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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為什麼住在天津

發布時間: 2022-06-24 21:47:42

『壹』 梁啟超為什麼要再天津建飲冰室

梁啟超故居飲冰室
飲冰一詞的由來:「飲冰」一詞源於《莊子‧人世間》:「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內心之憂慮。當年,梁啟超受光緒皇帝之命,變法維新,臨危受命,面對國家內憂外患的交煎,梁啟超內心之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內熱」?唯有「飲冰」方能得解。所以,他正是借「飲冰」一詞,來表達自己內心之憂慮焦灼呀。
。作為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天津有很多值得一書的風貌建築和名人故居,其中梁啟超的「飲冰室」應該算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處。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歲月里,飲冰室歷經波折竟奇跡般完整地保留下來,這或許就是梁啟超和「飲冰室」與天津這座城市的一種緣分。
1912年11月16日,流亡日本的梁啟超終於回到自己的祖國,抵達天津。天津方面的熱情出乎他的意料,直隸都督馮國璋聽說梁啟超抵達天津,馬上派人遠迎。梁啟超後來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赴共和、民主兩黨歡迎宴會及演說會,又地方官紛紛請宴,應酬極苦……無一刻斷賓客。」

城市的魅力在於文化,城市文化是歷史文化的積淀,風貌建築則是城市文化最好的載體。一座城市的特色,常常能夠恰如其分地體現於建築之上。天津的風貌建築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旅遊價值,也是城市歷史演變和文化積淀的縮影。

建築是近代天津留給我們的一筆寶貴財富。

在海河兩岸,有很多別致的建築——從商店洋行到名流公館,似乎百年前天津的「時髦」就是在這里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私人空間。或許正因為此,梁啟超在天津創設了他的「飲冰室」; 達官貴人們住在天津可以遠離勾心鬥角的官場,圖個清靜;商人買辦則看中了這里卧虎藏龍,是做生意的風水寶地;書生政客則隱忍於此,等待咸魚翻身的機會。正因為有了這些腳本,建築變得不再像看上去那麼冷冰冰,人們也饒有興致地開始挖掘建築背後的故事。或許以「名人故居」及「小洋樓」二篇來總結天津的建築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們希望令讀者以管窺豹,重新喚起人們對於天津老建築的興趣。
1914年,梁啟超在意租界西馬路(今民族路)購買了周氏一塊空地,計3.895畝,准備修建寓所和書齋。有趣的是,在設計圖紙出來後,意工部局工程處的審核非常嚴格,其標准在今天看來依然有值得借鑒的意義:新建樓房有個性,不可雷同;與周圍景觀諧調;兼顧藝術性和實用性。

「飲冰室」書齋於1924年建成,為磚木結構帶地下室的二層樓房,由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毆設計,樓的正面有三連拱門洞,兩側為石台階,當中一個蓄水池。整幢樓線條流暢,典雅浪漫,一樓設有大廳、書房、資料室、會客廳,二樓為居室、客房、餐廳等,梁啟超晚年的政治活動和寫作就是在這里進行的。這所樓與之前建成的梁啟超寓所的設計大相徑庭,雖同為意式建築,但折中主義風格明顯,設計也富有個性,這與當時歐洲的流行設計風格有關。

這座書齋的建立,意味著梁啟超曾經的虛擬「飲冰室」文化符號終於有了實體的依託。自1919年至1929年,晚年的梁啟超告別了官場,遠離了政治,除了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講學和開展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動外,大部分時間在天津的飲冰室著書立說,潛心思考中國社會的走向,探討中外文化的融合。和此前以引進西方文化為主的思路不同,他在此一時期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的主張。梁啟超在天津居住多年,「待客謙恭熱情,每逢寒暑假『飲冰室』又變成補習學館,有很多清華、南開的學生到這兒尋求知識」。

『貳』 梁啟超的簡介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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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學者,是維新變法的主要領導人,提倡伸民權,設議院。他學訓淵博,著述豐富。《飲冰室合集》是目前比較詳備的梁啟超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在現在中國大陸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號和46號的兩幢義大利建築風格小洋樓,正是梁啟超的故居和飲冰室書齋。他不僅曾在這里著書立說,而且曾和蔡鍔在此策劃了討伐袁世凱的護國運動,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飲冰室合集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梁啟超

