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40年來,深圳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有哪些原因這充分說明了什麼
改革開放前的深圳還只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小漁村;上世紀70年代初期溫州人 還不得不在它鄉偷偷摸摸做小工匠。
改革開放前的深圳農村人可謂窮得叮當響，他們為了掙得一口飽飯吃，穿越層層鐵絲網，泅渡到資本主義地界上去打工，據一位姓潘的先生回憶說，當時只有18000人的沙井鎮，逃港就達10000人，蛇口海岸線上每天可見數百具屍首。就是因為窮，老一輩農村人在逃到香港後，拚命工作、賺錢。有個叫陳生的本地人，逃到香港後在一家建築工地打工，由於沒有戶口，他只能白天在山上睡覺，晚上才去工地上幹活，幹了兩三年，總算有了七萬元的收入，他回到沙井鎮開了一家雜貨鋪。
今天的深圳，擁有430多萬人口，綜合經濟實力進入中國大陸城市的前4名，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居首位，已初步成為一個經濟繁榮、法制健全、環境優美、生態優良、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城市。深圳的崛起，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實歷史性變革和取得偉大成就的精彩縮影與生動反映，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在新時期緊跟世界文明進步潮流、大步發展的進程。其中深圳金融仍將充分發揮經濟特區的新時期「帶頭」作用，在金融體制、機制、組織結構、技術和產品創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保持在規范化、市場化、國際化方面的全國領先地位，使深圳金融成為全國最有創新能力、市場化水準最高、開放度最大市場。生這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深圳充滿改革和創新的激情。
❷ 中國經濟轉型是什麼意思
最初是計劃經濟，後來放開計劃經濟以後就開始市場經濟了，根據需求關系來定物價，而不是按需供給。中國現在經濟轉型由傳統的密集型低廉價產品競爭提升到高精尖的產品來打開國內國際市場，讓中國的產品有國際競爭力，從而在國際社會有地位，甚至獨一無二的核心技術來讓中國的產品穩扎穩打的銷售，告別過去低技術含量，粗製濫造的局面
❸ 十七屆五中全會中「中國的三次轉型」指什麼
1.第一次轉型。
(1)主要內容：第一次轉型開始於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和新中國成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1956年底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歷史上長達數千年的階級剝削制度的結束，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我國初步確立。
(2)歷史意義：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也是20世紀中國又一次劃時代的歷史巨變。第一，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越過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進入到社會主義新時代，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後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今天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都離不開選擇並且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第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使廣大勞動人民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這是中國幾千年來階級關系的最根本變革。第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口：，使佔世界人口1/4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它進一步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增強了社會主義的力量，對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和人類進步產生了積極影響。第四，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東方大國中順利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2.第二次轉型。(1)主要內容：改革開放以前，由於對基本國情的認識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總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只能由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經濟構成，即使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存在和一定的發展，也只能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從改革開放開始到黨的十二大已經開始肯定「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補充」。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實踐發展，黨的十三大把私營經濟、中外合資合作經濟、外商獨資經濟同個體經濟一起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黨的十四大根據實踐的發展，進一步強調，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期的方針。黨的十五大在深刻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制結構改革經驗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形成的過程中.我國同時完成了從按勞分配的單一分配製度向以按勞分配為主體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的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
(2)歷史意義：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和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歷史進程。
3.第三次轉型。(1)主要內容：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第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要求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從粗放式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從投資推動型增長轉向創新推動和消費投資協調型增長，從外向主導型轉向內需主導型，實現更有效率、更有質量、更加環保的科學發展和包增長，目的是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讓每一個中國人都過上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
