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欄目的詩句欄目的詩句是什麼
欄目的詩句有：倚欄目送歸鴻盡，憑欄目送飛鴻。
欄目的詩句有：憑欄目送飛鴻，倚欄目送歸鴻盡。拼音是：lánmù。注音是：ㄌㄢ_ㄇㄨ_。結構是：欄(左肆手右結構)目(獨體結構)。詞性是：名詞。
欄目的具體解釋是什麼呢，我們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為您介紹：
一、詞語解釋【點此查看計劃詳細內容】
欄目lánmù。(1)報刊上專門登載某一類文字的版面。
二、引證解釋
⒈報刊中刊載特定內容的版面。引《人民文學》1977年第7期：「我們開辟了報告文學專欄，熱烈期望廣大文學工作者和文學愛好者拿起筆來，積極協助本刊辦好這個欄目。」
三、國語詞典
欄位項目的標題。如薪資欄的薪資、性別欄的性別等。如：「請核對薪資欄目內的金額有無錯誤。」
四、網路解釋
欄目欄目是電視台每天播出的相對獨立的信息單元，主要是單個節目的組合，是按照一定內容（如新聞、知識、文藝）編排布局的完整表現形式。
關於欄目的近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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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欄目的猜雹緩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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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欄目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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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欄目的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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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登高一呼、聚眾而起，挽狂瀾於既倒;還是混跡十丈紅塵，攜佳人於江南的斷鴻聲里、落日樓頭，倚欄目睹這歷史上最後一個漢王朝慘烈地謝幕?
3、她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欄目中，漫無目的地尋找著。
4、《花開桃李梅》欄目的名字引自吉劇經典代表劇目《桃李梅》，借吉劇經典來指代吉劇，以「花開」隱喻吉劇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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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簡述中國現代文學的分期
文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然而，同時又受到政治、經濟等其他社會因素的有形與 無形的制約。50年代，陸侃如、馮沅君在《關於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學史分期的「文學標准」與「歷史標准」：「沒有人否認文學有它自己的發展過程與 發展規律，所以文學史的分期首先應該以文學本身演變情況為標准，這是沒有問題的。 」同時指出「認為文學史的現象僅僅受制於文學發展本身的規律，企圖把文學的發展看 成為孤立的東西，那是反科學的。」[1]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比如「抗戰文學」、「 文革文學」和「新時期文學」這些名稱明顯地帶著政治的痕跡；然而，這種抱怨也並不 僅僅來自於兆鋒睜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中。烏·韋斯坦因同樣抱怨：「近百年來大多數重要 的文學運動的名稱極少是從文學本身來的。」[2]不僅如此，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往 往潛伏著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規劃。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曾經奠定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解釋結構。「新時期」伊始，既成的文學史的解釋結構受到了明顯的 挑戰。由「文學回到自身」和「把文學史還給文學」最終形成了「重寫文學史」的激流 。
洪子誠說：「在談到20世紀的中國文學時，我們首先會遇到『新文學』、『現代文學 』、『當代文學』等概念。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來受到許多的質疑和 批評。另一些以『整體地』把握這個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或視角)，如『20世紀中國文 學』，『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近百年中國文學』等，被陸續提出，並好像被越來 越多的人所接受。許多以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學史、作品選、研究叢書，已經或將 要問世。這似乎在表明一種信息：『新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概念， 以及其標示的分期方法，將會很快成為歷史的陳跡……為著『展開更大的歷史段的文學 史研族歲究』，從一種新的文學史理念出發，建構新的體系，更換概念，改變分期方法，這 些都很必要。但是，對於原來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審察，分析它們出現和被使用的 狀況和方式，從中揭示這一切所蘊含的文學史理念和『意識形態』背景，也是一項並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從「當代文學」這一概念的探討出發，說明了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 不斷轉變而發生的文學史嘩變以及概念內涵的轉換。「『當代文學』概念的內涵，在它 產生的過程中，就一直有著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學『一體化』時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獲得合法的地位。不過，在『文革』中，文學的激進力量顯然並不強調1949年作為重要 的文學分期的界線。在他們看來，『十七年』是『文藝黑線專政』，無產階級文藝的『 新紀元』，是從『京劇革命』才開始的。江青他們還來不及布置『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 史』(或『新紀元文學史』)的編寫，但在有關的文章中，已明確提出了他們的文學史( 文藝史)觀。他們很可能把『京劇革命』發生基輪的1965年，作為文學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後的文學，稱為『當代文學』(當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換一個名稱)……『文革』 後，人們的用以判斷社會和文學的標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盡管『現代文學』、『當代 文學』的概念還在使用，使用者賦予的含義，相互距離卻越來越遠。