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移民多少到杭州

Ⅰ 中國歷史上東移南遷的歷史過程及原因

過程：長江中下游地區雖然原始農業開始時間比較早，但是在傳統社會早期的生產力背景下，自然條件不如黃河中下游地區那樣優越，所以經濟發展速度一直比較緩慢。
直到西漢中期，這里仍然是「地廣人稀」、「火耕水耨」的局面，經濟發展水平與黃河中下游地區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西晉永嘉之亂爆發後，大量的中原人民遷往長江中下游地區，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促進了這一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太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成都平原是全國最富庶的地方，長江中下游地區儼然成為一個新的經濟中心。
安史之亂是北方經濟由盛到衰的轉折點。長期的戰爭使黃河中下游地區經濟遭到嚴重壞，藩鎮割據又使這一局面進一步化。在北方長期戰亂頻仍狀態的時候，南方局勢卻一直相對比定。長江流域經濟在六朝時期已經得到初步發展，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使南方獲得了大量的勞動力和先進的生產術，南方經濟便迅速發展起來，很快趕上並且超過了北方。
經濟重心南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大約開始於安史之亂以後，到南宋時期才最
後完成。
原因：（一）自然因素(即南方具有的天然條件)
1、氣候
2、水文
3、植被
4、土壤
（二）社會因素
1、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
2、少數民族的發展
3、北方長期的戰爭破壞
4、南方相對安定的社會秩序

Ⅱ 杭州人怎麼看待河南人

杭州是個好地方，河南人尤其喜歡杭州。一份《2019-2021杭州人口各省市籍貫統計》顯示，排名第一的就是河南，而其中，尤以開封人最甚。


行走杭州街巷，不經意間就會發現，路上跑的汽車，河南牌照得特別多。

在蕭山區體育館附近，路邊一連幾家的房產中介門店，帥氣的小哥會很熱情和你聊天，他們是熟悉杭州的人，告訴我們：河南人數量占據了杭州總居住人口的15%以上，以蕭山區的比例最高。買房最多的是開封人，他們一來到這個城市，就喜歡上了這里的安靜與文明，就不想走了。

而進一步了解杭州，會發現：杭州人就是開封人的後代，說話一個腔，做菜一個味兒。


杭州人就是開封人的後代。

汴梁，宋朝至明初期，開封的稱呼。那首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直接說出了杭州與開封的關系：「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薰風吹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

北宋末年，被金兵追趕著，北宋統治集團集體南逃，離開東京汴梁，也就是今天的開封，來到杭州，建立了南宋帝國。


當時的杭州，土著人口只有7萬人左右，而遷來的移民，足足有18.9萬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所的研究顯示：移民中的76%來自河南，其中絕大多數又來自汴梁。

來到杭州後，在鄉愁的氛圍中，南宋集團按照開封的樣子建設杭州，一座北方化的城市出現在了江南。

或許很多如今的杭州年輕一族對自己的河南老家並不熟悉，不熟悉自己的中原血統，但下面的古志書中，標明了一種存在：

明代，陳全之《蓬窗目錄》寫到：杭州類汴人種族，自南渡時，至者故多汴音 。

明代，郎鍈《七修類稿》寫到：杭州城中語音好於他處，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事至今與汴音頗相似。

陳寅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杭州人老家在中原，就這么直白，就這么清晰。


杭幫菜與開封菜很多一個味兒。

對於宋代，很多人至今難以理解，一個柔弱的帝國，卻出現了最傑出的文學家 、藝術家、哲學家。一個積貧積弱的帝國，卻綿延了300多年，讓中國的古代的經濟、科技、文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對於中國喜歡旅遊的國人來說，最難以理解的，還是杭幫菜與開封菜多一個味兒。


杭幫菜，恰如江南風韻，清淡平和，重養

Ⅲ 中國古代歷史上 北方人口大量南遷的高潮是哪三次

中國古代都是農業經濟，基本上，人多就經濟就發達，所以人口的南遷也是經濟重心的南移過程。東漢末年開始，到三國時期吳國孫權開發東南夷，中間經過五胡亂華，東西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到南宋完成，至此，中國的南方經濟和人口超過北方。這個過程中，有三次人口南遷的高潮，都是因為北方的三次大的戰亂。

