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唐朝和宋朝比哪個經濟發達我認為宋朝，我同學說是唐朝。各位幫我找些資料讓我了解一下。
唐朝大部分是亂世，用宋朝人的話說：「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唐朝人口最盛時有五千多萬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時突破一億。即使是南宋時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萬。所以宋人宣稱：「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2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時人口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竟發展到52座。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與52的差距。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閉」， 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 「坊」是居民區，「市」指商業區。唐朝的居民區與商業區都是封閉式的，商業活動的時間、地點都受到的限制。宋朝的居民區與商業區都是開放式的，商業活動的時間、地點都不受限制。唐朝不準沿街設立商鋪，首都長安、洛陽商業活動只限於東市和西市兩個規模不大的市場里。而宋朝首都開封「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麵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鯗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封閉與開放的差距。唐朝商用民宅不準起高樓，高大的只有皇宮及皇親貴族的府第。而宋朝商用民宅都可以起高樓，民營的酒樓高得可以看到皇宮內部情況。唐朝長安是「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北宋汴梁是「棟宇密接，略無容隙。」南宋臨安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檐」、「山外青山樓外樓」。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低矮呆板與高樓林立的差距。唐朝的城市在夜裡寧靜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鬧燦爛。宋城在黑夜裡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晝夜不息的商業涌動的城市。始終堅持著「城郭之人日夜經營不息，流通財貨，以售百物，以養鄉村」。所以宋朝的商業洪流、經濟的繁榮進步增長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斷。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時與24小時的差距，是昏黑寧靜與光明喧鬧的差距。唐朝從貞觀到天寶用了100多年的時間使墾田面積的增加了二百多萬頃。宋朝從開寶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墾田面積的增加了二百多萬頃。從農業耕地面積發展效率上說宋朝是唐朝的2. 5倍。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與5的差距。唐朝耕地面積最高約為620萬頃，宋朝耕地面積最高約為524萬頃。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畝約合今0.783畝，宋代一畝約合今0.974畝。換算成今畝算唐朝耕地面積為485萬多頃，宋朝耕地面積為511萬多頃。唐朝、宋朝都有隱田現象，而宋朝更嚴重。唐朝耕地面積最高估算摺合市畝為6億畝，宋朝耕地面積最高估算摺合市畝為8億畝。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6與8的差距。唐朝平均每畝約1.5石，宋朝平均每畝約為2石。宋朝平均每畝比唐朝提高30％。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與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種，最高畝產2石。宋朝耕地一年兩種，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種、四種。最高畝產達6至7石。唐朝因耗糧之故而屢有禁釀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勵釀酒。這正說明宋朝農業的強盛與發達。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與7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顯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項，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顯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項。宋朝對領土的開發利用程度遠大於唐朝。用宋人的話說：「昔人足跡所未嘗者，今皆為膏腴之壤。」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與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農經濟社會，宋朝是商品經濟社會。唐朝以「農業立國」，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經濟，農稅是國家稅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國」，是以商業為主的商業經濟，商稅是國家稅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說：「州郡財計，除民租之外，全賴商稅。」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農經濟社會與商品經濟的差距。唐朝最高年貨幣歲入是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一千二百萬緡。宋朝最高年貨幣歲入是宋寧宗（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八千萬緡。唐朝最高年貨幣歲入是唐政府為解決財政窘境，殺雞取卵壓榨取得的。其中有大半是鹽稅，每斗賣最高達三百七十錢。而沒改革前唐的財政貨幣收入只有四百萬緡。即使這樣兩者也相差近七倍。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200與8000的差距。唐政府絹帛收入最高額為740萬匹，宋政府細絹收入則高達2445萬匹。這只是稅收，如果按產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絹帛在質量也和宋朝相距甚遠。「唐絹粗而厚，宋絹細而薄。」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740與2445的差距。是粗厚與精細的差距。唐朝最高年鑄幣量為唐玄宗時的32萬7千貫。宋朝最高年鑄幣量為宋神宗時銅幣506萬貫，鐵幣為88萬貫。兩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與500的差距。這還不包括宋朝政府發行流通的紙幣。而且宋朝還有大量的黃金、白銀也進入商品流通領域。一個國家的貨幣流通量代表這個國家的經濟水平與實力。銅錢是足值貨幣，它本身的價值就超過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與宋朝的經濟總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貨幣總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唐朝首都有140多個行業，宋朝首都有440多個行業。宋神宗時開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業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販。