(2)歷史意義：第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以深化改革為動力，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又一次吹響改草的號角。第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以改善民生為宗旨。不僅是切實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更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公共服務體系，轉變政府職能等。而且，加快社會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將更加重視廣大的農村居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開啟的將是一個以社會建設為重要內容的改革時代。第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以全面小康為目標。
❹ 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思考這些政策對深圳的發展有什麼作用
主要作用：
1、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發展發揮了對內地示範、輻射作用，為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做出了重要貢獻。
2、經濟特區不僅為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經驗，輸出技術、資金、人才和管理經驗，成為內地許多省份走向國際經濟舞台的「橋頭堡」，也成為國際資本、技術、信息走向內地的橋梁，直接帶動了內地經濟的發展。
3、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擴大了對外貿易，增加了外匯，引進了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方法 ，擴大了我們走向世界的通道，是開辟世界了解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一個窗口，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深圳經濟特區，1980年8月正式成立。深圳特區位於廣東省的南部沿海，東起大鵬灣邊的梅沙，西至深圳灣畔的蛇口工業區，總面積327.5平方公里，2010年延伸到全市，2011年延伸至深汕特別合作區。深圳毗鄰香港，交通便利，氣候溫和，風景優美，在利用外資發展經濟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根據中央的指示，深圳特區將建成以發展工業為重點的工、商、農、住宅、旅遊等多種行業的綜合性特區。
❺ 國內經濟三期疊加的三期什麼意思
一期：增長速度換檔期，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
二期：結構調整陣痛期，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動選擇。
三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必經階段。
拓展資料
應對措施：我國經濟正處於「三期疊加」的特定階段，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既要保持戰略定力，持之以恆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又要樹立危機應對和風險管控意識，及時發現和果斷處理可能發生的各類矛盾和風險。
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真正把功夫下在鞏固基礎、增強底氣上，把發展實體經濟和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優秀企業作為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的出發點。
必須加快轉變作風，更加註重按「三嚴三實」要求做好經濟工作，精準分析和深入判斷經濟發展趨向、基本特徵和各方面影響，提高政策質量和可操作性，扎扎實實把事情辦好。
❻ 深圳特區40年蛻變：從「探路人」到「關鍵先生」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一句話，讓深圳走過了不平凡的40年。
1979年，他提出「劃出一塊地方」創建經濟特區；1980年8月，深圳便獲批成為中國首批經濟特區之一。激盪40年，彈指一揮間。深圳特區從一個「小漁村」成長至如今的國際化大都市。
40年來，深圳從經濟特區，發展到自由貿易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再成為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其功能定位也由改革開放初期的「窗口和試驗田」，變為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生幸福標桿、可持續發展先鋒。
深圳被譽為「影響最大、建設最好的經濟特區」。用何指標來佐證「建設最好」？
1980年，深圳GDP僅為2.7億元，人均GDP835元；到了2019年，深圳GDP已高達26927億元，人均GDP突破20萬元。短短40年間，深圳特區GDP增長近10000倍，人均GDP升至全國城市之首，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全球5400多個經濟特區，沒有一個特區能像深圳一樣長期保持高速增長——40年來，深圳GDP的增長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9倍、全國的1.8倍。這意味著，過去40年世界每向前一步，深圳特區就跨越了近五步。
不止於此，最近揭曉的《財富》世界500強中，有8家企業來自深圳。21世紀經濟研究院日前發布的《2020年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報告》也顯示，深圳摘得綜合績效、協調發展、綠色發展三個單項冠軍，高質量發展總得分位列全國第一。
深圳特區成績斐然背後，絕非簡單的「一特就靈」，而是其40年不懈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勇氣與銳氣，深圳奇跡恰恰詮釋了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命力和競爭力。站在40年的新起點探究特區成長密碼，意義不僅在於解開特區經濟持續高增長之謎，更在於特區如何整裝再出發，承擔起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和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雙重使命。
1979年，時任交通部第四航務工程局二處四隊副隊長的倪鶴安，和100多名隊友奔赴深圳蛇口，成為中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工業園區的首批建設者。倪鶴安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炸山開路，移走蛇口五灣和六灣之間一座攔路山頭。
經過商討，蛇口工業區指揮部提出了採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負責施工作業的重任落在了四隊身上，倪鶴安親自按下了爆破電鈕。隨著第一聲開山炮在蛇口響起，南粵大地一夜之間沸騰起來，挖土機晝夜轟鳴，拉開了大規模經濟開發的序幕。
從工業一路到工業九路，從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業區至今依然遺留著改革開放時的印記。蛇口雖小，但作為深圳特區先行者，這里開創了眾多「全國第一」。
成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開創定額超產獎勵制度，第一次以工程招標的方式管理工程，實現職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國招聘人才，率先實行全員合同制，號召建立全國第一家企業法人股份制商業銀行及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商業保險機構。