『叄』 梁啟超在天津干什麼了

梁啟超十分賞識自己的學生蔡鍔。在飲冰室書齋里,一直懸掛著身著北洋政府時代軍禮服、神態端莊的蔡鍔將軍的巨幅畫像。

作為博古通今的大學問家,梁啟超在金融方面也有廣博的知識,而他所棲息的天津,自清末以來即是中國的造幣中心,這便成就了歷史風雲際會的又一個機緣。1914年2月,北洋政府在津設立幣制局,任命梁啟超為總裁。梁氏上任後對造幣廠因幾經變遷資料散失的狀況極為關注,立即命時任造幣總廠廠長的吳鼎昌著手編寫造幣廠史,並精心審定,親筆提寫書名。這部11章約5萬余字的造幣廠史,成為中國金融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同年12月,梁啟超因幣制改革主張難以實現而辭職。

1921年9月,受南開大學邀請,梁啟超開始在南開講授《中國文化史》。當時就讀於南開的開國總理周恩來曾親筆錄寫《梁任公先生演說詞》洋洋四千餘言。周恩來在文章中描寫當時見到的梁任公「氣度雍容,言若金石」,對梁氏所講「青年今日之責任,其重大百倍於他人」等振聾發聵之語感觸深刻,銘記於心。

梁啟超對南開教育救國的思想和實踐抱有極大希望,曾有意親自主持南開文科,並在南開創設「東方文化研究院」,雖因故未能如願,此拳拳之心、耿耿之志,已為南開深深銘記。2000年,南開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立,梁啟超先生的宏願得以實現。

梁啟超寓居津門的14年,也是他傾心致力於學術研究、著述頗豐的一段時光。在飲冰室書齋,他完成了包括討袁檄文即《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老子哲學》、〈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60多篇學術論著;這長達148卷、凡1400萬言的〈飲冰室合集〉是梁啟超留給中華民族蔚然壯觀的文化瑰寶。

在天津,梁啟超與學界名流交往極多,梁氏宅邸名人高士雲集,又形成了一道清新雅意的獨特風景。他與《天演論》的譯著者嚴復切磋學問,過從甚密;他盛贊嚴修創建南開之舉,並與張伯苓、張彭春兄弟成為摯友,對南開學校傾心襄助;他還曾在飲冰室書齋里與當時尚在青年、屬後起之秀的學者梁漱溟、徐志摩等結下師生之誼。

天津的梁氏舊居和飲冰室,還記錄下了梁啟超家學深厚、傳承有方的佳話。梁氏九個子女皆學有所成,其中更有三位成為聲名卓著的中科院院士——他們是:著有《中國建築史》、主持設計新中國國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中國科學院首屆院士、建築學家、梁氏長子梁思成,考古學、人類學專家、梁氏三子梁思永和1924年出生在天津飲冰室故居的火箭製造、宇航科學專家、梁氏五子梁思禮。

佔地2500平方米的梁啟超紀念館,規整儉朴,氣勢雍容。陳列在各展室中的百餘件傢具,是按照當年原貌,「原汁原味」仿製、擺放的。「梁啟超與近代中國」展覽,真實地展示了梁啟超熱愛祖國、勤奮治學的一生。這里已經成為中國北方唯一的梁啟超生平資料中心和學術思想研究中心。

梁啟超生前曾說,自己乃中國「不可少之一人」,「數年之後,無論中國亡與不亡,舉國行當思我耳。」

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將永遠銘記梁啟超!

『肆』 梁啟超為什麼逃到天津

當時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成了朝廷欽犯,於是乘火車逃往天津。天津是港口城市,也是通商口岸,有外國勢力,進退自如。

但就在天津火車站,被他在天津的朋友認了出來,認出來不要緊,這位朋友卻偷偷向當時的直隸總督榮祿告了密。梁啟超初到天津卻來不及欣賞美景,便坐帆船逃向了塘沽,而此時榮祿派出的追捕隊已經追了上來。

在眼看就要追上的千鈞一發之時,追捕的船卻調頭駛向別處,梁啟超這才躲過一劫。傳說負責帶隊追捕梁啟超的是王修植,這個人傾向維新運動,在變法期間曾與梁啟超有一定交往,因此也不排除他當時有意放走梁啟超的可能性。