南宋時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宋朝的產業結構的多樣化、精細化與系統化遠遠超過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興行業創造的價值是難以估計的。每一個新興行業的出現，都說明宋朝的蓬勃發展。每一個新興行業創造的價值也是難以估計的強大。如宋朝新興產業私人印刷業，把書籍大量翻印買到遼國、高麗、日本等國。宋商人用知識科技給宋朝換來大批利潤。唐朝沒有私人印刷業，更談不到出口創匯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與440的差距。是0與300的差距。唐朝進士登科者，每歲最高也不過三、四十人。而宋朝進士登科者每年多至五、六百人。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每年30與500的差距。在南方以福建省福州為例，唐朝223年間僅僅只出了進士36人，而宋朝202年間就出進士1339人。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6與1339的差距。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唐二百多年，進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進士登科者十萬多人。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3000與100000的差距。唐朝的南方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是落後的蠻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筆下的南方竟是環境惡劣的「煙瘴之地」，乃「蠻夷之鄉」、「化外之國」。唐朝從始至終在南方長江流域沒有一座超過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長江流域杭州、蘇州、成都都是超過百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是「南方地惡」、「江南瘴癘地」與「蘇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的差距。是落後、貧窮與繁榮、富強的差距。
㈡ 古時候,進士一次招多少個
明清時期進士一次可取三百名進士，根據時代不同，取進士數量也不同，但都是需要通過殿試方可稱為進士。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中，通過最後一級中央政府朝廷考試者，稱為進士。是古代科舉殿試及第者之稱。此稱始見於《禮記·王制》。
科舉制度形成於隋唐，比以前的用人制度是一大進步，明清科舉考試分三級進行，即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鄉試」（即省試），中試者稱為舉人；再把全國的舉人集中到京城裡舉行「會試」，中試者在宮殿舉行「殿試」，根據成績高低分為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第—名叫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其次為三甲，同進士出身。科舉考試一般每三年進行一次，每次有六千多舉人參加，取三百名進士。
(2)宋朝福州登科人數有多少擴展閱讀：
晉武帝親自詔問阮種，親自審閱試卷提名第一是殿試的雛形，科舉史上的殿試是由唐高宗首創的。顯慶四年（659年），唐高宗親自在大殿上開科取士，由皇帝親自監考選拔人才就是後世說到的「殿試」。通過朝廷殿試者為進士。
宋開寶六年（973年），翰林學士李仿知貢舉，主持在東京貢院進行的全國會試。經過各場會試，共錄取進士、各科及第者38人。其中有2人在召對時因「材質最陋，對問失次「而被黜落。落第進士徐士廉擊登聞鼓，控告李仿「用情取捨「，要求殿試，以求公道。宋太祖下詔從落第者中選出195人和已中的36人，在講武殿進行復試，由宋太祖親自主持，結果又有127人及第，而原錄取的人中又有10人落選。張榜後，朝野大嘩，李仿降職。這次科舉案，不僅成為殿試的發端，而且自此確立了封建社會的三級考試制度。
㈢ 唐朝和宋朝實際那個經濟繁榮要有歷史依據的，不要個人觀點
一個朝代，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想得出一個完整的結論是不可能的。只能將對應的時間來比較。
唐朝經濟最繁榮的時候是開元盛世，宋朝應該是仁宗朝前中期。舊唐書和宋史上，對這兩個時期的稅收、戶口都有明確的記載。我曾經算過，無論是GDP還是GAP，開元盛世都遠遠超過仁宗朝。當然，北宋還有的經濟還有第二次巔峰，那就是徽宗朝前期，當時由於王安石變法（變法是斂財富國，而並非富民），宋朝的國庫有了比較充裕的積蓄，但是人民生活則進一步下降。
而唐朝中後期和北宋大部分時期，人民生活水平都相對較低。唐朝由於藩鎮割據和外藩、外國問題，轉移了一部分國內矛盾，才沒有很多的起義，尤其是農民起義。而北宋自建立伊始，就起義不斷，王安石變法的時候，飢民由於活不下去，都到京城來鬧事。這也許是政敵的作秀，但是各地民不聊生是事實。我舉三個不同時期的例子：前期太宗朝王小波、李順起義；中期王倫起義，首先發難；後期宋江起義和方臘起義。
南宋雖然國力不強，但是經濟上採納了新法和舊法的優點，綜合使用，確實起到了不錯的效果。再加上南宋建立的時候，各地兵匪不斷，四大名將加上李綱、宗澤等人竭力圍剿，使得這些各色起義軍失敗。後來，起義就相對較少了。除了社會穩定以外，外敵緩解轉移矛盾，也有一定的作用。
總體上講，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是唐朝經濟的黃金期，這並非宋朝能比。而宋朝經濟，只有在太宗朝以後，王安石變法以前的一段時間，相對比較出色；南宋的經濟較為穩定，但也並不突出。理宗死後，南宋行將滅亡，經濟也呈下滑趨勢。
㈣ 兩宋時期何以「寒門多出貴子」
兩宋享國320年，共開科118榜，取士人數超過11萬，是唐五代登科總人數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總數約61000人，平均每年大約錄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數均不及宋代。通過長時間嚴密規范的科舉考試，國家得以選拔大量優秀人才。在從門閥 社會 轉向科舉 社會 、門閥士大夫主導轉向科舉士大夫主導的進程中，逐漸造就了一個競爭性強、開放性高的 社會 。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選拔制度，源於隋，成於唐，盛於宋，至清末1905年廢除，共實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舉制度被公認為嚴密、完備、成熟、有效。南宋鄭樵在《通志》中說本朝「取士不問家世」，即選拔官員不問家庭出身、門第高低和 社會 關系，只問考試成績。那麼，宋朝的科舉制度如何做到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寒門出貴子」又是如何得以實現的？
01
唐朝「行卷」和「公薦」
對貧寒子弟有點不公平
科舉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當 時尚 未由考試成績決定一切。不僅考生的家庭出身、 社會 關系、個人名聲、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決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薦」。「行卷」指考生為求推薦錄取而在考試前投送給達官貴人的個人詩文；「公薦」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薦人才。
李白未曾參加科舉，但他早就聲名遠揚，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薦，應詔入京，供奉翰林。這是推薦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張繼《楓橋夜泊》和杜牧《阿房宮賦》等都是作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們也因此獲得科名。這是自薦和公薦相結合的路子。
這種考試制度對世家子弟有利，對貧寒子弟則有點不公平。晚唐杜荀鶴出身寒微、屢試不第，《投從叔部闕》中就哀嘆：「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沒有做官的親友相幫，再有才華文名也無濟於事。
