行文化法制教育。在地方上，朝廷還設立了申明亭和旌善亭。申明亭就是將因偷盜、斗毆或其他原因被官府定罪的名單張貼出來，以起到警戒他人、防微杜漸的作用；旌善亭就是將為國盡忠、為民辦事、為人行善等好人好事張榜出來表彰，以起到勸人行善盡忠的作用。
為了止息爭訟，朝廷命令地方挑選出一個德高望重的人專門處理鄉里之間的爭訟。這個德高望重的人被稱為里老，有調解或裁決地方的財產案、婚姻糾紛案和打架斗毆案的許可權，並有一定的懲戒權力。如果地方上的案件不經過里老的裁決就上告到縣衙或府衙，被稱為越訴，不但不被受理案情，還會被懲以鞭刑。許聰當初就是為了解決越訴的問題，沒想到最終還是被越訴所害。
因為明初有朱元璋這樣執法嚴明的君主，民間才會嚴格遵守法律。可是到了明朝中後期，各種弊病一同出現，弄得朝廷顧此失彼。吉安的好訟之風正是在朝廷一再姑息下才形成的，逐漸成為很多官員望而生畏的事情。王陽明已經探知吉安的好訟之風，心中也盤算好了具體的對策。
第三，吉安的無理攤派過重。
吉安地區的攤派過重，是由明朝的鎮守中官（由內宮太監充任）造成的。起初的鎮守中官多是被派往邊鎮作為地方的監軍，以防止邊鎮軍隊的叛亂。到了明宣宗年間，朝廷在更多地方都設有鎮守中官，專門負責搜刮地方特產，向皇帝進貢。鎮守中官多為既沒有文化素養，又貪婪成性的太監，凌駕於地方巡撫和鎮守武官之上，干一些搜刮民脂民膏的惡事。
廬陵縣本地並不產葛紗，居然被攤派上貢葛紗。如果不上貢葛紗，就要折現成銀子上繳，這分明就是敲詐行為。攤派的公文到了廬陵縣，激起了百姓的義憤。貪官的種種惡行也是吉安百姓好訟之風形成的一大原因。廬陵縣被攤派的葛紗費為一百零五兩，如果不能照數收賦稅，就得由糧長負責墊付。糧長陳江為人和善，又不忍百姓受苦，總算是傾家盪產地將這個攤派填補。可一連就是好幾年，沒有哪個糧長能夠頂得住。
小小的廬陵縣除了葛紗費攤派外，還有歲辦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攤派。廬陵這個書香之地尚如此被搜刮，其他各處的情況可想而知。在鎮守中官數次盤剝下，很多百姓不得已揭竿而起，成為國家的禍患。廬陵的百姓喜歡訴訟，經常群集於縣衙，要知縣給個說法。
此時的王陽明剛剛走馬上任，了解情況後，就開始了自己剛柔並濟的施政方針。為了徹底解決廬陵的問題，王陽明首先解決了廬陵的燃眉之急，也就是緩解廬陵攤派過重的狀況。為此，王陽明寫了一封《廬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的奏請書給吉安府衙和江西布政使司，要求免除鎮守中官無端加給廬陵的攤派。
等王陽明將這封奏請發出去之後，才感覺到有些害怕。畢竟自己才剛剛上任，就這樣義正詞嚴地為民請命，難免要再次受到打擊。讓王陽明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吉安府衙和江西布政使司與那個鎮守中官都答應了王陽明的請求。王陽明剛剛上任就為廬陵百姓免除了攤派，在百姓心中建立了剛直果敢的形象。
正所謂「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有了對廬陵百姓的恩惠，王陽明在改善廬陵好訟風氣的時候才有了底氣。王陽明針對廬陵好訟的風氣，發出了《告諭廬陵父老子弟》的公告。公告中說：「廬陵是個文獻之地，卻以爭訟著稱，作為縣令的自己也感到羞愧。如果是危及安身立命的官司，縣衙一定會受理，而且會秉公辦理。可是廬陵縣中，很多訴訟根本就是雞毛蒜皮的事，經過里老調解就能解決，沒有必要鬧到縣衙。」
而且為了這些無關緊要的小事爭訟，會導致很多弊端。其一，農忙的季節，百姓本應該在田地中耕作，如今卻將大部分精力用在訴訟上，導致田地荒蕪，糧食減產。其二，多人訴訟，家中老幼無人照料，弄得家不安寧。其三，越訴告狀不僅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有時候還會遭到嚴重的懲罰，得不償失。
王陽明勸廬陵百姓將田地、婚姻糾紛及偷盜等事情首先交由里老調解。如果里老不能解決，苦主再上縣衙、府衙也不遲。逐級上訴，逐級遴選解決，既能分清事情的輕重緩急，又能提高辦事效率，切實地為百姓做些實事。好爭訟並沒有什麼不好，關鍵是通過什麼樣的途徑。明太祖朱元璋已經有先見之明，以里老來處理地方事務。王陽明仿效之，想要教化廬陵百姓，以道德禮儀來提高他們的素養。
因為王陽明此前為廬陵百姓減輕了攤派負擔，贏得了百姓的擁戴，所以在具體教化廬陵百姓的過程中並沒有遇到什麼阻力。久已廢棄的申明亭和旌善亭被重新恢復，以善惡的事實來教化百姓。遴選真正德高望重、肯為民請命的里老主持地方，負責調解各類訴訟。經過王陽明雷厲風行的改革，廬陵的好訟之風有所改觀。
廬陵還有經常失火、盜賊猖獗、驛遞久廢等問題，王陽明經過實地考察，提出了相應的應對之策。通過對房屋的材質、建構距離進行限制，擴寬道路，設立火巷等措施解決了廬陵經常失火的問題；通過強化明初的里甲制度，將鄰里百姓聯合一處，共同抵禦盜賊侵襲，解決了盜賊猖獗的問題；通過建設驛站房屋、馬廄，擴修驛道等解決了驛遞久廢的問題。
在六七個月的任期內，王陽明竭盡所能教化廬陵百姓，可謂政績卓著。正所謂上行下效，廬陵有王陽明這樣的大儒者，引得廬陵才俊爭相仿效。百姓感謝王陽明治理一方有功，多遵循陽明的教化之語，讓廬陵在短時間得到了大治。
❹ 王陽明什麼來歷，誰能告訴我