而後梁啟超乘坐停泊在塘沽的日本軍艦被迫開始了留學之旅,

『伍』 有人去過天津的梁啟超舊居嗎環境怎麼樣

自古以來,天津既是溝通南北的漕運樞紐,也是拱衛京師的重要門戶和連通世界的海運港口。近代以來,天津成為李鴻章興辦洋務運動和袁世凱發展北洋勢力的主要基地。特定的歷史因素,使天津匯聚了英、法、意、德、日、西班牙等獨具各國風貌的建築,被譽為“萬國建築博覽會”。


此外,嚴復、嚴修、張伯苓、梁漱溟等人也曾到飲冰室拜訪過梁啟超。梁啟超的得意門生蔡鍔,以治病就醫之名多次來到天津,在飲冰室與老師商討反袁大計。他們秘密商定:一邊由梁啟超推動輿論,聲討袁世凱的逆行,另一邊由蔡鍔發動護國戰爭,擊碎袁氏的復辟美夢。

『陸』 張伯苓,梁啟超,蔡元培,都和天津南開大學有什麼關系

梁啟超與南開大學

對於每一位稍知近現代史事者來說,梁啟超都是一個耳熟能詳的
名字。這位曾活躍於中國政壇、學界30餘年的一代風雲人物,與近代
中國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開中國風氣之先,文化革新,論功不在
孫黃後」。他晚年摒棄政務,專心向學,著作等身,建樹甚豐,被稱
為「新思想界之陳涉」,而其與南開大學的一段舊日淵源,也頗值得
稱道。
南開大學成立伊始的20年代,是中國學術界日漸活躍和繁榮的時
期。諸說層出,觀點紛呈,被大多學者目為又一度「百家爭鳴」。尤
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西方文明暴露了危機,引發國人的懷疑和動搖,
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論調佔有了一定地位,出現了國學研究的熱潮。
梁啟超便是其中代表之一。他在戰後游歷歐洲,著《歐游心影錄》,
認定中國國學在將來世界上占重要的位置,並說西歐文明還需中國文
化去調劑,亟力勸學者去整理國故,引起學界很大反響。他還堅持教
育救國論,放棄上層的政治活動,全力從事於「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
教育事業」,因而便和同樣致力振興民族教育的南開校長張伯苓同聲
共氣,相應相求。

1921年9月,成立僅三年的私立南開大學邀請梁啟超參加大學部的
開學式。梁先生欣然前往,並在會上發表演說,盛贊年輕而充滿希望
的南開:「……我們要希望大學能辦得歐美那樣好,能發揚中國固有
的學術,不能不屬望於私立的南開大學了。南開師生有負這種責任的
義務,如是南開大學不獨為中國未來私立大學之母,亦將為中國全國
大學之母。」梁啟超鼓勵南開學子:「我盼望諸君不要怕難,奮興起
來,一面發揚我國祖宗傳下來的學業,一面輸入歐西文化,這樣責任
不能不望之於中國私立的南開大學了。」

其後,南開大學遂聘請梁啟超在校舉辦中國文化史講座,講演的
題目為《中國歷史研究法》,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時至六時舉行,
後來每周又增加二個小時。學校對梁啟超先生的講座非常重視,規定
此科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梁啟超本就文采飛揚,口才又極佳,每
次連續講演兩小時之久,毫無倦容,誠可謂誨人不倦;他的講演受到
南開師生的熱烈歡迎,聽講者達數百人之多,幾乎傾校而動,而且還
有不少天津其他各校教員學生前來旁聽。梁先生授課認真,凡因事誤
課必定補講;並進行正規的考試,考卷第一次便收到121份,已佔全校
學生半數。講座結束後,梁啟超還同歷史班全體學員合影留念,師生
關系甚是融洽。

梁啟超的講義是其所擬中國文化史綱中的第一篇,後經整理,便
以同名著作出版,風行一時,成為其自視得意之作之一,備受學界所
推重,而梁先生之講座對南開大學歷史學科發展的推動之功,自可想
見。