兩宋之交則流傳開一個說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說的是，糊名制度保證了考試的公道，孤寒子弟應當努力在科舉中求取功名。這就是科舉制度的唐宋轉型。
宋代的科舉考試分為三級：解試、省試和殿試，逐級淘汰，擇優錄取。
第一級解試，全稱發解試，是在各地方州郡、開封府、國子監組織的考試。發解試通過的舉子，就取得省試的資格，可到首都參加禮部組織的全國性官員選拔考試。因禮部屬於尚書省，故稱省試。省試是三級考試中最為重要的一關，基本決定了考生的命運。
省試通過後，就進入最後一關：殿試，由皇帝親自在金殿上進行考試。通過皇帝的殿試，即可直接授官。由於殿試的主持人是皇帝，所有通過殿試的人都可說是天子的門生。因此，宋朝的登科進士皆為天子門生。
不過，殿試以前也是要黜落人的。仁宗嘉祐年間以後，殿試不再黜落舉子。殿試不再淘汰的原因，說法有多種。據說，有些考生在最後一關的殿試中沒通過，歸鄉途中貧困潦倒、流離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感到憐憫，便讓殿試只走程序，不再淘汰人了。
02
死記硬背或吟詩作賦
難在宋朝科場競爭中取勝
與唐代相比，宋朝科舉的變化主要有：第一，開放考試門戶，幾乎人人均可應舉。唐代規定，犯法令者、工商雜類及州縣衙門小吏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宋朝徹底取消出身和門第限制，士農工商雜類皆許應舉入仕。南宋時期，連惡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殺為業者都准許應考。要想進入仕途，必須通過科舉考試；偶或可靠門蔭補官，但級別很低，還是要去應舉，否則一輩子都不能高升。
第二，廢除薦舉殘余，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禁公薦，罷公卷，以成績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場內外的徇私舞弊活動。
第三，嚴格考試制度，鎖院糊名謄錄並行。鎖院制即指考試前將考官和工作人員召集到貢院裡面、晝夜鎖閉，與外界隔絕，直到放榜始得出來。糊名制是指將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來，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們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謄錄制，則是由工作人員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謄寫、抄錄一遍，經過對讀官、謄錄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確定謄錄的卷子（草卷）與考生的原答卷（真卷）一致無誤，再送考官評閱。
第四，考試內容多樣，重能力見解及應用。進士科考試由以詩賦為主轉變為經義、詩賦、策、論並重，經義由試墨義改為試大義。考生光憑死記硬背或吟詩作賦已難以取得科第，只有擴大知識面、具備獨立見解、提出實用對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場競爭中取勝。
第五，擴大錄取名額，取士之多空前絕後。兩宋享國320年，共開科118榜，取士人數超過11萬，是唐五代登科總人數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總數約61000人，平均每年大約錄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數均不及宋代。
第六，中舉即可授官，升遷相對較快。唐代士子科舉登第後，只取得做官資格，尚不能直接授官，故稱「選人」；守選三年期滿，方能參加吏部銓選，在吏部身、言、書、判的考試中合格才能做官，這是進士入仕的常規道路。而且，即使進士也只能授予從九品的小官，比一個從五品官員蔭子所授的官品還低。若非高門出身，又無權貴施援，則難免沉淪潦倒。宋代科舉，進士中舉後即可授予官職，而且升遷遠比其他途徑入仕者要快。
03
乞丐孤兒和書童皆可中進士做高官
宋朝科舉制度相對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試成績定去留，歐陽修感嘆「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結果就是，家庭條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機會入仕，許多貧寒子弟僅憑自身努力也得以中舉為官。這方面的案例，實在是不勝枚舉。
宋初的張雍，安德（今山東陵縣）人，逃荒流浪，孤單困苦，時常沿街乞討，但對《詩經》深有研究，於太祖開寶六年考中進士，真宗時做過財政大臣、開封知府，終以尚書右丞退休。大概是早年窮怕了，他做官後依舊辦事勤勉、厲行節約。杜衍，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少年時到處流浪、一貧如洗，靠給人抄書勉強度日，於真宗朝登科、仁宗朝拜相。
陳升之，建陽（今屬福建）人，年少時家庭貧苦，得朋友勉勵支持、刻苦應舉，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時拜相。謝深甫，臨海（今屬浙江）人，家本寒微，父母靠給人舂米為生，後來父親去世，更難以存活。但是，他立志苦學，積數年不睡。為了不讓自己睏倦時睡著，竟然晚上在地上放置一個瓷瓶並灌滿水，把腳搭在上面，以警困怠，終在孝宗時登科、寧宗朝拜相。
還有兩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可能聽說過。范仲淹，兩歲而孤，母貧無依，改嫁長山朱氏，生活拮據。他先是寄居寺廟學習，後泣別寡母，遠赴應天府書院，晝夜苦學。史書稱，5年裡未曾解衣就寢，困了就用水澆面，清醒再學。每天，太陽偏西才吃一點粥，而且經常連粥都匱乏。最後，他高中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
另一個是歐陽修，系家中獨子。4歲喪父後，與母親鄭氏到湖北隨州去投奔歐陽修的叔叔。叔叔家也不富裕，好在母親鄭氏是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用蘆葦稈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歐陽修17歲時，首次在隨州參加州試，因賦逸官韻被黜落，但有警句傳誦。歸家復取韓愈集閱讀，立志中舉後將盡力於斯文。5年後，應試禮部又不中，不得不改習時文。後來，終於舉進士甲科，與范仲淹一樣，官至參知政事。
有個書童的故事更加勵志。王淑是汪激的書童，侍候主人讀書過程中耳濡目染，與汪激同時考中，同科登第的還有蘇軾、曾鞏等。王淑名次還在曾鞏之上。這是「取士不問家世」和「寒門出貴子」的佳話。
兩宋時期，讀書學習、進京趕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銷，窮困學子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得資助；官辦學校、書院也會給予一定的生活補貼，民間有義學，家族有義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喪事如有急需，常可獲得政府、 社會 和個人的救助。史料記載，北宋曾給路途遙遠的舉子發送「公券」，憑此於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驛站招待所免費食宿，故又叫「驛券」。
據統計，在新舊《唐書》所載830名進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達71%，小姓為13.1%，寒素子弟僅佔15.9%。可見，唐代科舉取士的 社會 成分非常狹窄，寒門確實難出貴子。而在《宋史》有傳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佔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來自布衣者約佔53.67%，且自宋初後逐漸上升，至北宋末已達64.44%。
從宰相一職來看，唐代僅崔氏十房前後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個宰相中佔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佔比53.3%，超過一半，足證宋朝的權力結構是以庶族士人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完全可以說，宋朝是一個開放性的平民 社會 ，寒門多出貴子，努力就有機會。
04
朝廷重用厚待讀書人推進文化普及 社會 流動