實際上，早期從蛇口工業區孕育、起步的一大批企業，早已成長為享譽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集集團、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還滲透到了深圳特區發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證券交易所（下稱「深交所」）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籌建者之一、原副總經理禹國剛回憶，深交所誕生之日就冒著違規的巨大風險，他形象地將其比喻為「先生小孩後拿出生證」。
原來，1990年5月，深交所籌備組去北京報批開市事宜，並未領到「出生證」；在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於1990年12月1日在全國率先開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經國務院批准才由中國人民銀行補了一個「出生證」。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曾針對此事問過相關決策者，其回應稱，「深圳作為特區就是要膽大敢試，這樣做無非面臨兩個結果，一個就是中央不同意，我就把它關了；第二個就是中央把我罵一頓，允許我接著開。但無論哪種結果，都要試了再說。」
就是在如此開創性舉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逐步深化，貫穿了整個40年。
僅以住房制度改革為例，1980年，深圳開始建設東湖麗苑，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個商品房小區；1987年，深圳敲響新中國成立以來土地拍賣「第一槌」；如今，深圳在2018年又啟動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總量不少於100萬套，超出商品房的供應量。
自蛇口工業區設立出口加工區開始，深圳特區就憑借廉價勞動力、土地的比較優勢，吸引了一大批港資進入，包括第一家引進來的酒店、第一座引進的加工廠等，迅速打開了特區對外開放的局面。
從一組數據中可見一斑。特區設立之初，深圳僅有1家縣辦企業，員工108人。藉助「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鏈。到了1994年底，深圳特區的「三來一補」企業就超過了8000家，從業人員100萬人，產品種類也從不足10種發展到近千種，構成了以視聽產品為主的現代電子工業體系。
以富士康為例，作為首批進入大陸的台資企業之一，富士康在1988年就開始在深圳設廠，見證了深圳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的數次躍遷。
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回憶稱，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一個生產基地是位於深圳寶安西鄉的電腦接插件廠，到2004年已經逐漸從簡單的「三來一補」向電腦、手機等高端製造轉型升級，憑借勞動力紅利、大規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迅速崛起為全球最大「代工巨頭」。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唐傑認為，「以外商投資為主、生產以加工裝配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成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體系最簡明扼要的政策主張。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減弱，「三來一補」企業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後遺症也開始顯現，產業轉型勢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區出台決議，停止登記注冊新的「三來一補」企業，這也標志著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發展出口加工貿易的結束。
為培育新興產業，深圳在「八五」計劃中明確制定「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先進工業為基礎，第三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發展戰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和生產基地」的目標，力主發展電子、石化、輕工、紡織、新型建材、精密機械等六大主導產業。
一個被特區傳為佳話的細節是：1999年，騰訊公司創始人馬化騰在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獲得了關鍵的第一筆220萬美元風險投資。而這個日後被稱為「中國 科技 第一展」的技術成果交易會，成了深圳特區在新世紀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開端。
在經歷了「騰籠換鳥」淘汰低端落後產能、技術創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後，深圳成為了「三新一高」（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發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來，深圳先後出台實施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及配套政策，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術創新型企業已超過3萬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合計10155.51億元，其先進製造業增加值占規上工業比重達到72.1%，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比也達到了67.3%。
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深圳在短暫的40年間，從一個人口只有30多萬的邊陲「小漁村」，發展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萬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背後秘訣可圍繞一個「人」字展開。
從創市之初，深圳就是一個對人才開放的城市，最早打破傳統的地域、體制等限制，引全國之才、集全國之力建設。早在特區創辦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國矚目的引才之策。包括農村戶口入深圳戶籍，家屬沒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師、高級工程師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滿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國公開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級部門調派幹部的做法，首開新中國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實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論級別職務，根據才能和貢獻確定薪酬。
一時間竟引得全國人才東南飛，不少人受特區朝氣蓬勃的生機召喚而來。放棄「鐵飯碗」闖盪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徐少春帶著368元的養老保險金前往深圳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不久後他再次辭職，借了5000元購進一台286電腦創辦了深圳愛普電腦技術有限公司。這便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金蝶軟體公司。