梁啟超對南開的感情是深厚的,爾後他曾多次來校講學。1922年
2月,在即將赴清華學校講演前夕,梁先生又親臨南開大學新學期開學
式作演說,對於「青年元氣之培養」等問題,再三注意,開導周詳。
他指出,從學校到社會是人生最危險時代,青年人對婚姻、職業諸方
面尤其需要謹慎;從而鼓勵南開學子「從物質、精神上加增培養元氣
的資料」,「尋出一種高尚的嗜好、自己的人生觀,」養浩然正氣,
以與惡社會中的壞性質、壞習慣作斗爭。1923年7月,梁啟超應聘主講
南開大學暑期學校。1924年春又講學南開,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
之總成績》一文。他不僅自己親自來校作學術指導,還曾邀請國外名
學者羅素、杜里舒、泰戈爾等以及國內學界名流張君勱、梁漱溟、蔣
方震、張東蓀等來南開講學。這對於南開學術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南開在嚴范孫、張伯苓諸先生篳路藍縷的努力創建下,由小學而
中學而大學,知名於國內外,這引起梁啟超的高度重視和贊揚。他曾
多次以南開為範例闡述對教育的意見,特別是在承辦中國公學時,常
常引南開為先導;而且他對於南開的建設、發展也多所屬意,盡心擘
畫。早在1921年,他親撰《為南開大學勸捐啟》,指出「大學教育之
設施及擴充,為我國目前最急切之要求」,而普及大學教育,則不可
不以私立為官立之助;私立大學有諸多優點,「在我國教育史上,若
宋之鹿洞、明之東林,其性質皆為私立大學,而一朝文化系焉。方今
網路更新,茲事需要,益如飢渴。而十年以來,完善之組織尚未有聞,
斯亦士大夫之羞矣。南開大學者,其基礎建設於中學之上。南開中學
之成立有十七年,……學課之完實,校風之粹美,既已為海內外所同
認。三年以前,主校事者鑒於時勢要求,深感進設大學之必要。藉各
方面有力之贊助,幸而獲成,分置理商文礦四科,歷級已屆三年,注
弟子籍者將及四百,規模粲然具矣。……某某等為公為私,皆深感南
開為我教育界一元氣。」他吁請「凡屬愛群自愛者對於茲校宜同負愛
護扶助之責,願竭綿薄以贊厥成,」對南開關懷切切。梁啟超還一度
向張伯苓校長表示,「若將文科全部交我,我當負責任,」並舉薦張
君勱為主任,蔣方震、張東蓀、林宰平、梁漱溟等各任一門,預言
「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萬丈」,「南開文科辦三年後,
令全國學校文史兩門教授皆仰本科供給」。

1922年底至翌年,梁啟超閉門謝客,養病於天津,遂又有在南開
創辦東方文化學院的設想。《南開周刊》第54期(1922年12月30日)
刊發題為《東方文化研究成立之先聲》的消息,說:「自梁任公先生
與學校方面共議在本校大學部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後,一般有志東方
學術研究者,莫不引頸高呼,期此世界獨一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學校
方面半年來亦積極與任公先生籌劃一切,如募經常費,敦請當代大學
者張君勱、蔣百里諸先生來院講學等,不遺餘力。近復聞任公先生已
訂於本月十五日由南京來津,專與學校計議此事。吾人甚望此番計議
早見施行,裨東方文化得大放異彩於環球也。」後梁啟超即起草《為
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一文,倡儀「設一講學機關,名曰
文化學院。」並擬定:「院舍在天津南開大學新校址中。一切學課與
南開保相當之聯絡關系。」後來雖因資金等諸多緣故,此舉遂擱置而
未成,但梁先生的倡引之功及其對南開的鍾情,卻是足令我們常引以
為念的。

1925年後,梁啟超就清華研究院任導師,而對南開關心依然。
1927年10月間,罹病在身的梁啟超又為南開二十三周年紀念手書「弘
毅」二字,並在《祝詞》中說:「本校二十三周年大慶,敬寫《論語》
兩字,奉祝頻年。喪亂頻仍,全國教育破產,本校實巋然魯殿靈光。
任重道遠,簿海屬望。願以此兩字,與多士共勉也。」殷殷深情,諄
諄願意,盡在字里行間。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歿於北京協和醫院,一代巨星殞落。可
以說,南開的成長,和眾多學術大師的關愛、提攜是分不開的,梁啟
超便是其中相當突出的一位代表。撫今追昔,寄思而往,前賢的鼓勵
與囑托,將永遠是我們自強不息的動力之源。