仁宗嘉祐二年，歐陽修任禮部省試主考官。第一場，作詩、賦各一篇，題目不詳。第二場，作論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第三場，作策五道：一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是《修廢官舉逸民》，三是《天子六軍之制》，四是《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五是《關隴遊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第四場，考帖經、墨義（近似今天的「填空題」「默寫」或「名詞解釋」）。
北宋前期，考試曾「逐場過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場詩、賦後直接評分，第一場失利的考生沒有資格參加後三場考試。後來，大家覺得「一場定終身」不妥，便改成四場之後計總分。嘉祐二年的這場考試就採取了比較合理的模式。
該榜共錄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鄉貫者204人，包括前述汪激、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謂千年科舉第一榜。試舉其要者：
蘇軾、蘇轍、曾鞏：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蘇軾是中國 歷史 上少見的網路全書式傑出人物，蘇轍做到門下侍郎（副宰相），曾鞏官至中書舍人。
程顥：宋代道學、理學的傑出大師，洛學創始人，與弟弟程頤並稱「二程」。
張載：大思想家，關學創始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他提出的「橫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識人的人生理想。
據《夢粱錄》記載，南宋進士科細分為經義、詩賦兩科。經義科的考試內容是：經義一場，論一場，策一場；詩賦科的考試內容是：詩賦一場，論一場，冊一場。
南宋紹興十八年和寶祐四年兩榜，由於機緣巧合，完整的登科錄保存了下來，彌足珍貴。
紹興十八年榜單能流傳下來，應歸功於朱熹，因為裡面有大理學家朱熹的登科記錄。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十名，比較靠後。大概因為考試合格但成績不高，朱熹對科舉制度多有批評，甚至認為「太學真個無益」。然而，他編撰的《四書集注》卻成為元明清三代科舉的試題來源和標准答案。
寶祐四年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登科人物彪炳史冊。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稱文丞相，生當南宋滅亡之際，殫精竭慮、救亡圖存，歷盡艱險而百折不撓，被俘後堅強不屈，終凜然就義，年僅47歲。第二甲第一名謝枋得，愛國救亡、孤軍奮戰，元兵東下後改換姓名入山隱居，宋亡後屢次拒絕元朝徵召，後被強迫北行，抵元大都後絕食身亡。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陸秀夫，堅毅忠烈，元兵沿江東下，官吏多逃跑，他堅守不去。1279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著祥興帝一起投海自盡，年僅42歲。
宋朝重用、厚待讀書人，讀書人也努力回報宋朝。宋朝科舉制度當然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局限，但整體上起了極其重要的 歷史 作用。通過長時間嚴密規范的科舉考試，國家得以選拔大量優秀人才。在從門閥 社會 轉向科舉 社會 、門閥士大夫主導轉向科舉士大夫主導的進程中，逐漸造就了一個競爭性強、開放性高的 社會 。 社會 階層流動性變強，板結化就越不容易。由此，全 社會 勤奮向學，文化相對普及。加之 社會 流動性、平民化特徵明顯，可以說宋朝已處於近代早期。
這里，不妨編一首順口溜以概括宋代科舉制度的積極影響：戶戶有機會，家家尚讀書。寒門出貴子，貧富共征車。
㈤ 古代進士一期取多少人
宋代的科舉放寬了錄取和作用的范圍。宋代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稱進士及等；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由於擴大了錄取范圍，名額也成倍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㈥ 唐朝為什麼比宋朝強大
「唐代漢民族的發展並不像外表上顯示得那樣強大，相反地，宋代漢民族的發達，其健全的程度卻超出一般人想像以上。」
唐朝大部分是亂世，用宋朝人的話說：「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以明朝人的話說：「唐自高宗以後，非弒械起於宮闈，則叛臣訌於肘腋，自開元二十餘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 宋朝大部分是治世，用元朝人的話說：「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辟。」用明朝人的話說：「宋之富盛，過今（明）遠矣。」 唐宋差距有多大？是亂世與治世的差距。
唐朝人口最盛時有五千多萬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時突破一億。即使是南宋時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萬。所以宋人宣稱：「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2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時人口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竟發展到52座。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與52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閉」， 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 「坊」是居民區，「市」指商業區。唐朝的居民區與商業區都是封閉式的，商業活動的時間、地點都受到的限制。宋朝的居民區與商業區都是開放式的，商業活動的時間、地點都不受限制。唐朝不準沿街設立商鋪，首都長安商業活動只限於東市和西市兩個規模不大的市場里。而宋朝首都開封「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麵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鯗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封閉與開放的差距。
唐朝商用民宅不準起高樓，高大的只有皇宮及皇親貴族的府第。而宋朝商用民宅都可以起高樓，民營的酒樓高得可以看到皇宮內部情況。唐朝長安是「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北宋汴梁是「棟宇密接，略無容隙。」南宋臨安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檐」、「山外青山樓外樓」。 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低矮呆板與高樓林立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在夜裡寧靜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鬧燦爛。宋城在黑夜裡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晝夜不息的商業涌動的城市。始終堅持著「城郭之人日夜經營不息，流通財貨，以售百物，以養鄉村」。所以宋朝的商業洪流、經濟的繁榮進步增長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斷。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時與 24小時的差距，是昏黑寧靜與光明喧鬧的差距。
唐朝從貞觀到天寶用了100多年的時間使墾田面積的增加了二百多萬頃。宋朝從開寶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墾田面積的增加了二百多萬頃。從農業耕地面積發展效率上說宋朝是唐朝的2. 5倍。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與5的差距。