王陽明先生： 王守仁 （1472-1529） 原名雲，更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學者稱陽明先生。明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生於縣城瑞雲樓（今武勝門內壽山堂）。父王華，成化十七年（1481）狀元，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少受儒家教育，暇好騎射兵事，善射。15歲隨父游居庸關、山海關等要塞。 弘治元年（1488）於南昌完姻，結褵之夜，入鐵柱宮與道士談養生術，次日晨還。次年歸姚途中於廣信（今江西上饒）拜見婁諒，聽他講授朱熹"格物致知"論。 五年中舉人，寓京師父親官署，遍讀朱熹遣書。為決疑慮，"格"竹七天，無所得且罹疾。六年、九年會試均落第，遂歸姚以詩書棋自娛。尋聞邊關告急，精究兵家秘書。 十二年中進士，值西北告急，疏陳"蓄村備急、舍短用長、簡師省費、屯田足食、行法振威、敷恩激怒、捐小全大、嚴守乘弊"八事。十四年至安徽審查案件，事成游九華山，與道士談仙。次年因病南歸，先後隱居，養病於紹興陽明洞、錢塘凈慈、虎跑諸寺。 十八年於北京與湛若水結為好友，同倡"聖人之學"。 正德元年（1506），劉瑾專權，矯詔逮捕戴銑等，守仁時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權奸"，"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要武宗"開忠讜之路"，觸犯劉瑾，受廷杖，貶為龍場（今貴州修文縣治）驛丞。三年春至龍場，自築草棚棲身，因窮荒無書，日繹舊聞，"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後人稱"龍場大悟"）。又創龍崗書院，為開化西南首舉。次年應聘主府城文明書院講席，始宣講"知行合一"，學轉陸九淵，漸自成體系。 五年三月，任廬陵知縣，決積案，清郵驛；杜苛捐雜稅，禁迷信神會。八月，劉瑾伏誅。十二月，調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間事學術活動。 七年升任南京太僕寺少卿。次年初赴職便道首親，途中向徐愛闡述《大學》新說與"知行合一"思想。十月督滁州馬政，閑時聚徒講學。九年升南京鴻臚寺卿。十一年升僉都御吏，巡撫南贛，平定漳州詹師富、大帽山盧珂、大庚陳日龍、橫水謝志珊、桶岡藍天鳳，浰頭池仲容等農民起義。十四年六月，率部鎮壓福建農民起義軍，於豐城途中獲悉寧王反，即返安吉起義兵，水陸並進搗南昌，連下九江、南康、費時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獻俘，因宦官許泰、張忠讒言，非但無功，反遭誣獲咎，太監張永設法得以免禍，即稱病居西湖凈慈寺、九華山諸寺院。 十六年初始於南昌揭示"致良知"學說，終完成"心學"體系。六月升南京部尚書，九月歸姚，會74弟子於龍泉山中山閣，指示"良知"之說，十二月被封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此後6年許，丁父憂，服滿亦不召用，專事講學。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餘姚中天閣講學，門人300餘，並作《中天閣勉諸生》文書於壁。 六年五月，受命鎮壓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瑤族、僮族起義，翌年秋平定。時肺病劇發，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於江西南安青龍浦舟中，年57歲。葬紹興蘭亭洪溪（1989年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今紹興市蘭亭鄉花街村），謚文成。 《明史》評："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 守仁是中國哲學史上主觀唯心主義的集大成者，又是教育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書法家，著有《陽明全書》（又稱《王文成公全書》）。其哲學思想（王學）及姚江學派詳見《學術文獻編》專章。 在餘姚遺跡有了生地"瑞雲樓"遺址，讀書處"龍泉寺"，講學處"中天閣"，"新建伯牌坊"（原在城區人民路小學大門口，1964年毀）等，龍泉山另有"陽明祠"、"陽明亭"、"故里碑亭"等紀念物。
❺ 王陽明在龍泉山上()是他講學的地方,他的主要學說是( )。
王陽明在龍泉山上( 中天閣 )是他講學的地方,他的主要學說是(陽明心學 )。
❻ 《CCTV中國通史紀錄片》第81集 王陽明心學（解說詞）