據不完全統計，1997-1999年間，深圳人才大市場僅接待像徐少春一樣來自全國各地的求職者，數量就超過了350萬。而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設立之初，深圳全市技術人員只有一名拖拉機維修員和一名獸醫；如今這一數字已超過200萬，40年間深圳 科技 工作者的數量增長了近100萬倍。
如此大攬人才，不難讓人想起「來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膾炙人口的口號。有學者將深圳的創新氣質與其移民特色聯系起來，解釋「移民之城」為何能夠成為創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拋棄了原有的穩定生活，願意承受遷移帶來的不確定性，去滿足其對未來的高預期，這種文化特質尤其適合以IT為背景的高 科技 領域的創新。」
過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約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採取寬松的戶籍政策，大專以上學歷落戶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進人才28萬人。
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於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先後任職研究員、研發部長，對於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頗有研究。
在他看來，深圳特區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無」城市——無重化工業基礎、無重大國家項目、無西方大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無資源環境承載力，深圳憑什麼迅速實現崛起？
不少學者認為，深圳的崛起得益於其區位優勢，毗鄰香港；也有學者認為，其得益於政策優勢，稅收優惠、土地保障帶來巨大紅利；更有學者將其歸納為有為政府加之有效市場。
代明認為，區位論、政策論、方略論皆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眾多沿海、沿邊經濟特區中，深圳的成功與其背後的制度創新不無關系。
例如，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全國各地都來經濟特區參觀學習，民間 科技 企業相關規定也逐漸影響到全國，民營 科技 企業開始在全國遍地開花。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關於鼓勵 科技 人員興辦民間 科技 企業的暫行規定》，在全國首次提出 科技 人員可以以現金、實物及個人所擁有的專利、專有技術、商標權等工業產權作為投資入股，並分取應得的股息和紅利。
這意味著承認知識產權的價值，直接帶來一股以華為為代表的創業潮，也為深圳高 科技 產業發展和創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體制機制基礎。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張思平對此也頗為贊同。他表示，深圳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為高 科技 發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人才服務體系、以高交會為主要平台的高 科技 交易市場體系、以高新園區為平台的區域服務體系、以華強北為代表的為高 科技 產業服務的產品配套市場體系。
「正是因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體制創新服務體系，才為深圳高 科技 不斷發展壯大提供了重要支撐。」張思平說。
不僅於此，深圳已經成為制度創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經由此推向全國。據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的統計，深圳25年來制定的法規和法規性文件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在國家和地方立法沒有先例的情況下先行先試，這些法規不僅護航深圳的發展，也為國家提供了參考藍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擬新提交審議立法項目29項，包含新制定法規14項，其中，個人破產制度在深圳「破冰」， 科技 企業有望實施「同股不同權」，深圳的立法 探索 背後，是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恰恰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迎來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不少學者對如何看待深圳未來的發展進行了諸多討論。
受訪專家認為，在爭當全球標桿城市的賽道上，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而持續推進制度創新、 社會 治理的現代化，這是國家賦予深圳的新使命。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和 科技 創新的高地，深圳有著雄厚的發展紅利和持續創造紅利的能力，理應為中國方案的 探索 和供給作出貢獻，相信這也是中央將深圳設立為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初衷所在。
郭萬達表示，在40年發展過程中，深圳特區雖歷經過波折，但「關鍵先生」的地位始終沒有改變。
1992年，隨著浦東新區設立，中國形成了沿海、沿江、沿邊和內陸城市的開放新格局，「特區不特論」一度甚囂塵上，爭論直到1995年還未停息。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深圳開始停止登記注冊「三來一補」企業，並在「八五」計劃中明確提出把深圳建成成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和生產基地，再次領跑全國產業結構轉型。事實證明，後期全國產業轉型大多借鑒了深圳改革經驗。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文章再次將深圳推上風口浪尖，「產業外遷」一時間成為全國熱議的焦點。
深圳開始主動面對新一輪的轉型，大力推動「騰籠換鳥」，在幾年間甚至有超過1.6萬家企業離開了深圳，轉而迎來了一大批創新型 科技 企業。從傳統製造轉型升級為智能製造，深圳再一次走在了全國前列。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認為，特區模式可能被別人抄襲，但特區功能不會，其最根本的一點是創新、先行先試。尤其是在經濟特區、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三區疊加下，深圳仍要繼續發揮特區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範。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較軟實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曹文煉認為，中央之所以選擇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是基於深圳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發展基礎，積累下來的改革經驗以及人才和體制優勢等。
站在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的新起點上，深圳的發展也進入新的 歷史 階段，如何繼續扮演中國 科技 創新龍頭的角色，再造新時期的華為、騰訊， 探索 社會 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續的改革。