唐朝耕地面積最高約為620萬頃，宋朝耕地面積最高約為524萬頃。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畝約合今0.783畝，宋代一畝約合今0.974畝。換算成今畝算唐朝耕地面積為485萬多頃，宋朝耕地面積為511萬多頃。唐朝、宋朝都有隱田現象，而宋朝更嚴重。唐朝耕地面積最高估算摺合市畝為6億畝，宋朝耕地面積最高估算摺合市畝為8億畝。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6與8的差距。
唐朝平均每畝約1.5石，宋朝平均每畝約為2石。宋朝平均每畝比唐朝提高30％。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與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種，最高畝產2石。宋朝耕地一年兩種，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種、四種。最高畝產達6至7石。唐朝因耗糧之故而屢有禁釀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勵釀酒。這正說明宋朝農業的強盛與發達。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與7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顯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項，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顯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項。宋朝對領土的開發利用程度遠大於唐朝。用宋人的話說：「昔人足跡所未嘗者，今皆為膏腴之壤。」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與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農經濟社會，宋朝是商品經濟社會。唐朝以「農業立國」，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經濟，農稅是國家稅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國」， 是以商業為主的商業經濟，商稅是國家稅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說：「州郡財計，除民租之外，全賴商稅。」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農經濟社會與商品經濟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貨幣歲入是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一千二百萬緡。宋朝最高年貨幣歲入是宋寧宗（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八千萬緡。唐朝最高年貨幣歲入是唐政府為解決財政窘境，殺雞取卵壓榨取得的。其中有大半是鹽稅，每斗賣最高達三百七十錢。而沒改革前唐的財政貨幣收入只有四百萬緡。即使這樣兩者也相差近七倍。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200與8000的差距。
唐政府絹帛收入最高額為740萬匹，宋政府細絹收入則高達2445萬匹。這只是稅收，如果按產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絹帛在質量也和宋朝相距甚遠。「唐絹粗而厚，宋絹細而薄。」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740與2445的差距。是粗厚與精細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鑄幣量為唐玄宗時的32萬7千貫。宋朝最高年鑄幣量為宋神宗時銅幣506萬貫，鐵幣為88萬貫。兩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與500的差距。這還不包括宋朝政府發行流通的紙幣。而且宋朝還有大量的黃金、白銀也進入商品流通領域。一個國家的貨幣流通量代表這個國家的經濟水平與實力。銅錢是足值貨幣，它本身的價值就超過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與宋朝的經濟總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貨幣總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唐朝首都有140多個行業，宋朝首都有440多個行業。宋神宗時開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業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販。南宋時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宋朝的產業結構的多樣化、精細化與系統化遠遠超過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興行業創造的價值是難以估計的。每一個新興行業的出現，都說明宋朝的蓬勃發展。每一個新興行業創造的價值也是難以估計的強大。如宋朝新興產業私人印刷業，把書籍大量翻印買到遼國、高麗、日本等國。宋商人用知識科技給宋朝換來大批利潤。唐朝沒有私人印刷業，更談不到出口創匯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與440的差距。是0與 300的差距。
唐朝進士登科者，每歲最高也不過三、四十人。而宋朝進士登科者每年多至五、六百人。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每年30與500的差距。在南方以福建省福州為例，唐朝223年間僅僅只出了進士36人，而宋朝202年間就出進士1339人。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6與1339的差距。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唐二百多年，進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進士登科者十萬多人。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3000與100000的差距。
唐朝的南方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是落後的蠻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筆下的南方竟是環境惡劣的「煙瘴之地」，乃「蠻夷之鄉」、「化外之國」。唐朝從始至終在南方長江流域沒有一座超過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長江流域杭州、蘇州、成都都是超過百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 是「南方地惡」、「江南瘴癘地」與「蘇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的差距。是落後、貧窮與繁榮、富強的差距。
唐朝的奴婢「律比畜產」，宋朝的奴婢是「僱傭良民」。唐朝的佃農、奴婢是奴，宋朝的佃農、奴婢是人。唐朝的農奴像狗一樣在市場和驢一起被買賣。 「奴婢賤人，類同畜產」「買奴婢、馬牛馳騾驢等，依令並立市券。」他們沒有人的自由只是主子的私有財產。「奴婢、部曲身系於主」、「奴婢既同資財，即合由主處分。」他們沒有翻身的一天，永遠是奴。而宋朝的佃農有人身的自由，「不願開墾者，即許退田別佃。」他們還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地主、商人、將軍、官員。唐宋差距有多大，是畜產與良民，奴與人的差距。