第81集：王陽明心學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傳奇人物，他一生的功業事跡，完美實現了中國古代讀書人最崇高的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後代學者贊譽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聖人，他上馬為將，下馬為師，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內聖開出外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是最活躍的儒學思想家之一，他開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學的一波高潮，對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產生深遠的影響，他就是王陽明，他所開創的王陽明心學，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深遠意義。
被門人稱為聖人的王陽明，曾經是個狂絹少年，這種狂絹在他十五六歲時已表露出來，年少的他希望能夠真正參透程朱理學的真諦，這是宋朝以來大多數學者窮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標。少年王陽明所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格竹，宋代的理學家大師朱熹提倡格物窮理之說，認為普遍的真理蘊含在具體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尋天理，必須藉助格物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講具體事物之理研究一遍，積累到一定程度後，便能恍然大悟，而萬事萬物無非是天理的呈現。
父親官署後院的那片竹林，成為了少年王陽明尋求天理的載體，他獨對幽篁，如老僧入定，靜靜地看著眼前這片竹林，感受著竹林的風吹草動，體察竹子細枝末節的變化，就這樣他整整七天，茶飯不思、夜不能寐，期待著恍然大悟，最終眼前的這片竹林已不是往日的那片竹林了，然而，伴隨著天旋地轉，積勞成疾的王陽明無法堅持，終於敗下陣來，顯然，他沒有通過格竹而領悟到天理。
杜維明：他問老師，何為天下第一等人，那麼這個老師說讀書登科，因為他的父親就是狀元，也許就好好學你的父親，結果他很直接的一個反映，他說也許不是，也許是讀書做聖賢，當然，他父親王華聽了以後也感覺到高興，也很震撼，說你居然想做聖人，當然到了陽明的心裏面，聖人是什麼，很難說，就是說第一等人，這是他的志向。
王陽明，名守仁，他出生於一個典型的書香門第，據王氏的家譜記載，其先祖可以追溯到東晉的世家大族，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的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貴為天子身邊的文學侍臣，出身詩禮簪纓世家的王陽明，自幼就表現出過人的智慧，曾即興創作《蔽月山房》詩，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有人眼大如天，當見山高月更闊。瀟灑開闊的詩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現了他超越年齡的機敏和思維水平。王陽明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詞，收入到《王陽明全集》的詩作就有600多首，現已經發現的散秩詩有40多首，他善詩文，工書法，多以行草為主，被全世界爭相收藏，其書法規矩古法又出新意，詩風淡雅而又自然率真，點畫精熟，法度含蘊，其中蘊含著他的人生哲理。
從十一歲離開家鄉餘姚，跟隨為官的父親王華到京城，王陽明有機會閱讀大量的儒家經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團火一樣，激勵著這個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蘊含的真諦，也渴望去發現外面的位置世界，王陽明開始實施下一個行動。這一次，他遠赴邊塞，游歷了河北境內的居庸關，紫荊關與倒馬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當時，西北邊疆常有戰事，他向邊境的人們問詢緣邊各族部落的情況，聽他們說備邊防禦的良策，他便覽山川形勢，長城逶迤起伏，綿延萬里，胸中豪氣頓生，建功立業、勒石記功，何嘗不是少年郎的夢想。
杜維明：儒家裡面，主要講修身，就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分外和內，向外修身就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推到天地萬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內，就怎麼能夠正心，怎麼樣能誠意，怎樣致知、格物。