第一次，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永嘉之亂。
西晉內亂加上外敵入侵，時間是公元310年，西晉八王之亂是內部同族兄弟，權利爭奪的內亂，永嘉五年311年，劉淵的兒子帶兵正式攻佔洛陽滅亡了西晉政權，至此，長達16年的動亂開始了，五胡亂華，民族間的仇殺不斷，大量人口，為了躲避戰亂，從中原遷徙到長江中下游，史稱「衣冠南渡」。
中原民戶南渡淮南者超過百萬，時間持續了兩百多年，是中國古代出現第一次人口南遷高潮。

第二次，大唐唐玄宗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天寶之亂）。
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向唐朝發動，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是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造成唐代藩鎮割據。由於發起反唐者乃是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於其爆發於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中國這時出現了第二個人口南遷的高潮，史稱「四海南奔似永嘉」，之後「天下大計，仰於東南」。
河南，山東，湖北，很多地區方圓百里人煙稀少，甚至洛陽城中「城邑殘破，戶不滿白」郊外「鞠為荒榛」（《新五代史》）。

第三次，宋代靖康之難。

經過五代十國的發展，南方的水田農業已經超過了北方旱地農業。北宋末年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金軍攻陷首都汴梁，俘徽、欽二帝。
靖康二年五月，宋高宗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大多官員人心渙散，舉家南遷。之後，高宗先遷往揚州，又一路難逃，定都臨安（今杭州市）。宋朝半壁江山淪陷，民眾南遷浪潮也一浪高過一浪。 以浙江為中心的東南地區的南宋初年接納北方移民最多的遷入地。杭州地位的確立，立即吸引了大批移民蜂擁而來。與以往大遷徙相比，靖康南渡時期的移民遷入地有了較大幅度的擴展，素以「瘴濕」著稱的嶺南地區竟也成為士大夫趨之若鶩的避難重地。「高宗南渡，民從者如歸市。」史稱「靖康南渡」。

Ⅳ 北宋滅亡後，趙構定都應天府，為何之後又遷都杭州

北宋末年金國大舉入侵中原，北宋朝廷抵擋不住被滅，當時康王趙構在外得以存活，後來他在大臣擁護下在應天府稱帝，但是後來他又遷都到了杭州。那麼為什麼趙構要遷都杭州呢？趙構已經被金兵嚇破了膽，他只想安穩度過一生，不想收復河山，他不敢離金國太近，杭州水路非常方便，可以在金國攻過來的時候逃走。

北宋末年金兵攻陷了宋朝都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皇族成員幾乎都被擄走當了俘虜，趙構當時在外面，因此倖免於難。趙構非常害怕金兵，他覺得很難收復河山，他只想當皇帝安穩度過一生，杭州遠離戰場，而且非常繁華，很適合長期居住，所以他選擇了遷都杭州。

趙構遷都杭州其實是為了自己的安全考慮，沒有想過收復河山，只想安穩度日。大家對此有什麼看法，歡迎留言討論。

Ⅳ 杭州被戲稱為「豫杭」，到底和河南有什麼關系

對於杭州話，有個很直接的印象，那就是兒化音很多，比如「姑娘兒，老頭兒、瘋婆兒、小伢兒」。

無獨有偶，河南話，尤其是開封話，同樣含有大量兒化韻尾詞，以至於有人把開封話稱作是「河南味兒的北京話」。那麼，杭州話的兒化音究竟是與河南話同出一源，還是和北京話沾親帶故呢？

應該說都有關系。杭州話的發展演變中，受過河南話的影響，也受過北京話的熏陶。在歷史上，曾經有一個時期，杭州人以說河南話為榮。

於是，杭州人開始以說開封話為榮，很有些趨之若鶩的意思。葛劍雄在《人在時空之間：穿越千年時空體驗人文意境》一書中說到，「北宋南宋之際，大批河南人隨宋室南遷，由於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戶，在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舉足輕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視，還學著說河南話，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還帶北方味。」