唐與宋更大的差距是人與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術只用於印製佛經而未用於印刷書籍傳播文化知識。所以唐朝文盲多，沒有多少讀書人。宋朝的印刷術廣泛用於傳播知識，推廣文化。所以宋時的中國人讀書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對少。宋人自豪的說：「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是非學習型社會，宋朝是學習型社會。 「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宋時的中國人比唐時的中國人更有文化、更有教養、更有內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愛國。用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的話說：「13世紀的中國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13世紀的中國人也顯示了某種好奇心和擴大了視野，這又是前幾個世紀中看不到的。他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會使唐代祖先感到驚異。由於其謙虛有禮，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談藝術，他們成了中華文明所曾經產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養的人格類型。從他們的日常生活歷史中，我們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們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約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滿了歡樂與魅力。」
唐與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雖大，卻保持著「李唐承襲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本在西北一隅，當唐代中國極盛之時，已不能不於東北方面采維持現狀之消極政略。」南宋雖小，卻奠定了「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點。」唐把中國逐漸的變成蠻夷，宋把蠻夷逐漸的變成中國。唐朝還沒到一半就已經讓西域、河北、隴右、山東等等這些本是中國傳統文明固有的領土統統的蠻夷化。宋朝始終以強大的文明力量君臨天下，以經濟、文化、政治、科技、藝術、工藝等綜合國力，侵略著周遍蠻夷。遼國、女真、西夏、吐蕃、回鶻、大理、高麗、日本等等無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給中國的廣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價。
宋朝礦產業、制瓷業、紡織業、造船業、造紙業、印刷業、軍工業、金融業、飲食業、種茶業、製糖業、釀酒業、建築業、制鹽業、文化產業、娛樂產業等等無一不遠遠領先於唐朝。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點、半點，不止是相差一倍、幾倍，而是十幾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是一個突飛猛進的時代，是一個大爆炸的時代。「鋼鐵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農業革命」、「商業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為革命？革命是創新，革命是巨變，革命是質變。唐朝與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質的差距。所以日本文史家內藤湖南認為：「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與近代的差距。
唐朝與宋朝差距那麼大，那些宣揚唐朝是中國封建王朝頂峰的言論是多麼的可笑！！！
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文明被斬斷了無數回，歷史被閹割了無數次，崇拜野蠻甘願做奴才的偽劣後代們怎麼會知道？
唐朝與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正在學著文明、變得幽雅、懂得人權，身體里還流淌著偉大祖先血脈的中國人慢慢的會知道……
㈦ 宋代書籍印刷發展的原因
宋代書籍出版業的發展和繁榮，是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全面發展的產物。社會的進步，為出版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間、環境及條件和因素。宋代整個社會的
基本因子，都可以在其出版業中得以蘊含或顯示；尤其是宋代社會的新質，更能在其出版業中得以體現。宋代出版業不僅是宋代物質生產的典型代表之一，而且更是
宋代精神生產與文化生產的典型象徵。它生產了技術，更生產了新的文化、觀念與意義。
筆者認為，宋朝書籍出版業發達的原因，可以析為以下八個方面。
一、重文政策
宋代立國之初，即確立了以文立國、以文治國的基本國策。終宋之世，未改初衷。歐陽修於嘉祐五年在其《免進五代史狀》中稱宋代為「文治之朝」［1］。這是宋
朝文化事業——書籍出版業發達的根本原因。宋朝諸帝以天子之威，躬親示範，在訪書、藏書、著書、雕書（印書）、讀書方面不遺餘力，將之作為實行文治的主要
方略。宋太宗倡言：「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苛無書籍，何以取法？」［2］「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啟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
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3］宋代書籍出版業的發達，首先就是宋代重文政策的必然結果。
宋朝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建立了一支龐大的以文士為主要官員與職員的官僚隊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人官僚體系。著書、藏書、雕書、印書、交流書……凡此
種種，正是文人雅士最基本的學習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工作方式。宋朝這支占絕對優勢的龐大文人官員隊伍，不僅從政治制度上，而且從作者、出版者、傳播者、讀
者諸方面，為宋朝書籍出版造就了一支具有等量效應的國家出版團隊。換言之，宋朝的文官體系，不僅是宋朝最大的作者隊伍，而且也是宋朝最大的讀者隊伍。從政
府出版的角度考察，這一隊伍又是宋朝政府出版人力資源（智力資源）的主體。例如，宋朝編纂並出版的舉世聞名的四大類書（《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
苑英華》、《冊府元龜》），所有參與編纂的人員，無一不是文人官員。又例如，宋代的著名作者，如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朱熹、洪邁……無一不是文人官員。
以宋朝一國之官員隊伍作為其書籍出版的人力資源（智力資源）庫，豈有書籍出版不發達之理乎！南宋地方官往往以校讎刻書為美績。宋王明清指出：「近年所至郡
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4］。
二、科舉制度
宋朝擴大、創新並完善了科舉制度。據楊渭生先生《宋代文化新觀察》一書研究：宋代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凡三百十四
年，舉行科舉考試一百十九次。李弘祺教授所著《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一書計算宋代科舉登科總人數為九萬二千八百零八名（包括進士、諸科和特奏名）。
如上所述，宋朝通過科舉考試確實選拔了一大批人才，涌現了一些出類拔萃的人物。從這點上說，宋代科舉考試達到了其預期的目的。」［5］
科舉制度確立了宋朝讀書人的基本學習範式，造就了他們基本相同的學習觀、人生觀與價值觀。在此同一學習範式及人生觀與價值觀的主導下，宋朝形成了一個巨大
的讀書人世界。這個世界是宋朝科舉學習類書籍生產與銷售的「天堂」，當然也是其他書籍生產與銷售的巨大市場。中舉入仕者盡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並
不排除這個「世界」的總量對於書籍需求的價值與意義。而且，中舉入仕者一旦成為了上述文官體系的一員，則又以文官體系的因子顯示出其對書籍出版的價值與意
義。
從另一視角考察，科舉制度是一種學習制度；既然是一種全社會信仰的學習制度，則其必然需要與之相應的大量書籍，從而成為促進宋朝書籍出版發達的重要動因。
三、平民教育