在邊塞考察一個月之後，游俠王陽明回來了，心急如焚的王家總算安定下來，但事情遠沒有結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萬丈的王陽明要向皇帝上書，提出削平草寇的防禦之策，帶著青春幻想的王陽明將奏章寫好後，鄭重呈給了父親王華，請其轉呈給當今聖上。然而，熱血沸騰的他迎來的卻是父親當頭棒喝，斥責他這樣的做法是狂妄，父親的棒喝，沒有讓王陽明放棄，他研習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練習排兵布陣，一個少年整日紙上談兵，父親覺得兒子該結婚了。需要婚姻來管束他那躁動狂絹的心靈，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陽明奉父親之命，遠赴南昌迎娶諸氏，這位剛剛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著無盡的求知慾和內心世界的追求。此時的王陽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導師來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後的第二年，他帶著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徑江西上饒時，特地去拜會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對王陽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學名宿婁涼。婁涼可以說是青年王陽明的精神導師，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俞兆鵬：婁涼說收斂放縱之心是居敬之門，這是入門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話以何思何濾，勿忘勿助為居敬要旨，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種各樣雜念，這種思慮，那種思慮，也不要依靠外界來幫助你提高道德品質修養。
做聖賢的遠大志向解決不了王陽明的現實問題，在那個時代，要治國安邦，要有所作為，每個人都必須要參加科舉考試，這是入仕為官的必經之路。十九歲時，父親責成他學習經義，准備科舉考試，要參加科舉考試，必須熟讀程朱理學經典教義，明朝以經義取士，科舉考試，從四書五經中出題。明代前期，朱子學是明王朝的國家意識形態，甚至一些學者認為朱熹《四經集注》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已經完全發揮了古聖先賢的心思而無余蘊，後人不繁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說，循序漸進，躬行踐履。
杜維明：明代的時候，最具影響力的是朱學，朱子的學問因為通過科舉考試是朱學，有個基本的這個朱學我們叫漸教，就是佛家裡面有頓教和漸教，他是一個逐漸的，就是逐漸地積累你的知識，然後積累了知識以後，先知後行，你先有知識，積累了知識，多半人都准備科舉，就跟我們的現在人高考一樣，准備高考，那麼你要讀很多書，你要背很多的文本，然後你學做人，戰戰兢兢，亦步亦趨，按照一個規定來做。
按照父親的指示，王陽明開始准備參加科舉，十年後，二十八歲的王陽明參加弘治十一年的會試，考取進士，終於如父親所願踏入仕途。出入官場，王陽明被派到工部實習，當時，西北常有戰事，又值星變，朝廷下詔求言。長期有著邊塞情結的王陽明一直都在關注邊境形勢，於是王陽明上《陳言邊務疏》，終於實現了自己十五歲以來就有的上疏願望。在上疏中，他提出八項對策，蓄材備急，舍短用長，簡師省費，屯田足食，行法振威，弗恩激怒，捐小權大，嚴守乖弊。十多年的准備，令這次上疏極為切中事理，但是，王陽明遺憾的發現，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無迴音，此時的朝廷官員只知因循守舊，得過且過，整個官場猶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學，不但無法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雖然已屆而立之年，王陽明感覺自己一事無成，往日的價值觀念正在坍縮，自己的思想與學問亦無從施展，他感到異常的苦悶與彷徨。
這是宛委山南路的陽明洞天，距離浙江省紹興市約6公里，自古以來就是道教聖地，弘治十五年，三十一歲的王陽明請假歸鄉養病，築室於陽明洞旁，他暫時放下程朱理學與家國天下，也無心欣賞千岩競秀的自然風光，他打坐勤修，試圖在佛道之中找到療救精神危機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靜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擾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問題，在陽明洞，過去種種，一一浮上王陽明心頭，騎射兵學，雖是實用，終究無用武之地，佛老之學，雖可怡悅心智，如果要離世，祖母曾氏與父親卻又割捨不得，怎麼辦呢。一天王陽明突然領悟到對親人的眷戀之情，是在孩提時候就有的，是人類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斷孩提時就具有的人倫之情，便是毀滅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實現，不能以求仙訪道，打坐參禪為借口，而舍棄人倫責任，而應以接受人類的普遍情感為前提。