（作者：李振,王帆）
❼ 深圳模式的形成與演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轉載與引用）
1、大力發展外源型經濟
上世紀70年代未，香港工業面臨產業轉型，大部分勞動密集形產業因工資、土地成本上升難以為繼，正在尋找新的投資空間。此時，恰逢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深圳被批准成為中國內陸最大的經濟特區。深圳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理所當然成為了港資來大陸發展的首選地。
深圳建市之初，吸引外資的主要形式是「三來一補」。所謂「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這種引進外資的形式具有形式靈活、投資少、時間短、見效快、風險小、成本低等特點，在解決勞動就業、增加外匯收入等方面具有積極作用，是促進深圳早期外向型經濟發展的一條有效途徑。
據媒體披露，第一個來深圳投資辦廠的香港商人是鄭可明。鄭可明本系廣東鶴山人，客居香港多年，但仍然心系羅湖橋北岸的世界。1978年初，他聽人說內地在搞改革開放，便召集幾個兄弟找來幾台舊機器，從香港步行走過羅湖橋來深圳開辦手袋廠。來深圳後，鄭很快與當地村、鎮政府簽訂了合同。按合同規定，村裡出地、出人，鄭出錢建廠並提供機器；原料由鄭從香港運進，加工後，產品仍由鄭往香港銷售。這就是所謂的「三來一補」的原始模式。
繼鄭可明來深辦廠後，鄭的多名旅港老鄉也紛紛效仿。此後，成群結隊的香港人抬著機器從羅湖橋上趕過來，在深圳蓋起簡易的廠房，或是生產手袋、皮具；或是生產布料、服裝；或是生產五金、自行車等。這種被稱之為「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模式被迅速復制。
據當地人回憶，當年從羅湖口岸鋪開來，一大片的全是小矮房，走在廠區中間都分不清東南西北，盡管當時手袋廠、箱包廠已經有很多了，但是扛著機器、背著大麻袋原料經過羅湖橋的香港商人仍是絡繹不絕。
此後，深圳的各個鄉鎮都迎來了「三來一補」生意的香港商人，1979年，僅寶安的石岩村就進駐了100多家加工貿易企業。
在「三來一補」效應的影響下，1979年，深圳市正式提出了特區要以發展「三資」企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1979年，泰國華僑謝國民率先來到深圳，拿到了深圳市「001號」中外合資企業營業執照，成立了正大集團蛇口公司，此後，謝又與美國大陸穀物公司康地集團合資組建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
到1979年底，深圳引進「三來一補」企業和「三資」企業200多家，到1981年底，深圳市的外資企業已達1800多家。到1985年底，深圳特區已與外商簽訂協議4696項，協議投資33.5億美元，占當時全國直接利用外資的六分之一。至此，深圳市的外向型經濟格局已初見端倪。
2、放手發展民營經濟
深圳建特區前，即1980年前，這里只有6戶個體工商戶，年營業額不足3萬元。在上世紀80年代，當許多地方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尚處爭論、觀望階段的時候，深圳市就明確提出了在注重發展「三資」企業的同時，也要注重培育本土民營經濟的發展，並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民間科技企業登記注冊辦法》、《關於發展特區私營企業的若干觀定》等重要政策法規。1980年以後，深圳按照「先繁榮後規矩，先活躍後有序」的的思路，在允許並支持本地居民發展個體經濟的同時，大膽實行「打開城門，積極引進」的方針，允許鄰縣、外省的個體戶進入特區經營。
到1985年底，全市個體戶發展到2118戶，其中一部分個體工商戶無論在經營規模還是在僱工人數等方面，實際上都已突破個體經濟的界限，開始向民營企業轉變。
1987年國務院頒布了《城市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件》，1988年國務院又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深圳市在這期間根據國家的有關政策法規，結合當地的實際，又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勵民營經濟的政策法規，例如《深圳經濟特區民間科技企業管理規定》、《深圳經濟特區私營企業暫行規定》等等，提供了比內地更加優惠的條件，吸引了全國各地大批機關幹部和科技人員來特區創辦民營企業，尤其是科技型民營企業。在前一階段積累了相當資金的個體工商戶也正式注冊為民營企業，民營經濟進入了一個穩步發展的階段。至1991年底全市民營企業已發展到1024戶，總注冊資金達15000萬元。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的總方向。深圳市根據國家的總體改革目標，在國家尚未出台《公司法》之前，於1992年率先出台了《有限責任公司條例》、《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合夥制條例》等，這些極具前瞻性的政策法規，再一次激起民間創業熱潮。據工商部門反映，一時間，民營企業注冊登記猛增，高峰時，每天要新增上百家民企。日後成為行業龍頭的著名民企大都在這一期間籌備或延生。如通訊領域的華為、中心，網路領域的騰訊，軟體領域的金蝶、金證等，生物工程領域的海王、海普瑞；新材料領域的比亞迪、長園、中金高能等。
由於深圳初步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並擁有獨立的立法權，一些在計劃經濟時期制訂的限制民營企業發展的條條框框已基本廢止。在深圳，凡是法律、法規未加禁止的行為，民營企業都可以進入。深圳民企涉足的領域既包括商業貿易、飲食服務、交通運輸、建築、加工製造等傳統行業，也包括電子、通訊、生物工程、軟體、激光等高新技術產業，還包括金融、物流、文化創意等現代服務業，甚至連一些壟斷性行業，也向民企敞開了大門。正是由於有了這種開放、公平的競爭環境，才造就了如華為、中心、平安、比亞迪、萬科等一批在世界舉足輕重的民營企業。
大力支持民營企業實施科技創新，也是深圳發展民營經濟的重要舉措。截止2001年底，經深圳市科技局正式認定的民營科技企業有1130家，其中高科技企業有60家。民營科技企業的技工貿總收入282億元，工業總產值270億元。全市14家市級技術開發中心，其中有4家落戶在民企，全市有4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民企。深圳民企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占民企總數的64%，由自主知識產權創造的產值占深圳民營科技企業總產值的88%。
3、率先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
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按照中央「殺出一條血路來」和「跳出現行體制之外」的指示精神，自建特區以來，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在國內率先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創造了國內的多個第一。
一是積極探索以精簡機構、轉變職能為主要內容的政府行政體制的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撤銷了大部分行政性主管局，實行大部制，走出了政企分開的第一步；1987年，深圳市率先在國家機關內建立公務員制度，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轉變為公務員；1992年前後，著手進行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廢止了計劃經濟時期舊的規章制度，取消了大部分行政性審批的項目，放寬了市場准入制度。