宋朝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央官學外，宋朝有州學234所，占州數的72%；有縣學516所，占縣數的44%。全國學校林立，不僅
城市中建有各類學校，而且在廣大農村，乃至窮鄉僻壤也有多種村學、鄉學、私塾、義學、家館、冬學等。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紀勝·三教外地》中形容道：「自有
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分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遇大比之歲，間有登第補中舍選者。」［6］陸游寫詩
描寫鄉村中的教書先生曰：「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於此可窺村中小學的教學情景與氛圍。
專家研究指出，宋代地方學校教育「在世界社會教育史上放一異彩，而對於近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滲透平民階層，貢獻最大」，「宋代興學，奠定了中國文化近千年來廣大和深厚的基礎。」［7］
教育及教育的普及程度是一國文化繁榮的基礎。宋朝教育體系的完整、學校種類之多、辦學方式之多、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學習人數之巨大，都是空前的。如此龐大
的宋朝教育規模，其教師與學生必定需要大量的教學書籍以及相關書籍。同時，所有上過學的學生累積起來作為一個具有閱讀能力的社會群體，其對書籍的現實需求
與潛在需求也必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四、手工業生產的發達
宋朝階級關系的新變化、主客戶制的確立、租佃制的發展，以及封建城市經濟、商品經濟及手工業生產的發達，催生了整個社會巨大的物質消費需求與精神消費需
求，而這種巨大的物質與精神消費需求反過來又極大地促進了宋朝的經濟發展與商品生產。宋代書籍生產與消費的發展、繁榮正是基於這一宏觀經濟背景的必然產
物。
宋朝的手工業生產比前代有了新的進步。手工業作坊種類繁多，其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均超過了前代。生產技術顯著進步，手工業產品的種類和數量也大為增加。
在宋朝手工業生產普遍進步的基礎上，宋朝形成了一門具有社會普遍價值的新型手工業生產領域——雕版印刷業，而與之密切相關的造紙、制墨、雕鏤等手工業也獲
得了新的發展。雖然雕版印刷業大致在隋末唐初已經產生，但是真正形成為一種社會性的手工業門類，應該講還是在宋朝。例如在北宋京城東京繁華的大相國寺，在
北宋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上鱗次櫛比的手工業作坊陣營中，即有雕版印刷手工業的身影。因此，宋朝手工業的發達不僅為雕版印刷這一新興的手工業提供了一般
的產業生成背景與基礎，而且也必然包括了這一手工業家族中的新銳成員。
五、文人生活方式
宋朝文士遍天下，層出不窮。宋朝由此形成了整個社會特有的文人情趣、文人雅好、文人審美格調、文人精神追求、文人意義空間——形成了宋朝的文人生活方式。
茲以蘇軾為例，舉凡寫詩作文、觀花賞景、品茗論道、寫字論畫、美食烹調、閱讀書籍、收藏筆墨、吟風弄月、追懷往古、縱議時政……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一派
典型的文人生活情調——一種專門的文人生活方式。這種文人生活方式的精神、意義與精髓，在宋朝的文人書法、文人繪畫上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獨占風騷。在文
章方面，只要讀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蘇軾的《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周敦頤的《愛蓮說》、韓元吉的《武夷精舍記》、陸游的
《入蜀記》……則宋朝文士之風神，即迎面而來。
書籍是其時文人生活方式的最佳媒介。在宋朝文人的生活方式空間中，始於書籍閱讀，而以書籍閱讀為中心的文化生活，已經呈放射狀地遠遠超越了對書籍文本的閱
讀，而發展為對世界萬象的閱讀，並由此確立了宋朝文人的閱讀世界。反過來，這一世界對宋朝書籍的意義生產及傳播，其力量之巨更是可想而知。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宋朝的學術，學人有「宋學」之稱。它不同於漢唐之學，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旨在於意義的創造，在於學術主體個性、才情、學養、識見與思想
的自由發揮與提煉。這是一個學者個性張揚、思想自由、意志獨立、品性堅定、文氣彌漫、心通宇宙的時代。在學人眾多、學派林立而又最終歸為一體的宋朝學術總
體中——在「月印萬川」式的宋朝學術原生態與學術「鏡像」中，書籍生產與書籍意義的位置蓋亦可想而知。宋朝繁榮的學術促進了宋朝書籍的生產，特別是書籍意
義的生產；反之，宋朝生產的書籍也促進了宋朝學術的繁榮景象。
六、科技進步
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指出：「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
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8］宋代在印刷術、指南針、火葯、數學、天文、醫學、葯物學、化學、建築學、造船等多方面均取得了顯著的科技成就。
宋朝的科技進步不僅表現在諸多具體的科技創造及其應用上，而且更主要地體現在知識分子對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科學研究意識上。宋朝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包括
應用科技領域的科技勞動者，甚至諸手工業生產領域中的技術工人，似乎普遍形成了一種共同的科學研究與技術應用，乃至技術商品化的共性意識、思維與精神空
間。例如偉大的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布衣畢升，就是以一個普通手工業生產技術工人的標准社會身份被沈括記錄下來的。
雕版印刷術及活字印刷術作為人類媒介技術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一種在宋朝得到了普及並形成了一種完善而成型的手工業生產技術，一種在宋朝前母技術的基礎
之上的創新發明——絕非偶然，而是宋朝科學技術全面進步的必然結晶。例如印刷術，如果沒有造紙技術、制墨技術等相關技術的配合，就將無以施展其水平。實際
上，印刷術應被理解為一種綜合技術，即包含了造紙術、制墨術以及雕刻技術等相關技術在內的一個技術體系。細析之，如制墨術則又必然涉及到化學技術及燒造技
術等。
宋朝的科技成就中，印刷術顯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美國史學家亨利·查爾斯·李亞在其《基督教中聖職人員的獨身史》一書中指出：「印刷術的發明使只
受過一丁點教育的人，都可以讀懂神聖的經典，供其求知和解說，使思想家和革新家能夠吸引讀者，把自己的思想傳播到遙遠的地區。」［9］此一意義上，宋朝正
是人類歷史上這一知識普遍得以傳播時代的開創者和實現者。
七、城市繁榮
宋朝城市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兩宋都城開封、臨安全盛時都是人口逾百萬的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蘇州、成都、鄂州、泉州等城市的人口數量超過了
40萬～50萬的水平線。洛陽、大名、江寧、潭州、福州、廣州，居民數當在10萬以上。大都市之外，宋朝還形成了大量的城鎮中心。縣以上城市總量至少在
1150個以上；人口在1萬以下的城鎮，總數大約3000個。北宋小鎮的總數肯定突破了1900個；南宋小鎮的總量，至少有1200～1300個。南宋集
市約有4000多個，北宋集市大約有5000～6000個。［10］
宋朝城市的繁榮不僅為書籍生產提供了城市空間，從而使書籍生產中心賴以形成；而且也為書籍消費提供了城市人口集合意義上的需求總量。同時，城市還為宋朝書
籍的銷售與傳播提供了空間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傳播上的中心地位。這也正是宋朝書籍生產與銷售中心主要集中於汴京、臨安、成都、眉山、建陽等城市
（鎮）的原因所在。其實，宋朝城市之繁榮所賦予書籍生產乃至文化生產的意義與價值遠非如此直觀、單純，而是更綜合、更豐富、更巨大。
八、閱讀風氣
宋朝形成了全國性的閱讀空間與閱讀風氣。茲舉幾例，以見一斑。宋太宗自言「他無所愛，但喜讀書。」［11］《太平御覽》編成後，他以「朕性喜讀書，開卷有