杜維明：假如我祖母這一念能忘，我還是不是一個人，那麼這是一個儒家和其它學術之間最為關鍵的一個課題，儒家的思想史入世，就是有一些情不僅不能忘，不能切斷，而是你之所以作為人的必要條件。
對於王陽明來說，陽明洞不只是一個修身養性的物理空間，是他棄絕佛老而回歸儒學，在離開陽明洞前，他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回歸孔孟，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隱然已非程朱理學的規矩，而要開始打破程朱理學對人們思想的禁錮，走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陽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歷，讓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變。
周月亮：要出來建功立業，必須是走在儒家的這條金光大道上，那別無選擇的，練完以後，他覺得那個顛簸精神沒有意義，就是那個要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1505年對王陽明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三十四歲的王陽明時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是這一年，他開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門徒，講學論道，這期間，他還遇到了理學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師陳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學家，主張棄書冊，廢文字，去聞見，靜中體驗心體，是開啟明代心學的重要人物，這與王陽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時王陽明似乎看到了一個新的方向，他與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礪切磋，期許在主流思想界之外開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學，他還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後，武宗繼位，時年十五歲，太監劉瑾等人日益得寵，轉圈山鎮，紊亂朝綱，打擊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顧命大臣多半無奈地辭職回鄉，言官戴憲等人疏諫，逮系詔獄，身為兵部主事的王陽明面臨著兩種選擇，是明哲保身還是仗義執言，選擇前者可以確保仕途無虞，選擇後者必將招來牢獄之災，是活在違心的現實里，還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陽明陷入了知與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識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實在實踐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士大夫義不容辭的責任。
於是，王陽明決定挺身而出，冒死進諫，建議寬恕言官，劉瑾大怒，將他投入詔獄，廷杖四十打的昏死過去，許久之後才復甦過來。雖然沒被打死，但之後被貶為貴州龍場驛驛丞，通往貴州之路艱險萬分，但這條貶謫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陽明心學之路，1508年春，王陽明歷經千辛萬險，長途跋涉到達龍場。龍場驛，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林之中，規模很小，只有驛丞一名，吏一名，剛到的時候連住所也沒有，只好搭了個草棚居住，但這個草棚難以遮風擋雨，於是王陽明移居東峰一處洞穴，稱之為陽明小洞天，陽明小洞天位於貴州修文縣，城東的龍崗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國年前的摩崖石刻43幅，是國內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處，它們或許是表達對王陽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嘆王陽明非凡的人生經歷，或是感念王陽明由此而開啟的心學之路。在明朝，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林中，遍布毒蛇、巫蠱、瘴氣、瘟疫，龍場之民，多為苗族、黎族土著，語言不通，很難交流，能同他說話的只是留躥到這一地段的漢人盜匪，這樣一片惡土，竟然成為王陽明的精神家園。他居夷處困，不為惡劣的環境打敗，始終保持著昂揚的樂觀精神，他給自己築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參透生死。