二是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進行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革的試點，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專司國有資產管理的機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取消了企業的行政級別，有6家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組。率先面向全國公開招聘管理人才，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2001年至200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推進競爭性領域劣勢國有企業的整體改革，對5家大型國有企業進行國際招標招募，對幾家大型國企集團實行授權經營。
三是積極推進價格體制的改革。1987年，深圳市從人民群眾最為關切的副食品價格改革入手，逐步擴展到工業品價格的改革，取消各類票證，下放了定價許可權，實行浮動價格，把物資調撥價改為議購議銷價。到上世紀90年代初，又進一步調整價格改革的思路，由「以調為主」發展到「以放為主」，至此，深圳市97%的商品價格都由市場調節。
四是積極推進勞動、人事、分配製度的改革。早在1981年，深圳蛇口工業區就率先向全國公開招聘幹部、職工，並宣布在工業區內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1986年，深圳市率先在國有企業內部推行勞動合同制，打破「鐵飯碗」，率先實行結構工資制、職位工資制。深圳市還在股份制企業中試行員工持股和股份期權制度，並規定技術發明、品牌、商標、專利等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可以作價入股。這些改革極大地調動了企業員工的生產積極性，激發了廣大科技人員和企業家創新活動。
五、是積極探索金融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對深圳的負責同志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找，殺出一條血路來。深圳市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銀行、證卷、保險等多個領域進行積極探索，在新中國金融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
1982年，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開業，成為中國內地引進的第一家外資銀行。
1985年，深圳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為各地建立規范化的外匯市場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1986年11月，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由深圳招商局出資人民幣1億元，組建了中國內地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
1987年12月28日，深圳發展銀行成立，成為建國以來第一家向社會公開發售股票的商業銀行業。
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營業。
2004年5月27日，深交所正式啟動中小企業板塊，同年6月25日，首批中小板8家新股在深交所掛牌交易。
2009年9月，深交所正式啟動創業板，同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創業板公司正式在深交所掛牌交易。至此，深圳資本市場形成了由主板、中小板、創業板組成的梯形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結構。
六是充分運用好立法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鞏固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1992年7月，深圳市獲得了全國人大授予的立法權。深圳市充分運用這一優勢，為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提供法律保障。在擁有立法權之後，深圳市先後在市場規劃、市場秩序、社會保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截止2000年，深圳市在所制定951項法規中，其中直接涉及經濟改革方面的立法佔立法總數的73%。目前，深圳已初步形成了適應特區市場經濟需要的，與國際慣例相銜接的法律框架。這些法律、法規的制訂和實施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深圳的改革和發展，也為國家的立法提供了鮮活的經驗。
4、轉變增長方式，實行產業轉型升級
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深圳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逐步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高新技術產業，市場體系較為健全和完善的金融產業、聯通國際輻射內地的物流產業、與科技金融緊密結合的文化產業（後三者可稱之為現代服務業）等四大支柱產業。
深圳的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其間經歷了探索的艱辛與轉型的陣痛。大致來說，深圳的產業結構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升級。
（1）第一次產業轉型：由貿易向工業轉型
深圳特區是在原寶安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保安縣是一個農業縣，既沒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也沒工工業基礎，留給大特區的只有「一窮二白」。如果說深圳在建特區之初還有什麼優勢的話，那無非是這么兩條：其一是國家給予了一些優惠政策，例如，吸引外資減稅、免稅、出口退稅政策，國有企業享有進出口自主權等等；其二是地理上毗鄰港澳，與香港只一河之隔。因此，深圳最初的發展之路別無選擇，只能走貿易或加工貿易的發展路徑，來逐步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這也符合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大都要經過貿、工、技發展的不同階段的一般路徑。
深圳通過貿易和加工貿易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有三個渠道或者說三大來源。
一是轉口貿易。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拉開序幕，人們尚未告別短缺時代，港澳和國外物美價廉的輕工業品成為人們追逐的對象。當時整個中國掀起了一股全民經商的潮流，而深圳既地處沿海地帶，又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享有一系列優惠政策，其中，在特區興建之初，為滿足其建設中的物資供給，中央給予深圳在物資進口和外匯使用上一些特殊政策。因此，深圳很快成為國內新興的貿易中心。不僅一大批內地個體工商戶或剛剛脫離體制下海經商者，紛紛來深圳淘金，通過各種渠道與深圳有關機構拉上關系，而且外省乃至中央各個部辦委都紛紛在深圳設貿易公司，來鑽這個政策空子，將原本用於深圳特區內的進口物資，倒賣到內地去，靠這種貿易賺取暴利。
二是走私販私。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沿海一帶，例如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興起了一股走私販私的熱潮，有不少人通過這種灰黑色的貿易方式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深圳也不例外。深圳可以說是當時電子產品零部件最大的走私集散地，聞名全國的賽格電子市場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三是以「三來一補」為主要形式的加工貿易