巍巍乎吾南開大校長張伯苓
柳無忌

張伯苓之為大校長,名副其實。首先,他的體格高大。1932年秋,我初去天津南開大學教書,楊石先帶我去拜望校長。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那魁梧的身體,像泰山般屹立在陳設簡朴的校長辦公室內。我記不起來他那時是否已戴上黑眼鏡,倘使是的,他在威儀中又呈現一種令人敬畏的神秘姿態。那時我只有25歲,校長的年齡要比我大一倍以上,更何況他已是全國聞名的一位大人物。此後,我與張校長相處10載,在天津5年(1932—1937),重慶5年(1941—1946),我對他的認識較深,漸漸的對他的「敬」多於「畏」,最後完全是尊敬與仰慕,因為我已看見了在他那黑眼鏡後面露出來的是慈祥的目光……他對於南開全校師生的關懷。對我個人來說,在我記憶中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在天津時,有一天他獨自光臨舍間(百樹新村32號),使我們大吃一驚。他沒有什麼事情,只是巡視校園時在我們那裡歇腳一下,看看他的教員的生活情況。臨走前,他對我的太太大加誇獎,因為在客廳內他摸摸在沙發旁的電燈罩子,發現上面並沒有絲毫灰塵。

比他體格更高大的是張伯苓的為人與他的事業,這兩者可以一同論述。張校長創辦南開的功績,在中國教育史(也許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從他以私人力量,慘淡經營,從最初在嚴范孫私宅創設的敬業中學(天津私立第一中學堂),到創立南開中學、小學、女中、大學,以至化工研究所與經濟研究所的全套南開學校的經遇,史實昭垂,不必在此重述。但有一點我知道而擬特別提出的,是張伯苓抗戰前夕在重慶籌備南諭中學(後改名南開中學)的高瞻遠矚。當時國難嚴重,八里台南開大學臨近海光寺日本兵營,在憂患中我們聽到了校長要在大後方開設南開分校的消息,有如一線光明閃耀在烏雲中間,使我們的視線隨著擴大,我們的情緒也就此穩定起來了。在設計、籌款、建築的過程中……這些校長積有三十餘年經驗——他的魄力與毅力是值得贊揚的,但最使我敬佩的,是他那遠大的眼光、正確的判斷力,與為百年樹人所做的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是當時任何教育家或政治家所不及的。

張伯苓事業的成功,在於他能就地取材,有引用與培養人才的創造力。這位天才的領導者,他以身作則,引導人們如他一樣地為「公能」的理想服務。這一點我在進南開不久就看出來了。環繞這位大校長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好像有五大金剛之稱):黃鈺生(教務),伉乃如(注冊),華午晴(財務),孟琴襄(事務)與喻傳鑒(中學)。他們那種愛護南開,為校長效力,鞠躬盡瘁的服務精神,感動了我們這一批外來的教授,雖然我們有時對於學校的行政作風並非完全同意。抗戰時喻傳鑒主持重慶南開中學,黃鈺生代表南開與張校長為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而另一位傑出的教授楊石先也就被推為西南聯大的教務長。有人說,沒有張伯苓,就沒有南開。我可以補充一句:沒有這幾位校務人員的協助,張伯苓事業的成功,南開對於教育、學術方面的貢獻與影響,是不會這樣廣大而久遠的。

從前在天津或重慶參加學校集會,現今在美國的校友聚餐,當唱校歌時我往往神馳於「巍巍乎吾南開精神」這一句。那種大公無私的南開精神,是張伯苓留給南開一份珍貴的遺產。

蔡元培
1919年南開大學成立前夕,張伯苓、嚴修前往北京約見胡適、蔡元培等北京大學教授,向他們徵求對於南開學校成立大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著名的學者,胡適理所當然在邀請之列,他多次欣然前往南開,為南開師生做精彩的演講和報告。...