當然，影響是相互的，原本的開封話也多多少少受到本地杭州話的影響，形成了一個既有別於杭州話，又和開封話有些差異的「杭州開封話」。

杭州話，毫無疑問屬於吳語的體系，但和大多數吳語又有所不同，南方的腔調，北方的字眼；吳語的發音，官話的用詞。

劃重點時間到。（免得被杭州人噴）

第一，我們說杭州話受到河南話的影響，說的是南宋時期的杭州話，不是現在的杭州話。那時候，不管是開封話，還是杭州話，估計我們現在都聽不懂。《七修類稿》的記載說的也是明朝時的杭州話有開封話的痕跡，對現在的杭州話有影響，但談不上一脈相傳。

第二，我們說杭州話比較官是因為南宋遷都也是不對的。事實上，現在杭州話的官腔特點是在元、明、清三代逐漸形成的，杭州話更接近明清官話，這一點對比一下宋朝的《廣韻》就知道了。

第三，如果據此說，現在的杭州人是河南人的後代，那更是大錯特錯。要知道，太平天國的時候，原先的杭州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後來的杭州人都是吳越周邊地區移民的後代，其中紹興人最多，俗話說「杭州蘿卜紹興種」就是這么來的。

杭州人一直不願意和北方人，尤其是河南人聯系在一起。據說，有一年過年，《錢江晚報》有個記者說餃子是杭州人過年的傳統食品，結果犯了眾怒，被迫道歉。

多少有些地域歧視的意思。要知道，河南人也曾經風光過，河南話也曾經大行其道，風水輪流轉而已。

在八九百年前，杭州人還以會說河南話為榮呢。只是，那時的杭州人和現在的杭州人關系不大罷了。

Ⅵ 宋朝時期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

盛時有1.26億。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有6418500戶、約達3210萬人，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戶統計范圍的戶數則該年有687萬戶、近3710萬人。

至大觀四年（1110年）全國有20882258戶、46734784口 ，經學者考證宋代戶口只統計承擔賦役的成年男丁，故認為實際人口達11275萬，並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現在靖康之亂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國有2340萬戶、12600萬人。

宋金之際因戰亂人口大量銳減，靖康之亂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約有1360萬戶，到紹興五年（1135年）南宋境內約有1086萬戶、5650萬人。

自平定民亂和紹興和議後南方人口逐步恢復，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約有1240萬戶、6450萬人；南宋中後期因「人稠地狹」人口增長緩慢。

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達到戶口峰值，官方統計有12670801戶、28320085口，學者考慮到隱戶問題認為該年應有1550萬戶、8060萬人。

靖康之難後，中國再次出現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現象。這次南遷有兩波，第一個高潮是從「靖康之難」到《紹興和議》，第二個高峰則是在金主完顏亮南侵期間，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

若以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與崇寧元年（1102年）比較，兩浙路戶口增加26萬戶、江南西路增加42萬戶、福建路增加33萬戶、潼川府路增加24萬戶，夔州府路增加14萬戶，宋金之際大約有五百萬北方移民遷入南方各地。

(6)北宋末年移民多少到杭州擴展閱讀：

宋初年僅有戶650萬左右。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元豐（1078年—1085年）年間，全國有戶1，600萬。

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崇寧元年（1102年）全國有戶2，000萬（實際各路相加為1，730萬）。

而根據今人研究，認為宋大觀三年戶數達2，088萬，人口約11，275萬。女真南侵後，中國再次出現了北方人口大量南徙的現象。

這次南遷有兩波。第一個高潮是從「靖康之難」到《紹興和議》；第二個高峰則是在金主亮南侵期間。

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據估計，南宋在人口峰值階段，全國人口達到8，500萬。若以紹興卅二年（1162年）與崇寧元年比較，兩浙路戶口增加26萬戶、江南西路增加42萬戶、福建路增加33萬戶、潼川府路增加24萬戶，夔州府路增加14萬戶。

宋朝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萬戶以上的城市有50個，其中臨安人口過120萬，開封人口過10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城市。

在人口分布上。北方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豐期間有戶23萬，崇寧時有26萬。而永興軍路則有戶100萬。以長安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戶23萬。