益，不為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勞爾。」［12］的意志和決心兌現了他的諾言。宋真宗更是親筆寫了一首勸學與讀書的千年傳
頌的詩歌《勵學篇》：［13］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這首詩成為了宋朝乃至後代多少讀書人的座右銘乃至麻醉劑。
宋朝女子讀書也很普遍。除了李清照這樣的高級女知識分子外（李清照讀書、研究的具體情況見其《〈金石錄〉後序》一文），一般女子讀書亦很常見。一隻宋代三
彩瓷枕上，所繪正是一幅宋代女子讀書的情景圖：幾抹柳蔭下，一位女子斜倚卧榻之上，正在十分恬然地捧讀一本書……這是對宋朝一般女性讀書的一幅典型的寫
照。［14］
南宋時人作詩形容學校之多與城市（鎮）的讀書狀況雲：「學校未嘗虛里巷」、「城裡人家半讀書」。［15］
宋朝形成的社會閱讀空間與閱讀風氣，表明其社會閱讀率普遍高於前代——這與宋朝書籍的生產與消費是成正比關系的。
上述八個方面以綜合的方式共同作用，從而促進了宋朝書籍生產、銷售與消費的立體式繁榮——形成了宋朝一道燦爛的文化景觀。當然，書籍生產、銷售與消費的發達，同時也生產並塑造了上述八個方面的價值與意義主體。
㈧ 【國學經典】談談科舉制度對趙宋文人與文學的意義
今人往往把科舉制度與僵化、八股、落後等聯系在一起，認為科舉制度是導致文化衰敗的主要原因。明清時期或許如此，但對於宋代而言，科舉制絕對是一個進步的制度。科舉制，推動了趙宋文人的發展，推動了宋代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
（一）宋代科舉制度完善，公正性強
唐代政治是變相的貴族政治，其得以維持的前提就是，門閥世族利用科舉制度的漏洞操縱取士從而控制了政治，堵塞了出身寒門的士子上升的渠道。公元905年發生的「白馬之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底層精英（寒門士子）和門閥世族矛盾的集中爆發；而且我們知道，黃巢也是一個落第秀才。
宋太祖深知唐、五代科舉制度之弊，所以他對科舉制的改革首先強化取士的公正性，嚴厲打擊、排斥權貴世家對取士的干擾。宋代廢除了唐代的「公薦」、「公卷」，實行「糊名（封彌）」「謄錄」制度。在考試層次上，宋太祖在州府的發解試和禮部的省試之後，又加上了殿試，其目的主要是抑制權貴子弟請托之弊：
昔者，科名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宋史·選舉一》）
若有權貴子弟登第，則還需進行復考。宋代進士登科後即釋褐入仕，不必再經過吏部的考試，這也是排除門閥世家干擾的措施。唐代的韓愈在登科後，三試於吏部都未被錄取，在京城漂泊了十年，有人等待時間更長。而宋代登科即釋褐，就是脫離平民身份，而不久就直接授官職。
（二）宋代取士人數多，文人集團壯大
宋太宗對科舉制的改革是大大提高了科舉取士的數量，使得士大夫群體成規模。宋太祖提出了重用文臣的主張，但實際上並沒能完全落實這一政策，因為他的時代還是以統一戰爭為主要任務，又因國家財力不足，尚需壓縮人力。所以取士不多。從數量上看，以進士科為例，太祖在位期間共15榜進士，取士187人，按每榜平均數計，還不如唐朝每榜取士（20人）多。
這個數字在太宗時代急劇擴大，太宗一朝共取進士1487人，平均每榜186人，最多的一次是淳化三年榜，正奏名進士達353人。宋太宗述其思路：
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宋史·選舉志一》）
宋代大規模取士之風由此開啟，終宋之世取士總量與前後各朝錄取人數相比：
兩宋共舉行了118榜常科考試，文、武兩科正奏名進士及諸科登科總人數達十多萬人，是唐、五代10，188名登科總人數的近10倍、明代24，624人的近4倍、清代26，849人的近3.8倍。
可見兩宋科舉取人之盛，這就壯大了文人集團的力量。
（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真正說的是宋代
宋代還擴大了科舉取士的對象，面向的群眾廣泛，應試者不限門第、不論財產、不問學歷，只要不是城市工商、僧道還俗之徒、不孝不悌和高祖以下犯有死罪的子弟均有資格應試。取士數量多，則宋代社會上下流動的渠道非常寬泛、暢通。凡有志之士，多數都有機會通過公平競爭進入社會上層。而宋代又特別注意程序公平，並以恩科、特賜第等手段補償科舉失敗者，消融其不滿情緒，故科舉制對維持社會穩定起到很好作用。
在宋代規范的科舉制度下，讀書做官基本上成為了獲取社會地位和資源的唯一通道。利出一孔，因此士人社會地位、聲望日隆，科舉出身成為社會最為引人注目的資質。「特賜第」代替了過去的爵位，成為皇帝表彰各方面優秀人才的手段。
科舉制的完善還使得社會精英養成了競爭和平等意識，這對宋文化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陳植鍔先生指出的：
宋學家們在青年時代即從這種關繫到個人前途與命運的科場角逐中接受了公開的挑選，從政或從教之後，又碰上大開言路，可以直抒己見，「異論相攪」，其將競爭意識和平等精神帶到學術研究之中，也便是極自然的了。
（四）宋代科舉制度的改革推動學術繁榮
宋代的學術爭鳴十分激烈，亦是宋文化繁榮的動力之一。宋學發展帶來的學術思想的變化，也推動了科舉考試形式和內容的變遷。還是以進士科為例，最初其考試內容為：
凡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貼《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宋史·選舉志一》）
帖經、墨義是諸科考試的主要內容，純屬於記誦之學，類似今天的完形填空或默寫，在宋初即已不受重視，故進士以詩、賦、論、策為特色和主要內容。太宗時期，以詩、賦、論三題為常，真宗時期加一場策，即以第一場考詩賦，第二場考論，第三場考策。但直到真宗時代，詩賦在錄取中都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因為發解試和禮部試考試採取的都是逐場淘汰制，而詩賦試是第一場。若詩賦不過關，策論就不能參加了。
宋初科舉採取這種形式，是因為當時文壇風氣仍沿襲唐五代，詩歌創作流行西昆體，文章則駢儷文為主，以文辭雕琢華麗為追求。以之酬酢應對尚可，以之發揮義理、探討經術，則不如古文體裁的策、論實用。但在古文運動興起之前，無論考官和學子都只熟悉這種詩賦體，所以雖有大臣提倡重策論，而沒有行動。
天聖三年（1025年），知貢舉劉筠因策論將葉清臣擢為當年進士第二，到天聖五年（亦是劉筠知貢舉）則正式規定，把策、論列為取士的標准，就是改變以前逐場淘汰的做法，等三場全都完成後統一閱卷錄取。
劉筠、錢惟演都是駢儷文高手，但正是劉筠以策論擢取葉清臣而拉開科舉改革的序幕，而錢惟演在洛陽支持歐陽修、尹洙、梅堯臣等人發起古文運動，說明復興古文是有識之士共同的主張。
慶歷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對科舉制又進行了一次改革。范仲淹對於辭賦、墨義早有不滿，認為：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
帖經、墨義是以漢唐註疏為標准考察學子記誦的科目，不利於人才培養。在歐陽修等人參與下，制定的政策是：進士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就，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宋史·選舉志一》）。去掉帖經、墨義，而允許士子發揮大義。
大義即是考生對經文義理的發揮，不必受漢唐註疏，這正是宋代經學研究的特色。此項改革雖因慶歷新政的失敗而擱淺，但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主持貢舉，將古文運動的精神貫徹到取士中，宋代文風終由此改變。
值得一提的是，歐陽修主持的此屆貢舉，不僅錄取了古文八大家之三——蘇軾、蘇轍、曾鞏，還錄取了理學北宋五子之二——程顥、張載，以及參與王安石變法的呂惠卿、曾布等，可謂千古之盛事。
北宋的第三次科舉改革是在王安石變法期間。這次改革，廢罷明經諸科，名額都並入進士科；取消了詩賦、帖經、墨義，保留了策論，而全體貢生都要考大義。這是北宋科舉改革的高峰，故陳植鍔先生指出：
「從宋學的立場上看，前者標志著有唐以來文章之學在科場統治的終結，後者代表了宋學對訓詁之學即漢學斗爭的勝利。」
（本文是知乎問答）
㈨ 宋朝 進士
宋代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稱進士及等；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由於擴大了錄取范圍，名額也成倍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對於屢考不第的考生，允許他們在遇到皇帝策試時，報名參加附試，叫特奏名。也可奏請皇帝開恩，賞賜出身資格，委派官吏，開後世恩科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