杜維明：假如是一個儒者，你在一個一無所有，任何人際關系都沒有，你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你還能做到儒者嗎，就在那個時候他的頓悟，叫做吾性自足，作為一個人我就圓滿了，可是，這個頓悟和佛教或者道家的那種頓悟或者徹悟有很大的不同，他第一個就把他所背下來的五經，他重新在腦子里過一遍，叫五經臆說，就是我現在的這樣一個感覺，這種吾性自足的感覺，和我念的儒家的經典有沒有矛盾，他經過這五經的檢驗之後，他覺得沒有矛盾，所以後來才發展處就是儒家的心學。
王陽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還是求之內心，是應付外界的直接挑戰還是關注內心的主體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漸體驗到內心的平靜。經過長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時，彷彿夢寐中有人與他說話，王陽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歡，長久以來困擾的格物窮理問題終於被他找到了滿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杜維明：那麼心即理呢，從這個陸象山開始，因為性即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從事宋明儒學研究的人都接受了，荀子不接受，這是孟子的學說，就是性，我們人性本身，他是體現了人的本質，這個本質就是理，如果用孟子的學說來講，這個本質就是你的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所謂心的話就是每一個人他都有一種內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響，內在的一種同情感，內在的一種是非標准，內在的一種辭讓，內在的一種羞惡。
龍場悟道是王陽明心學構建的開端，自此以後，他的心學思想如江河決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陽明自此創立的心學學說是對朱熹以來的儒家正統思想的一次革命。當他用心即理的眼光來看待萬物時，發現了一個嶄新的意義世界，少年時苦思不得的格竹問題，此時竟然渙然冰釋，居住的條件也逐漸好了起來，當地百姓，為王陽明構建了幾間房屋，作為他安居和講學之所，分別名為龍崗書院，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經過近代返修，龍岡書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來，龍岡書院因王陽明而盛名天下，成為聖學之地。王陽明在龍崗講學的盛況不久就傳到省城，貴州提學副使席書，率諸生拜王陽明為師，又聘請他主講貴陽文明書院。針對當時的人們只知死讀聖賢經書，遠離人倫日用，王陽明在與席書的交談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說，他認為因為知行脫節，人們知道埋頭於書本知識，以純粹的知識為知，而忽視了活潑潑的實際行動。
杜維明：陽明就說我自己要孝，那我沒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個知，要知孝的那個知的本身，就意味著我們一定要把它付諸實踐，他認為這個是知行的本來的面貌，知呢就是一種明覺精察，你知道應該怎麼做，那麼行呢，就是要落實你這個明覺精察的本身，所以這個中間，它的關系是不可分的。
王陽明的心即理與執行合一的新說起初影響並不大，王陽明的講學也只是局限在貴州一隅，他的心學理論體系此時尚未圓融成熟，這團新思想的火焰，還需要一定的鍛煉，才會越燒越旺。
商傳：王學是在理學基礎上的一個發展，但是王學裡麵包含了一定的，我個人認為他有一定反理學的一些東西，因為他宣傳個性，他要抒發個人的一些東西，和理學的東西克己復禮，要求約束自己，剋制自己，這個一切就尊崇最傳統的規矩去辦，那顯然中間互相是不同的。
這是後人為了紀念王陽明在龍岡書院立下了這座石碑，上面刻著王陽明當年在龍崗寫下的詩句，卧龍一去亡消息，千古龍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采葯入青冥。這首詩寫出了王陽明內心的蒼涼，深處偏僻之地，他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悠閑的隱居生活並不是王陽明所嚮往的。好在王陽明並沒有在龍場停留太長的時間，王陽明一年內連升三級，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盜寇頻發，四十五歲的王陽明經薦舉，出任都察院左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安，贛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總覽贛南、閩西一帶的軍務。從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陽明先後指揮了漳南之役，橫水通鋼和瀝頭之役三次戰役，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盜賊，他認識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那些盜寇與那些被殘害的山民們，曾經是親密的父老鄉親，或兒時的玩伴，為什麼會從一夜之間從一個善良正直的人變成窮凶極惡的盜賊。在那些山賊心中是否還有良知，盜賊能否返樸歸真回歸為民呢。