這兩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宋朝對西夏的抗戰中這些地方處於前線有關。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兩浙、江南東西、福建四路。這四路人口達到571萬，佔南方人口的一半。

其中兩浙路最多，達到197萬。江南西路戶口則有166萬、江南東路則有101萬。福建路有106萬。淮南東西路共計達到130萬。

川峽四路總計有200萬戶、荊湖南北路總計有140—150萬戶，廣南東西路僅80餘萬戶，京西南路有40萬戶。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宋朝

Ⅶ 南宋與北宋是不是北方人移民到了南方不要復制黨

長江流域的原住民是越人吧，我們老師說泰國人原來是長江流域遷過去的。其實華夏民族不斷向東向南發展，新擴張地區的原住民要麼同化了，要麼被趕到別的地方去了。南宋的移民是中國歷史上三次大移民之一吧。永嘉南渡、安史之亂、宋室南遷，大量的北方移民遷入南方，遷到南方的漢人與南方的少數民族不斷融合，留在北方的漢人也逐漸與北方的少數民族融合，整個漢族的歷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歷史吧。
至於你要問南宋與北宋的區別，靖康之亂北宋徽宗欽宗被金人擄走，北方大片領土喪失。高宗趙構在應天府稱帝，後以臨安為行在，建立南宋。南宋國界大抵以淮河，大散關為界，原來北宋的北方國土喪失殆盡。

Ⅷ 中國歷史上四次人口大遷移

關於中國古代移民
（一）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黃河故道中、下游地區是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也是古代中國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漢之際，此地區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大體保持在80%左右。 西漢末年長達數十年的社會動亂，致"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黃河流域人口受到嚴重損失。 東漢末年至三國末年前後九十年間，中原地區戰亂頻多，此地區人民紛紛向相對安定的南方逃亡，使"中原戶口，十不存一"。 黃河流域及附近地區出現"名都空而不居，百城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結果黃河流域人口比重由80%下降至60%，直至唐中葉的"安史之亂"前，全國人口分布，大致穩定在這一局面。

（二） 發生在天寶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亂"，第二次造成了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 "安史之亂"後，中原地區"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官方人口統計只剩約1700萬人，總數不到此一歷史事件發生前的三分之一。 這次戰亂雖僅持續七年(755-763年)，但中原地區人民南遷並沒有因戰亂的結束而終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國時，南遷的中原人民仍相望於道。經過"安史之亂"後中原人民的南遷，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現均衡的狀況。

（三）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再次導致中原人民南遷，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可與歷史上的"永嘉之亂"、"安史之亂"相伯仲，其結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過北方，最終完成了中國人口、經濟、文化重心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移，從此中國社會便進入南盛北衰的階段。 此後中原人民南遷並未停止。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幾次社會大動亂，又 一次次導致中原地區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尤其是蒙古人、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初，迫使中原人民紛紛南逃避難，而先期遷徙到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中原移民則部分流往嶺南。

（四） 贛南客家人因迫於清廷頒布"遷海令"而返遷其祖居地陝南。清統治者頒布"遷海令"的目的，是企圖通過對東南沿海地區居民強制遷移，隔絕收復台灣的鄭成功的反清武裝與內地反清勢力的聯系，防鄭再次北伐。 按"遷海令"的規定，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各省，劃地為界，令居民限時遷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猶以為近也，再縮二十里，猶以為近也，又再縮十里，凡三遷而界始定。" 廣東最早實行遷界和受害最重的是粵東客家人聚居地，"墜縣衛城廓以數十計"，"盡燔廬舍，民間積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縱火焚之。乃著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遷海令"實施前後持續約二十年之久。它的施行給包括客家人在內的沿海地區的居民帶來慘重的災難，遷民顛沛流離十不存八九，漁舟、商船禁止出海，致眾多的商港、漁村變為廢墟，阡陌良田也成灌莽荒丘。在此情形下，客家人冒險遠走南洋，北返西北其祖地，是理所當然的。