這種變化也有一些 共同點，這就是在文學史理念和評價體系的更新的情況下，重新構造文學史的『序列』 ，特別是顯露過去被壓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後期那些在『當代文學』生成過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張愛玲、錢鍾書、路翎、師陀的小說，馮至 、穆旦的詩，胡風等的理論……)被挖掘出來，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現代文學』 與『當代文學』的等級也顛倒了過來；『現代文學』不再是『當代文學』的學科規范、 評價標准，成為統領20世紀文學的線索(這為20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的命題 所包含)。『現代文學』概念的涵義，也發生了『顛倒』性的變化。在寫於60年代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唐tāo@①主編)中，『現代文學』是對文學現象作階級性的『多 層等級』劃分、排除後所建立的文學秩序。而在80年代，『現代文學』在一些人那裡， 成了單純的『時間概念』，或者，成為包羅萬象的口袋：除新文學之外，『尚有以鴛鴦 蝴蝶派為主要特徵的舊派文學，有言情、偵探、武俠之類的舊通俗文學，有新舊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詩詞，還有少數民族地區流傳的口頭文學，台灣香港地區的文學以及海外華 人創作的文學』，還應該裝入作為『五四新文學逆流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文學、淪陷 時期的漢奸文學，「四人幫」橫行時期的陰謀文學等等』。」[3]
徐源的《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孕育、誕生、轉化的初步探討》是較早對現代文學的起訖 和分期提出疑問的：「中國現代文學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端的，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 題。其實不然。」他指出，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等九所院校編著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在闡述現代文學的開端時說：「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為開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文學史，習稱中國現代文學史。」又說：「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開端。」「文學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方面，是我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學運動的開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現代文學的開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個時間。邢鐵華在《中國現代 文學史研究述評》中指出，中國現代文學史從它的起始的時間到它的分期都存在著問題 ，作為一門學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說，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根據社會形態的演進把文 學發展的階段區別為近代和現代，還是把文學自身形態的演進作為區別近代和現代的標 准，抑或是二者兼顧；由於標准不一，因之就產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現代文學歷史分期之我見》中指出：「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需要確立一個 什麼原則為劃分標准，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巡視以往的文學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劃分(即文學史的分期完全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標准為依 據、兼顧文學標准這兩類。顯然，如何理解文學史的歷史分期，牽涉到文學觀念問題。 」「作為文學史，其發展和演變無疑與社會革命的推進有密切的聯系，但並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規律。因此，不能將文學視為圖解民族史或社會史的文獻。」[6]由於 新的文學史視角的確立，因此對於現代文學史的發端和分期產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們中國，所謂現代文學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會召開，這三十年間的文學。這種提法是根據中國革命歷史階段劃分而來的。」他提 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端年代應在一九一七年。」[7]
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在他們所合著的《文學理論》中指出：「大多數文學史是依據 政治變化進行分期的。這樣文學就被認為是完全由一個國家的政治或社會革命所決定。 如何分期的問題也交給了政治和社會史學家去做，他們的分期方法通常總是毫無疑問地 被採用。」[8]他們說：「不應該把文學視為僅僅是人類政治、社會或甚至是理智發展 史的消極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學分期應該純粹按照文學的標准來制定。」「如果這樣 劃分的結果和政治、社會以及理智的歷史學家們的劃分結果正好一致的話，是不會有人 反對的。但是，我們的出發點必須是作為文學的文學史發展。這樣，分期就只是一個文 學一般發展中的細分的小段而已。它的歷史只能參照一個不斷變化的價值系統而寫成， 而這一個價值系統必須從歷史本身中抽象出來。因此，一個時期就是一個由文學的規范 、標准和慣例的體系所支配的時間的橫截面，這些規范、標准和慣例的被採用、傳播、 變化、綜合以及消失是能夠加以探索的。」[9]韋勒克和沃倫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在中 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最初對新文學加以歷史的評價的是文學革命的發動者胡適，他在1922年3月寫的《五十 年來之中國文學》的第十節「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使用了樸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把文學史視為「載道的文學」和「言志的文學 」的對立與循環。陳獨秀也許是最早明確地用外部的因素來解釋文學革命，並且是針對 胡適的文學史解釋而提出針鋒相對的質疑：「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陳獨秀 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 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 也強調了文學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這個運動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幾個人憑 空捏造起來的，自有其歷史的時代的意義。」[11]
1935年出版的王豐園的《中國新文學述評》從社會背景入手來敘述文學變動，把社會 政治事件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吳文祺的《新文學概要》突出地標示了「五四運動與 文學革命」、「五卅運動在文學上的影響」。他在導言中明確地把文學變遷視為政治變 遷的結果。他說：「文學的變遷，往往和政治經濟的變遷有連帶的關系的。因此，我們 要研究五四以來新文學，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學的演變，一方面還要從政治經濟 的變遷中，去探究近代文學的所以變遷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來中國文藝思潮論》，把1917年-1937年文藝思潮的變遷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這三個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為界劃分為三個段落。