商傳：保甲法是原來這個明朝最早他對於基層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於賦稅，保甲更重於治安，他用了這樣的一種形式，把整個的基層社會管理起來了，然後又用這個鄉約的形式，把人們的思想改變過來，就是滅心中賊更勝於滅山中賊，他這套思想，他能夠貫徹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這個工作和活動中間去。
江西可以稱得上是王陽明的第二故鄉，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侶，在上饒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導師婁諒，確定了人生的方向，更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陽明心學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陽明平定江西寇亂後不久，江西便爆發了寧王朱宸濠的叛亂，朱宸濠在南昌舉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權之玄孫，弘治十年嗣寧王位，面對這場大亂，王陽明充分展現了他的軍事才能，憑借臨時湊齊的兩三萬軍隊，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亂，對於這場軍事大捷，王陽明更是思緒萬千，寧王朱宸濠的妻子婁妃，竟是十七歲他拜謁的精神導師婁諒的孫女。以前叫做水觀音亭的南昌畫院，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變遷，這里的格局和風貌乃至建築器物都保存完好，這里也曾經是寧王朱宸濠的行宮，當年婁妃就居住於此，如今南昌畫院還保留著婁妃井，石碑等與婁妃相關的文物。
這塊巨石碑上的屏字，據說是婁妃用青絲為寧王所寫，寧王起兵前，婁妃曾經苦苦勸諫，寧王兵敗之時婁妃以白色錦帛裹身，投水自盡，朱宸濠被生擒以後，也悔恨自己不聽婁妃之言，乞求王陽明能夠禮葬婁妃，平定朱宸濠叛亂之後，王明明對善惡有了更深的思考，無論是勝利者、失敗者還是失望者，內心都有著共同的東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現，必須身體力行，否則良知只是一種隱性的道德存在，王陽明提出致良知之說，以此豐富自己的心學體系，他認識到，以前的學說一則發明本心，一則強調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與外在之行仍然斷為兩截，不如致良知來的簡易明白，單刀直入。他自稱致良知三字是自己從百死千難中體貼出來的，只有喚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為聖賢，才能建設一個美好和諧的社會。
杜維明：致良知很難了解，孟子裡面說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也就是我們自己的性善所體現的四端，因為側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些東西原來我們都具有的。但陽明的重大的貢獻，就把這樣一個一般講起來是道德實踐，道德哲學裡面的一個范疇，變成了整個認識論，和這個本體論的一個最核心的價值和觀念，怎麼說呢，就是天地萬物都是氣，這是中國的老傳統，這個氣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種現象，所以這個良知良能不是就人有，這個動物有、植物有，無生物都有。
這是浙江省餘姚市龍泉山北麓的王陽明故居，故居規模宏大、格局完整、給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莊典雅之氣度，故居大堂壽山堂內掛有當代書法家姜東舒所書的，真三不朽匾，這是歷來對王陽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功絕頂的確切評價。正德16年11月，王陽明因平定寧王叛亂的功勛，被封為新建伯，正當事業如日中天之時，他已決意放棄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鄉紹興府。王陽明在紹興的六年時間里，他專事講學，達到一生思想的巔峰狀態，全國各地前來求學的士子絡繹不絕，以弟子禮師事王陽明，就連年屆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詩卷，拜倒在陽明門下，這些學生環繞在他的住處，弦歌之聲從早到晚不絕於耳。