同人口本身的發展一樣，中國人口遷移的歷史雖然悠久，但其演變過程也不是直線漸進的，而是表現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當社會比較安定時，其規模就小，也比較平穩；當社會因天災人禍出現動亂時，其規模就會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幾乎同動亂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遷移的規模與各個朝代採取的政策也有關系。受以上因素影響，在中國人口遷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幾次高潮：

（1）秦代和西漢 秦是一個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統一中國後出於政治和經濟上的需要，組織了一系列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國的人口遷移史上，是屬於先驅性的，對以後歷代的移民政策影響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內容主要分兩類。第一類是「實關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目的在於加強統治，把關中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政治中心。第二類是戍邊和開發新區，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雲中，南戍五嶺，人數均達數十萬人，對長城沿線和華南的開發起了重要作用。

「漢承秦制」，繼續奉行「實關中」和移民戍邊的政策，尤其是對河套地區、河西走廊、青海東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規模屯墾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

（2）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 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社會大動亂時期。軍閥混戰，生靈塗炭，促成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三國鼎立的形勢確立以前，即各地軍閥大混戰時期，移民均為逃避戰亂的流民，他們由戰亂最烈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遷出，大部分向南遷至長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學者、士大夫後來均為吳、蜀二國羅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諸葛亮、周瑜、魯肅、張昭等，原籍臨淮（今安徽定遠）的魯肅曾號召部屬：「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千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是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則向北遷至長城沿線甚至遼東，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寧。

三國鼎立時期，為壯大己方實力，三方均努力招撫流民，發展屯墾，並盡量從境外招收、劫擄人口，包括少數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烏桓人遷至內地，孫吳派兵至台灣，「得夷州數千人還」。

經過前後近90年的人口大遷移，中國長江流域和長城一線人口增加，並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少數民族的遷入，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但在當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民族矛盾，為隨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更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社會動亂埋下了伏筆。

（3）兩晉南北朝時期 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分裂、大糜爛、大破壞的時期，遷入北方的各少數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長達一兩個世紀的動亂中，黃河流城慘遭蹂躪，從而促發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僅據官方統計，公元313～450年之間北方南渡的人口即達90萬人，佔北方原有戶口的1/7。事實上這一統計由於流離混亂之際，戶口多有隱匿流失而大大縮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並兼，或客寓流離，民籍不立。」「時百姓遭難，流離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這說明移民的實際規模當遠在上述官方統計之上。期內移民的分布仍以長江流域為主，更南的福建兩廣移民也不少，據記載：「晉永嘉二年，中州版盪，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為中國經濟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歷史性轉移奠定了基礎。

（4）「安史之亂」隋、唐兩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遷移上的作為卻遠不如秦、漢，原因在於人民在此之前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動亂，飽嘗流離之苦，安土重遷，從心理上對人口遷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漢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墾戍邊，大多未能終善其事，往往利未見而害先行，教訓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組織的人口遷移甚少。直至震憾全國的「安史之亂」爆發，黃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觸發了又一次人口南遷的大潮。據史書記載：「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吳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這次人口南遷大潮的餘波，一直持續到唐末和五代十國時期，至此，中國南方的人口規模第一次達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難」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規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難」以及其後長達100餘年的宋、金對峙，使中國又遭到一場巨大的社會動亂，由此產生的人口遷移，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均堪與「永嘉喪亂」和「安史之亂」相伯仲，其性質和形式也相似。據記載，「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連南方一些偏僻山區，也接納了不少移民，如廣西容縣「介桂廣間，渡江以來，避地留家者眾。」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對南方的社會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南宋的許多文臣武將亦多來自北方，岳飛、韓世忠、張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棄疾等。

（6）元末明初 中國廣大的中原地區在從「靖康之難」到元末的兩個多世紀中屢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與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鮮明對照。這種極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產生了對人口遷移的現實需求，再加上開疆衛邊的需要，使明初出現了人口遷移的一個高潮，但其性質與前幾次因動亂產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後不久即著手組織人口遷移，如「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農民於雲南湖廣，等等。故史籍稱「太祖時徙民最多。」明初為了鞏固邊防，在長城一線設立了稱為「九邊」的9個鎮，在國內其它戰略要地，也設立了許多駐兵設防的衛，僅洪武朝三十一年設衛即達136處。為解決邊防軍的糧餉問題，明初組織了大規模的移民屯墾戍邊，「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興屯矣。」前往雲南屯田的移民多達四五十萬，規模浩大，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收到較好的效果。