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周揚及時地把它應用到新文學史的研究上， 而且實際上已經開創了後來新文學史敘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說：「新文學運動作為 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經濟新政治的基礎上，且應新經濟新政治的要求 而產生，是反映新經濟新政治，而又為它們服務的。」周揚將五四以來的文學按照毛澤 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有關論述分為四個時期：1、1919年-1921年，「五四」運動到 共產黨成立，新文學運動形成的時期；2、1921年-1927年，從共產黨成立到北伐戰爭， 是新文學內部分化和革命文學興起的時期；3、1927年-1936年，共產黨所領導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時期，革命文學成為主流的時期；4、抗戰時期，新文學運動力量的重新結合 。本來把文學附屬於政治是周揚30年代以來對於文學的一貫的理解：「在廣泛的意義上 講，文學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關於政治和文學的二元論的看法是不能夠存在的 ……所以，作為理論斗爭之一部分的文學斗爭，就非從屬於政治斗爭的目的，服務於政 治斗爭的任務之解決不可。」[13]
李何林、王瑤、老舍和蔡儀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關於 「學習新文學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強調「新文學運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直接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作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學史的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是從『五四』的文學革命開始的。它是中 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十年來在文學領域上的斗爭和表現，用藝術的武器來展開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爭，教育了廣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爭密切結合著的。新文學的提倡雖然在五四前一兩年，但實際上是通過了『五四 』，它的社會影響才擴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陳思和在《一本文學史的構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學運動分作前後兩期，以五卅為界，開了以政治事件為文學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階段，文學史著作有多種分期，大多數是以歷 史政治事件來劃分。王瑤的著作最為典型，其分別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戰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來劃分，其他文 學史著作基本沿用這一分期標准。」[15]新文學史研究興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學社會學 和階級論流行的時候，西方和蘇聯的文學社會學理論著作和文學史著作大量翻譯出版， 而新文學界又得風氣之先。因此，這種文學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響和滲透到新文學史的 研究中。由於把文學視為社會生活的反映，認為文學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把社會的 發展變化視為文學發展變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麼，文學史分期與政治史分期的重疊與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堅《從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最早明確地否定了文學與政治標準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學史與革命史之間不可彌合的裂痕：「長期以來，我們的現代文學史 研究工作，花費了許多精力來說明新文學在三十年裡，怎樣不停地追隨著中國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步伐前進，文藝思潮和文學運動因此不斷出現新特點，作品因此不斷獲得新思 想、新題材……但這里有一個矛盾，就是有些現在大家已經公認為優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並非出自追隨革命最緊的作品。這就使得我們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出現了『破綻』… …這種情況無可辯駁地表明，我們研究現代文學史的指導思想存在著缺陷。問題究竟在 哪裡?看來，是在於一種比較狹隘的文學觀念限制了我們的眼光，以致我們不能從應有 的思想高度，對現代文學史進行研究。」[16]
80年代以來文學史分期的變化無疑是同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文學觀念的變化相聯系的， 反映在文學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學從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來，要求把文學史的分期從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來，「把文學史還給文學」，建立純粹的獨立的文學史的秩序 。80年代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觀念的轉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尤其是其「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區分，文學史的研究者要求擺脫文學史的外部 的纏繞，還原為「內部研究」，也就是說還原為「文學研究」。1985年，劉再復在《文 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中歸納「近年來文學研究方法表現出來的趨向」時就把「由外 到內」的趨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內，即由著重考察文學的外部規律向深入研究 文學的內在規律轉移。我們過去的文學研究，主要側重於外部規律，即文學與經濟基礎 以及上層建築中其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例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與社會生活的 關系，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系等，近年來研究的重心已轉移到內部規律，即研究文學 本身的審美特點，文學內部各要素的相互聯系，文學各種門類自身的結構方式和運動規 律等等，總之，是回復到自身。」[17]羅宗義在《關於現代文學研究的反思》中說：「 現代文學研究，在新時期發生了一場裂變。」[18]