『柒』 梁啟超故居的天津故居

梁啟超故居位於天津河北區民族路44號 ,飲冰室位於河北路46號。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啟超購買周國賢舊意租界西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於1914年。主樓為水泥外牆,塑有花飾,異型紅色瓦頂,石砌高台階,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書齋飲冰室為淺灰色兩層洋樓,建於1924年。首層為其書房,二樓做卧室和會客。梁啟超後期著述均於此完成。飲冰室系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專為其設計,造型別致典雅。建築面積949.50平方米.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很有影響的人物,一生著作甚豐。他於民國初年在天津意租界西馬路 ( 今河北區民族路 ) 購得一塊地皮,面積約4 市畝,於 1914 年建成一所住宅,此後又建一所書齋 -- 飲冰室,住宅為二層西式樓房,前後共有兩幢。前樓為主樓,帶地下室。一、二層各有 9 間居室。整體建築分為兩部分,東半部為梁氏專用,有小書房、客廳、起居室等;西半部是家屬住房。後樓為附屬建築,有廚房、鍋爐房、貯藏室、傭人住房等。前樓與後樓有走廊、天橋連接。整所建築面積 1100 余平方米,主樓為磚木結構,水泥罩面,塑有花紋,異形紅色瓦頂,石砌高台階,雙槽門窗,整所建築相當講究,有花園、汽車房、傳達室。飲冰室在今河北區民族路46號,與住宅(民族路44號)相連,建於1924年,是一所淺灰色兩層小洋樓。樓內正面有三個小拱廳,門前兩側是石台階,當中有蓄水池,池中雕一座石獸,口中噴水常年不斷。一樓正中為大廳,大廳周圍5間房子除1間為雜房外,其餘為書房和圖書室。二樓靠西北角也是1間大廳,靠東南角有幾間主要作卧室或圖書資料室。梁氏後期就住在這里從事著述。
梁氏的飲冰室由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設計,為天井外廊式帶封閉罩棚。建築造型別致,正中大廳實際是天井院的罩棚,罩棚高出屋頂,用花玻璃鑲成。該所建築共有房34間,建築面積949.5平方米。

『捌』 告我關於梁啟超的詳細資料,緊急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戊戌變法領袖之一。

早年事跡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於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幼年時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他聰穎過人,「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舉人,被譽為「嶺南奇才」。1890年入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購得《瀛環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為先生為師。1891年入讀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自稱「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起「公車上書」。後主筆於《萬國公報》宣傳變法維新,協助康有為創辦「強學會」。1896年離京抵滬,與黃遵憲等籌辦《時務報》,撰寫《變法通義》等書並在《時務報》上連續發表,影響巨大。1897年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赴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開民智、伸民權。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光緒皇帝於7月3日召見梁啟超,命呈《變法通議》,授六品卿銜,令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梁啟超出亡日本。

海外流亡

梁啟超 (東華新聞?Tung Wah News, 1901年4月17日)1898年10月16日梁啟超抵達日本東京;康、梁抵日後不久,孫中山等即想與之建立聯系,但遭康有為拒絕;12月23日,梁啟超在橫濱創辦的《清議報》出版;該年冬,梁啟超撰寫《戊戌政變記》,陸續刊登在《清議報》上。

1899年3月,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後,孫中山等多次與梁啟超接觸,商談兩黨合作;12月31日,梁啟超離開日本抵達檀香山。1900年初,清政府再命各省嚴拿康、梁;梁啟超忙於保皇會與勤王起義事宜;其間,與他的英文翻譯何蕙珍女士產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戀」;4、5月間義和團在京津迅速發展,英、法、德、奧、意、日、俄、美八國決定聯合出兵,6月清政府與各國宣戰;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保皇會」);7、8月間唐才常策劃、發動自立軍起義,梁啟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國;自立軍起義事敗,梁啟超經香港前往新加坡與康有為會面,後應澳洲保皇會邀請前往澳洲;1901年春,梁啟超返回日本;著《南海康先生傳》;開辦廣智書局;12月21日《清議報》停刊。1901年6月,發表《立憲法議》一文,主張君主立憲。1902年初(正月初一),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在橫濱出版;2月至7月,梁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新民說》;創辦的《新小說》,發表《新中國未來》。

1903年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邀請赴美洲游歷,先後抵達溫哥華、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費城、匹茲堡、聖路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後經溫哥華返回日本橫濱,此次游歷長達八個月,在華盛頓期間還拜會了美國外交部長約翰海和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返日後撰《新大陸游記》刊登於《新民叢報》;是年,《飲冰室文集》第一次結集出版。1904年清政府特赦戊戌黨籍,但康有為、梁啟超二人仍未寬免。