（7）清代對台灣的移民 台灣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國版圖。17世紀初被荷蘭殖民者侵佔後不久，鄭成功即率兵一舉收復。此後鄭成功組織了對台灣的大移民，不長時間內移民數即達20萬人，在全島總人口中佔了大部分。清朝統一台灣後，對移民問題採取了曖昧的態度，即不準移民攜帶家眷，使之難以在台灣生根，目的乃在於防止台灣人口日增，羽毛豐滿後重蹈鄭成功在台灣抗清的「覆轍」。直至清代中葉，因大陸人口壓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動，從而引起對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灣漢民已逾200萬人，比一個半世紀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後期，朝廷鑒於國際形勢之險惡，對台灣的戰略意義有所認識，不僅完全解除了對移民的限制，還在廈門、汕頭、香港等地設立「招墾局」，以提供資助和優惠來促進對台灣的移民，為日後的發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礎。

（8）清末和民國時期對東北的移民 在歷史上中國的東北地區（含內蒙古東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滿人傾族入關後人口更加稀少。滿清統治者視東北為「祖宗肇跡興王之所」，為保護「參山珠河之利」，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並在遼寧境內築起「柳條邊」，嚴禁居民越界墾殖。同時又把東北作為流放犯人的場所，這些所謂「流人」，對東北的開發起了重要作用。加上違禁前來的農民，全區總人口至清代中葉仍有明顯增長。進入19世紀，黃河下游廣大地區連年遭災，成千上萬的破產農民不顧禁令，源源流入東北，至1840年全區總人口已突破300萬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這時全國人口已達4億人，人口壓力使社會矛盾日趨激化，而在國際上，列強步步進逼，尤其是沙皇俄國對東北一直虎視耽耽。在此形勢下，滿清朝廷遂於1860年在東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如此既減輕了關內人口壓力，為朝廷開了一項財源，又充實了邊防。此外，對移民還「酌量給以工本」。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一股「闖關東」的狂潮，到1910年東北總人口已增至1800萬人以上，比1840年增長近5倍。

民國建立後，「闖關東」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斷，「九一八」以前估計年均移入約25～30萬人，大部分來自山東、河北兩省，此後移入人數仍很可觀。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區總人口巳近400萬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縱觀中國整個人口遷移史，清末民初對東北的移民，強度最大，效果最佳，無論對中國人口地理還是經濟地理，均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Ⅸ 歷史上大遷徙都有哪些

歷史上一共有6次人口遷移。

1、「永嘉喪亂」時期

發生在西晉永嘉年間，腐朽的統治者對各族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從而使黃河流域廣大人民流離失所，被迫大規模遷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蘇、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9)北宋末年移民多少到杭州擴展閱讀

新中國時期遷移原因

這一時期的人口遷移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安置失業人員和閑散勞動力的人口遷移；

2、支援新開發工業基地建設的人口遷移；

3、移民墾荒支援邊疆建設農林牧業新基地的人口遷移；

4、高等學校搬遷、招生和分配的人口遷移；

5、新修水利和水庫庫區移民而引起的人口遷移；

6、壓縮城市人口規模而引起的人口遷移；

7、少量的自發遷移。

Ⅹ 中國古代有幾次大規模的移民,分別是從哪裡到哪裡時間又是什麼時候簡單點.謝謝.