如前所述，由於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港澳台等地勞動密集行業因人工、土地成本上升難以為繼，而且尋求新的發展空間，而深圳又有天勢、地利、人和的諸多優勢，是承擔這種產業轉移的首選地。因此，加工貿易是深圳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
在工業化初期，靠貿易打基礎本無可厚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貿易立市的弊端也逐步顯露出來，前兩種貿易本來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後一種加工貿易形式也浮現出不少問題。最先對此提出批評的是剛從國外回到香港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陳文鴻博士，他在香港出版的《廣角鏡》雜志（1985年5月號）上發表了名為《深圳特在那裡》的文章，文章批評，深圳建特區5年來，表面上繁榮，但根基不穩，主要是利用國家優惠政策，通過貿易主要是通過對國內其他地方的轉口貿易賺內地人的錢，這不應是深圳發展的方向。陳的文章激起了國內第一場關於深圳特區的大論戰。在這場大論戰中，大多數批評者認為，深圳工業的比重太低，而且指出，深圳要學會到國際市場上賺外國人的錢，而不應賺內地人的錢。
這一階段，不僅理論界對深圳的發展路徑頗有微詞，中央也對深圳的政策進行了微調。1985年，中央決定拔掉給深圳輸血的針頭，加強對深圳進出口商品的控制。轉眼間，幾千家公司關門倒閉，深圳的經濟亦陷入低谷。同年11月，國務院在深圳召開了經濟特區發展外向型工業的座談會，中央的第七個五年計劃明確要求，「經濟特區要在積極引進技術的同時，逐步做到生產以外銷為主，力爭為國家多創外匯。」
深圳也根據國家的「七五」計劃目標，制訂本市的發展規劃，提出在「七五」期間，要利用外資15億美元，國內投資60億元人民幣，新建500家工廠，到1990年，工業總產值達90億人民幣，用三年時間，基本上形成外向型工業結構。
至此，深圳產業結構進入了第一個轉型期，即由貿易轉向工業。以勞動密集型為特點的「三來一補」企業和三資企業繼續在關外發展，特區外沿107國道以及深惠公路布滿了這類企業。特區內形成了以電子、輕工業為主的上步、八卦嶺工業區，以機械加工為主的梅林工業區，以輕紡為主的蓮塘工業區，以建材為主的龍井工業區。經過幾年的調整和發展，深圳迅速成長為國內重要的工業基地和經濟中心。到1994年，深圳GDP已經超越許多傳統工業基地，上升到全國第6位。
（2）第二次產業轉型：由一般工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
深圳在工業化初期，工業布局存在飢不擇食的問題，尤其「三來一補」帶來的問題較為突出。主要表現在：一是整個經濟結構較為粗放，產品的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與整個城市的定位和遠期發展目標不相稱；二是一大批以「三來一補」的主要形式的加工貿易企業擠佔了深圳的發展空間；三是一部分企業的產品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不利於深圳的可持續發展；四是深圳農村經濟過分依賴「三來一補」，喪失了建立一個自有、自主、自營的經濟體系的良機，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僅落後於溫州地區也落後於珠三角的其他地區；五是「三來一補」企業的自主權和主動權在外商，難以防範國際市場的風險。
上述問題引起了深圳市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特別是上任不久的市長歷有為更是力主產業轉型升級，限制發展「三來一補」。1993年年底，深圳市出台一份調整產業結構的文件。文件規定，暫停登記注冊新的「三來一補」企業，特區內已辦的「三來一補」加工業，屬於污染環境的，要堅決遷走。另在特區外劃出9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大工業區（現在的坪山新區）。政策一出，港資企業一片嘩然，大量「三來一補」企業和「三資企業」紛紛遷往外地。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初。據統計，截止2008年，深圳已整體外遷規模以上工業企業599家，涉及10個工業行業，涉及工業總產值達108億元。
一般認為，深圳真正實施第二次產業轉型升級並高調提出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在1995年前後，促成這一轉型既來源於經濟發展的困局，也部分來源於外界的質疑。1995年國內發生了關於深圳特區的第二次大論戰。論戰的一方是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歷有為，論戰的另一方是有「國情學者」之稱的胡鞍鋼博士。起因源於胡鞍鋼發表了一篇關於《特區還要不要特下去》的文章。文章的中心論點是，特區不是特在國家的特殊優惠政策和全國人民的特別支持，而特在特區自身的創新。究竟誰是誰非，無法作出准確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種關於特區的質疑，是向深圳特區敲了一次警鍾，有利於調整發展戰略和工作思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深圳市委市政府高調提出了深圳要第二次創業的口號。1995年，深圳市頒布了《關於推動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1997年深圳市又出台了《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發展規劃綱要》，1998年，深圳市制訂了《關於進一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簡稱22條）。至此，深圳市初步完成了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布局。
經過幾年的卧薪嘗膽，深圳的第二次產業轉型初見成效。
一是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加工貿易已初步實現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變，以電子信息產品為主的高新技術產品的比重達到57.7%，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比重下降至12%以下；二是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業被淘汰。原布局在深圳南頭、蛇口及東部沿海的印染廠、紡織廠等有的關停、有的遷移、有的轉產；三是大批高新技術產業崛起，如光機電一體化、電子信息、生物工程、醫葯、新材料產業布滿關內外，成為深圳的第一大支柱產業；四是物流產業迅速發展成為全國唯一擁有海、陸、空對外口岸的城市，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在全國排名連年躍升，直到2005年，雄居全球第四貨櫃港。
（3）第三次產業轉型：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並舉
深圳第三產業轉型的動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方是政府主動為之，力圖通過調整，在進一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基礎上，將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由工業變為現代服務業，著力推進金融、會展、創意、文化等高端服務業的發展。為此，深圳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規。2005年，深圳市出台《工業結構調整實施方案》，方案提高了企業進入的環保門檻。同年，深圳還出台了《2005——2010年深圳市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綱要》，第一次明確提出將文化產業列為第四大支柱產業。2007年1月，深圳市出台了《關於加快我市高端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這個文件還被認為是深圳向現代服務業進軍的動員令。