王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中強調：「文學史分期應當充分重視文學 本身的歷史特點和實際情況，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從理論上說，作為意 識形態的文學，當然要為社會存在所影響所決定，每一時代的文學，都不能脫離當時經 濟和政治。因此，文學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慮與之相應的歷史分期的。但文學也有它自 己的特點，經濟和政治對文學的影響究竟何時以及如何在文學上反映出來，要受到文學 內部以及其他意識形態諸因素的制約，因此，它的發展過程並不永遠是與歷史環境同步 的……經濟基礎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響到文學的歷史進程，使之與歷史環境發生 或前或後的非同步關系。總之，文學史分期應當充分重視文學本身的歷史特點和實際情 況，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近況》中提出：「許多人指出，有些現代文學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爭史……其實，文學應當首先是文學，文學史應當首先是文學史。」[20]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編寫問題》中說：「文學史就應該是文學史，而不是什麼文藝運動史，政治斗爭 史，也不是什麼思想斗爭史。」「簡單地講，文學史就是要講文學現象的發展變化。」 陳思和說：「文學創作是人類的一種活動，它既來源於社會生活，是社會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對獨立的發展規律，有其自身的歷史繼承性與發展邏輯。根據社會發展史或者 政治史來劃分文學的時期，無法准確地體現文學發展規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與現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學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應該是作家、作品、讀者三個 方面進行綜合考察的結果。」[21]
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他們指出：「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 ，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從『內部』來把 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有機整體性，不容忽視的一項工作就是闡明藝術形式(文體)在整 個文學進程中的辯證發展。」同時，他們指出：「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 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並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 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 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並表現古老 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並崛起的進程。」[22]他們一方面 強調要從文學內部來把握文學史的進程；然而，另一方面實際上「文學現代化」和「匯 入世界文學」等概念卻又是一種非文學的歷史價值標準的預設。
20世紀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學」以「重寫文學史」運動達到巔峰。《上海文論》198 8年第4期開辟了「重寫文學史」的專欄。陳思和闡述道：「『重寫文學史』的提出，並 不是隨意想像的結果，近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確實走到了這一步……這在當時是出 於撥亂反正的政治需要，實際卻標志了一場重要的學術革命……這種學術活動不是技術 性的，它包含一種從思維方法到具體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實證的方法來修正原先由於政 治偏見而對文學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並不是對一些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 具體地說，『重寫文學史』首先要解決的，不是要在現有的現代文學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幾種新的文學史，也不是在現有的文學史基礎上再加上幾個作家的專論，而是要改變這 門學科原有的性質，使之從從屬於整個革命史的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 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23]
早在80年代初，對於文學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構想，但是這種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關社會性質的論述之上，而不是由於文學的訴求。但是，他們對文學史分期的看法卻和 後來「重寫文學史」運動不謀而合。邢鐵華認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源於中日甲午戰後， 『五四』並非它的發端。如果從1894年到1949可以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這一階段從社會性質來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從 時代精神來說，是反帝反封建；從文學現象來說，前後綿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為中界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前後兩個時期。前廿五年是現代文學的萌芽和發 展期，後三十年是現代文學的壯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舊民主主義文學，後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義文學。從關繫上說，後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發展，應該同屬『現代』 的范疇。」[24]陳學超提出「關於建立中國近代百年文學史研究格局的設想」，「將鴉 片戰爭以後八十年的文學史和『五四』以後三十年的文學史結合起來，建立『中國近代 百年文學史』」。[25]
1987年，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出版，其 《緒論》體現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思想。然而實際上，《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並 沒有擺脫社會學的論述模式，「20世紀中國文學」仍然被看作是20世紀社會變革的產物 ，也因此註定了它在分期上無法突破原來的格局。黃修己評述《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說：「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階段的具體論述，就知道以1927、1937為界，其實還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轍印上了。而第三個十年不止於1947，而要延長到1949，還是因為要 把新文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告一段落。把新文學分為三個十年，未見在分期問題 上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他還進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簡單，上述各位作者都堅持從 文學與社會生活關系的視角去考察新文學。而只要承認文學的發展演變是受社會生活變 動的影響、制約，則無法迴避新文學與中國政治革命步調相近的關系。」[26]黃修己指 出，以政治來分期，不僅是大陸50年代以後的學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來分期，任訪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政治色彩最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來作為文學史的分界。不僅如此，在意識形 態對立的海峽另一面的台灣，在分期上也與大陸學者並無多大區別。因為他們認為「不 管在那一個階段，新文學總是與時局的變化和民族的禍福有很密切的關系，感時憂國的 時代精神，貫穿了整個新文學發展史」。[27]