你好，我想你問的實際上是民族融合問題吧：
一）華夏—漢民族的形成與先秦時期的民族融合中華民族的孕育時代，也就是歷史上第一次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時代。據傳說和考古發掘，炎黃時代至堯、舜、禹時期，黃河中游的炎、黃兩大部落，不斷地碰撞融合，結成聯盟向東推進，戰勝了以泰山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團，建立起號令黃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聯盟，並擊敗江漢流域的苗蠻集團，成為可追溯的中國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們說，黃河中下游是華夏文明的搖籃和發祥地，是華夏族肇興的腹地。

華夏族是漢民族的前身。「華夏」一詞常被用以區別中原地區的民族與其周邊的民族（即蠻夷戎狄），然而，華夏族實際上也並非全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雛形之後，就像滔滔東注的長江，涵化萬水，匯合百川，最後形成一個龐大的民族集團。大體在周代，在這個族體中，既有涵蓋了共同尊奉黃帝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華人」，又有華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民族融合進一步發展。當時，中原地區「華夷」逐漸走向一體，內遷異族已被華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齊、魯吞並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統一諸蠻，邊疆地區民族融合、兼並的速度也在加快。而華夏諸侯經過激烈的兼並、分化、吸收、統一，到戰國時期只剩下齊、燕、韓、趙、魏等幾個大國和在它們夾縫中的幾個小國了。即使是原來被稱為「蠻夷」的秦、楚已同被稱為「諸夏」或「中國」，與周邊各族出現了進一步融合的趨勢。地區性的局部統一，為華夏一統奠定了基礎，也為以華夏族為核心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舞台。

總之，這一時期，中原大地及其周邊各族，不斷地凝聚、兼並、擴張，融合成一個新的民族——華夏族。華夏族自誕生之日起，又以遷徙、聚合、民族戰爭等諸多方式，頻頻與周邊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斷吸收新鮮血液，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地融入眾多非華夏族的氏族和部落。這樣，以華夏族為核心，在中國的腹心地區進行的民族融合，是為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點。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自東漢末年，由於政治的日益腐敗，統一的多民族大帝國分崩離析。之後，歷三國和西晉的短暫統一，又出現了東晉十六國並立和南北朝對峙的局面。在這政權分裂、戰亂頻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國社會處於一個巨大動盪的旋渦之中。與此同時，由於民族大遷徙和民族大雜居，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這一時期，與漢族及其前身華夏族有著密切聯系的各族，他們出現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後，驟然間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過程，紛紛離散聚合。建立過政權的許多民族都紛紛與漢族融合。不論南方還是北方，民族之間雙向或多向的遷徙、對流，是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特點。即一部分漢族往周邊去，周邊的少數民族往內地來。

在北方，史稱「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紛至沓來，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政權。這些民族政權，一般不管哪個民族居統治地位，大都與漢族世族階級相聯合；同時，在政權的組合上又往往採取多種形式的聯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紛紛建立政權，一個最為直接的後果是：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胡漢雜居的局面，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決條件。這些民族在與漢族的長期雜居相處與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系。漸漸地，他們與漢族在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逐漸縮小，與漢族逐漸融為一體。如至北魏後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數民族已不見於史乘，柔然、吐谷渾、敕勒等也與漢族逐漸融合。到隋朝統一黃河流域，從北方遷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被漢族融合了，連鮮卑族也最終完成了漢化。當然，在這一時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須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權後，為了鞏固統治，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他順應民族融合的發展趨勢，模仿漢政權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實行了三長制、均田制，改胡姓為漢姓，改胡服為漢服，提倡胡漢聯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經濟逐漸恢復和發展，有利於少數民族由游牧生活向農耕生活的轉化，對民族融合產生了有力的促進作用。遷都洛陽，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這大大加速了胡漢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漢以來，就有不少華夏或漢族大批進入蠻族區、西南夷及嶺南地區。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為了逃避戰亂和苛重的稅役，或遷往河西隴右，或隨晉室南遷而偏居江左，甚至在傳統的蠻、俚、僚、爨等族聚居區，也能看到他們的蹤跡。與此同時，豫州蠻、荊、雍州蠻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調內地，成為南朝的編戶齊民。通過這種雙向的、對流式的遷徙雜居，以及不間斷的武力征伐、聯姻結盟和左郡左縣的設置等多種渠道，南方地區漢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漢化現象也日漸普遍。