杜維明：明代的時候，到後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那種思想，當然跟陽明心學的關系是很密切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的那種思想，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應該獨立自主，所以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基本原則，變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如果這個社會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多，這個社會就祥和，這個社會就仁。
大道如人心，萬古未嘗改，王陽明提出致良知的學說，從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結構，從16世紀到17世紀後期，他的哲學傳遍中國本土，主導著中國知識界，近代學者如龔自珍、魏源、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梁漱溟，熊十力、賀麟、張君勱無不推崇他的學說。陽明心學思想的影響遠達於歐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學研究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對東亞、東南亞的影響更為巨大，我國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
梁啟超也說，日本維新之治，心學為之用也。
杜維明：日本幕府以來的以朱熹學為主的日本學說，日本這個學術傳統一個重要的沖擊，日本的現代化之所以發展是打破了，這個朱熹所代表的一個制度非常嚴格、禮俗非常全面的一種架構，開發出他的那個創造的力量，這就是陽明學所代表的。
王陽明心學不僅對儒學思想領域產生重大影響，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個性解放，勇於表達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樣始於心學，隨著王陽明心學的擴大與普及，心學思想直接影響到明末清初的藝術創作動態，形成了藝術發展的異彩紛呈、風格各異的藝術創作風潮。這幅收藏於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館的《聚賢聽琴圖》是明末著名畫家董其昌的作品，畫中的人物神態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機，心學思想直接影響作者對藝術的表達。《水墨花卉》徐渭將他的藝術表達與心學提倡的個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藝術風格。
商傳：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儒家思想，因為大儒，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但是呢，儒家並不是書獃子，並不是說坐在書齋里邊讀書的人，而是經世致用，我要把我學的東西，能夠為這個社會服務，為國家服務，他是這樣的一個人才。
王陽明，最終用他的生命踐行了心學學說，當王陽明以為自己可以講學終老時，朝廷派他赴廣西平定叛亂，56歲的他無奈抱病軀前往，臨行時，學生向他請教為學的宗旨，陽明留下四句教，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教融匯了儒釋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會關懷與道德義務，無代表了內心的寧靜與超越，有無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灑脫，體現了王陽明心學的精神氣質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歲的王陽明在平叛叛亂後返程途中，病逝於江西南安府青龍鋪，臨終前，弟子問他有何遺言，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的確，只有內心澄澈光明，元氣淋漓，才有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這份內心的光明。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激勵著後人。一位儒者於茲離世，一位聖人從此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