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論戰,此後革命黨和保皇黨的論戰日益激烈。1906年,梁啟超代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國憲政報告》,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梁啟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梁啟超在東京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但後因遭清政府查禁而告解散。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逝世,梁啟超生活困難,以讀書、著述為業。1911年清政府責成袁世凱組閣,任梁啟超為司法副大臣,梁辭而未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告中華民國成立;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活,9月28日離開日本返回中國。

辛亥革命後回到中國
回國後,梁啟超曾任民主黨首領,後民主黨、共和黨與統一黨合並為進步黨,他被選為理事。1913年進步黨熊希齡組成「人才內閣」,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1914年「人才內閣」僅存在五個月便宣告解散,梁啟超辭去司法總長職務,任幣制局總裁。1915年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進行猛烈抨擊。其後梁啟超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經越南赴兩廣參加反袁斗爭,梁啟超的反袁舉動使得他同老師康有為徹底決裂。1916年6月袁世凱在全中國人民的反對中羞憤而死。1917年7月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啟超任財政總長;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下台,梁啟超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社會,思想有所轉變。1920年梁啟超回到中國後,以開始集中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該年《清代學術概論》脫稿。1921年梁啟超在天津南開大學主講中國文化史,在京、津多所學校先後七次講演。1922年梁啟超赴各地講學;10月起,在南京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學期;同年《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1923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1928年更名清華大學)講學。1924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並擔任京師圖書館館長。1926年梁啟超因病入院治療,發現腎有問題。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終年五十七歲。

家庭
梁啟超祖籍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梁氏的先祖為中原南逃的難民。在梁啟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啟超祖父名鏡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啟超的父親名蓮澗,也是一位秀才,在鄉里教書;梁啟超的母親為趙氏。

梁啟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緒十五年)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考中了舉人,與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訂婚,1891年(光緒十七年)梁啟超十九歲時入京與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婚後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惠仙與梁啟超結婚時,帶了兩位丫環,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喜歡,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病而逝,梁啟超為此寫下了一篇情文並茂的《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死在在一間陰暗的小屋裡。

梁啟超共有有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庄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梁思順(令嫻)(1893年-1966年),長女。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長子,著名建築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其妻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因病早殤。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圖書館學家。
梁思達(1912年-),四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從事社會活動。
梁思寧(1916年-),四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現已離休,住在山東濟南。
梁思禮(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出版
《飲冰室文集點校》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 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2001. 6冊 ISBN 7541519480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全十二冊) ISBN 7-101-00475-X/K.

故居、紀念館與墓地
在廣東江門和天津都保存有梁啟超的故居並建有梁啟超紀念館。

廣東江門的梁啟超故居位於江門新會會城鎮茶坑管理區,這里是梁啟超的誕生地。該故居建於清朝光緒年間,為一座青磚平房,佔地面積155平方米。故居於1989年被定為廣東省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故居擴建為「梁啟超紀念館」。紀念館由莫伯治設計,主體為一座兩層中西合璧風格建築,前部分為具有歐陸風格的白色拱型設計,後部分是嶺南風格的仿古建築,建築面積1600平方米。故居大院中央還豎有梁啟超銅像,由林敦厚父子設計。紀念館內有梁啟超生平事跡展。

天津的梁啟超故居位於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號,毗鄰的還有位於河北路46號的梁啟超書齋——「飲冰室」。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啟超購買空地所建。故居建於1914年,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飲冰室建於1924年,為淺灰色兩層洋樓,由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設計,建築面積949.50平方米。天津市政府於2003年將故居和飲冰室擴建為梁啟超紀念館。紀念館以故居作為展室,展示梁啟超生平事跡。書齋「飲冰室」做為復原陳列,再現了梁啟超生前的工作、生活環境。

梁啟超墓今位於北京市植物園東環路東北的銀杏松柏區內。墓地總面積1.8公頃,東西分為墓園和附屬林地兩部分。墓園由梁啟超之子建築學家梁思成設計。1978年2月24日梁啟超子女梁思庄、梁思達、梁思懿、梁思寧、梁思禮將墓地全部無償轉交給北京市植物園。

『玖』 梁啟超是天津人嗎

梁啟超不是天津人,1873年出生於廣東新會,只是在世期間在天津生活過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