（三）遼宋夏金元時期自五代十國以後，歷史又進入一個大分裂、大混亂之後的大統一的遼宋夏金元時期。這一時期民族融合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權統治區域內進行，亦即主要在邊疆進行。二是在北宋——遼——西夏、南宋——金——西夏對峙、紛爭、沖突與逐步走向統一的過程中，由於民族大遷徙而再次改變民族分別格局，從而促進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為元的空前統一奠定了基礎。

在宋的北部，遼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進了這一地區的民族融合。

建立遼的契丹源於鮮卑。它是在東滅渤海，頻繁征伐回鶻、新羅、吐蕃、黨項、室韋、沙陀、烏古等民族和不斷向南擴張而逐漸發展起來的。隨著向南發展，遼治下的漢人日益增多，在與中原的沖突和交融之中，縮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後結果是形成了以漢文化為核心又帶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的遼文化。

西夏為黨項族所建，而黨項族又是以黨項羌為主體，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區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發展曾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民族融合過程。西夏建國後，勢力迅速擴大，相繼與北宋、遼、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時轄今寧夏、陝北、甘肅西部和內蒙古的一部分，為我國西北部的開發、統一與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貢獻。

源於黑水靺鞨，崛起於東北的女真，滅遼亡宋建立了金。金滅遼，承繼了遼文化，直接與漢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過程中，金把大批俘獲的漢人遷往東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遷出故地，散居契丹、漢人地區。這種民族間的遷徙、雜處，促進了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統治下的青藏高原諸部族，大理國統治下的烏蠻、白蠻等民族，南僚蠻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彼此間的融合以及與宋的交融。

這一時期，各大政治實體之間，在沖突與紛爭的同時，還通過遣使、朝貢、互市、聯姻等方式進行頻繁交往，進行更為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其結果不僅有大量的少數民族融於漢族，還有不少的漢族融合於少數民族。具體如契丹人在南宋時大批進入中原，至元代中葉已被元朝政府視同於漢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所列漢人8種就有契丹人，元代後期「契丹」之名便逐漸消失了。女真人的內遷從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內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女真人總數的一半。他們與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改用漢姓，提倡儒學，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漸喪失。元代統治者將女真人、漢人、契丹人同列為第三等級，政治待遇相同，這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與漢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漢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區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漢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清代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的一個重要時期。較之前代，這時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瀾壯闊，高潮迭起，並且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實現了滿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之間大融合。早在清軍入關，滿漢之間已經有了接觸。清軍入關後，隨之滿族大批遷入關內，客觀上打破了滿漢之間的地域界線，形成了交錯雜居的局面。同時，為了鞏固統治，滿清統治者還主動尋求與漢族地主階級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上層的聯合。這樣，在多民族長期的雜居相處中，滿族因融入漢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漸壯大。同時，也有部分成員分離出去，融入其他民族。這種血緣的交流，既有利於滿漢之間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間的關系。

其次，邊疆地區各民族的融合較前代有所加強。清初，今天我國境內的55個少數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們主要分別在邊疆地區，呈大雜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狀態。清朝定鼎北京後，先後平定了准噶爾部的分裂活動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亂，冊封了西藏宗教首領和派駐藏大臣，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控制與管理。這在客觀上，既加強了邊疆與內地的聯系，又有利於邊疆各民族間的融合。如清代在對北部邊疆的經營與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的赫哲、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族遷入東北腹地。接著，又經過多年的征戰，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區，推行「盟旗制度」，以統治歸附的蒙古各部。同時，內地漢族人民因戰亂、災荒、飢饉等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邊疆，與他族雜居。這種不同民族成分之間的輾轉流動與交錯雜居，在北方廣闊的地區，掀起了以漢、滿、蒙古的融合為核心，維吾爾、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族也紛紛捲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統治和抗擊列強入侵中，增強了彼此間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滿族貴族在入關之初，曾推行過圈地、投充、剃發等一系列擾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權、平定「三藩」戰爭中，八旗軍也曾擾害漢民。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階級對立和各族反抗，客觀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統治中加強了聯系。清後期，統治日益腐朽，列強紛紛染指中國，狼煙四起，邊患頻仍，民族危機加深。在內憂外患交相逼迫的情況下，在患難與共的斗爭中，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與聯合，加強了各民族的凝聚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