另一方面，一大批「三來一補」企業「三資企業」，因生存環境惡化，主動外遷，形成了繼1993年之後的又一波外遷潮，已經並將持續影響深圳的經濟總量。外資企業外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用地嚴重短缺，企業的擴張受到影響；二是政策優勢弱化，國家調整了加工貿易政策，降低了出口退稅率，並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品退稅，並收縮了信貸等等；三是利潤空間縮小，人工工資、土地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工業用水、電價上調等等。從外遷的路線看，一部分遷至東莞、惠州，以及省外的湖南、湖北、廣西等地；也有一部企業則向越南、孟加拉、印度等生產成本更低、准入制度較為寬松的國家和地區轉移。
正是上述兩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深圳的第三次產業轉型。按深圳市的說法，第三次產業轉型，就是要實現五大轉變：一是實現產業發展的核心要素由物質性資源向軟資源轉變；二是第二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先進製造業轉變；三是產業結構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變；四是第三產業由傳統服務業向高端服務業轉變；五是經濟增長動力由傳統產業向高端產業轉變。
目前這次轉型仍在繼續，但已初見端倪。以福田區為例，近幾年福田區在轉型中探索出三個模式：即：「工改商模式」、「工改工模式」、「工改文模式」。一是以華強北商業街為代表的「工改商」模式，把華強北從原來以電子產品生產和銷售為主的工商混合區發展的中國電子第一街；二是以上沙創新科技園為代表的「工改工」模式，將16棟「三來一補」的廠房進行整體改造，把原先的低端加工製造園區改造成為科技創新園區，現在這里聚集幾十家通信、網路等高科技研發企業，年產值比改造前增長了17.25倍；三是以田面創意產業園為代表的「工改文」模式，把原先的汽車修配、服務生產的工業區改造成為集工業設計、平面設計、空間設計於一體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今，在僅4.3平方公里的福田中央商務區，聚集著75家世界500強企業的124個研發中心、采購中心或分支機構，占深圳市80%的創投機構、65%的證券營業部、94%的基金公司、84%的保險機構，此外，還聚集 了100多家的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總部和區域總部。
❽ 深圳為何連續出台3個「30條」這一政策背後有何深意
深圳為什麼連續出台三個「30條」？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信息？根據題主的提問，我的回答如下。《深圳市關於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若干措施》，從9個方面提出30條措施，涵蓋居民生活消費的方方面面。汽車行業是促進消費的最有力措施。消費者購買符合要求的電子產品、家用電器，按銷售價格的15%給予補貼，每人累計最高2000元。這是繼3月疫情後，深圳出台的第三個「30條措施」。
這樣既能讓大家更加積極地遵守疫情防控規則，也能讓大家更加關注未來的疫情防控。這對以後的疫情防控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有助於你更快的進入疫情防控工作的狀態，也有助於你在恢復生活後珍惜自己的正常生活。而且這些政策頒布後，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到更多的勞動群眾，這樣即使再出現特殊情況，這些家庭的正常生活也能得到保障，最重要的一點是大家可以更加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❾ 深圳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歷程
1、1978-1985年，初創奠基和改革開放局部推進階段。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
2、1986-1992年，經濟轉型發展和改革開放全面推進階。1986年開始，深圳特區進入一個探索在計劃經濟體制之外發展外向型經濟和全面進行市場取向經濟改革的新階段。深圳經濟開始起飛，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長，1987年突破50億元，1989年突破100億元。
3、1993-2002年，增創新優勢與跨越式發展階段。深圳經濟特區也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由過去主要依賴中央賦予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轉變為主要依靠提高素質，增創新優勢。
4、2003年-至今，深化改革開放和全面發展階段。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思想，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
(9)深圳經濟政策轉型三次是什麼意思擴展閱讀
深圳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背景：
中國從1956年選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黨的八大對於如何以蘇聯為鑒，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從1957年開始，我們用小平同志的話來說，就是開始了『長達二十年左的錯誤』。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會議開了兩個月零3天，提出的新辦法、新路子，集中起來，就是一條：改革開放。這次務虛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決策層唯一一次用如此長的時間集中地、大規模地深入研究改革開放的會議，對改革開放決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❿ 什麼叫深圳模式和順德模式要詳細點的！
深圳模式指對深圳經濟特區的經濟結構、經濟體制以及經濟運行原則和運行方式的一種概括。深圳特區亦走過了一條類似聯想的「貿工技模式」，在80年代初特區創辦之初，事實上是依靠優惠政策，做貿易起家，奠定了特區的資本基礎，之後在1985-1986年深圳特區開始第一次產業轉型，由貿易轉向大規模投資工業。
20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提出發展高科技產業的計劃，產業重心由工業向科技產業升級，原有的加工貿易業則向關外的寶安龍崗以及東莞地區遷移。2006-2008年前後，深圳開始第三次產業轉型，在原有工業、高科技產業的基礎上，產業重心開始向高端服務業轉移。
順德模式指在工業化的誘發過程中，基層政府發揮了更多一些的作用。順德在計劃經濟時期，就有一些農機工業和繅絲工業的基礎，培養了一些小工業經營人才，在80年代率先開放後，縣鎮村政府對工業化充滿了極端的興趣，鼓勵大辦鄉鎮工業，並想方設法從金融機構獲得資本支持。
遂使順德在一些產業領域迅速成為全國市場的佼佼者，奠定了順德的產業競爭力基礎，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這些鄉鎮工業的私有化過程，使順德轉型為以民營經濟為主的地區。中山市的西北部小欖、東鳳等鎮，以及佛山市區等部分地區，亦具備順德模式的特點。
(10)深圳經濟政策轉型三次是什麼意思擴展閱讀：
深圳模式下養老保險的優缺點
優點在於：
1.使農民工在社會保障方面獲得了「市民待遇」；
2.有利於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競爭就業的機制。
深圳模式的缺點是：
1.對於低收入的農民工來說，費率過高；
2.累計15年繳費期太長；
3.退保只能退或轉移個人賬戶的積累額，不合理。人們形象地稱之為「大斗進、小斗出」，對農民工本人和農民工輸出地都是一種間接的「剝削」；
4.農民工參加和享受養老保險的資格條件太苛刻，例如，退休前5年要連續在本市繳費，絕大多數農民工難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