所謂「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中國新文學的整體觀」是在現代化的視角下產生的對於 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陳思和指出：「『五四』以來，中國政治生活屢生巨變。人們習 慣於以政治標准對待文學，把新文學攔腰截斷，形成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 學科概念。這是一種人為的劃分，它使兩個階段的文學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體，妨 礙了人們對新文學史的深入研究。」[28]樊駿說：「和只是孤立地著眼於作品的思想內 容的作法聯系在一起的是，過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題和題材，把這看作是現代 文學的根本的特點，以此作為考察評價現代文學的基本線索和根據。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學革命給中國文學帶來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和主題，它 所引起的變革要遠為豐富寬廣，包括了文學語言、文學體裁、表現手法的創新，新的文 學觀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觀、世界觀的作家的涌現等。它們都很難一概歸入反 帝反封建這個政治命題之中。所以過去那種理解限制了我們的思路和視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課題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貶低了，研究的范圍和評價的標准都顯得有些狹 隘。」「近幾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過程和經驗。這是一 個范圍和含義都要寬廣得多的命題，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線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幾個方面的內容，因而能夠較為全面地認識和評價這段文學歷史。」[29]實際上 ，「新時期」以來，「文學現代化」作為一種新的現代文學史的評價標准已經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義論》所曾經確立的評價標准。「文學現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義文學 」和「社會主義文學」：「就文學史來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性質誠然是重要的， 但它僅只能說明了文學的思想內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內容；並沒有包括例如倫理、友誼 等其它思想內容，更不能包括文學本身的藝術特徵；它只能說明意識形態的共同屬性， 而不能說明文學本身的特點，因此它不能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和界線。現代文學史的 起點應該從『現代』一詞的涵義來理解，即無論思想內容或語言形式，包括文學觀念和 思維方式，都帶有現代化的特點。它當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性質和內容 ，但『現代化』的涵義要比這廣闊得多。」「既然建國以來的文學和從『五四』開始的 現代文學有其一脈相承的發展線索，那麼就應該考慮現代文學史的訖止點是否應以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界線……如果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考察，即不僅只從政治內容的 范疇，而且從思想到藝術全面地考察的話，兩個歷史階段的連續性是十分重要的……現 代文學史應包括建國以來的文學歷史，不能只講到1949年。」[30]實際上，新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區分被統一到了新的現代化的政治實踐的「整體」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瑤和樊駿對於「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現代文 學史的評價標準的非難是一種誤解，是由當時的話語條件所制約的一種可能是有意的誤 解。他們沒有認識到，不論是「反帝反封建」，還是「新民主主義論」，都不是一種簡 單的政治評價標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識形態，不僅包括了「新的人生觀、世界觀」，以 及「倫理、友誼等其它思想內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學語言、文學體裁、表現手法的 創新，新的文學觀念的建立」。也就是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理所當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義的文化規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現代政治、經濟、道德、文化和文學規劃。 毛澤東高度評價的「五四」，它的核心內容就是科學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對舊 道德；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所謂現代化方案中的一種。 實際上，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從根本上是通過也許是有意識的、策略性的誤讀，引 入「現代化」的評價標准，來突破新民主主義的評價標准，擴大和拓展現代文學的范疇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當「20世紀中國文學」「打通」了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 之後，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內部的分期結構並沒有改變。而近代、現代、當代文學 史由「20世紀中國文學」所取代，則是「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學實踐被「 現代化」的文學實踐所取代的結果。正是因為「現代化」的概念，才產生了「中國新文 學的整體觀」，使曾經分裂的現代(新民主主義)文學史和當代(社會主義)文學史在「現 代化」這一新的意識形態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說，從根本上來說，80年代
C. 王西彥的作品
1931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古屋》、《尋夢者》、《神的失落》、《村野的愛情》、《微賤的人》、《春回地暖》、《在漫長的路上》，作品選集《王西彥中篇小說選》、《王西彥小說選》(3集)、《王西彥選集》(5卷)，文革回憶錄集《焚心燃橘煮骨的日子》及散文、理論文集等。
[著作書目]夜宿集（短篇小說集）1940，商務一段旅程（散文、報告文學集）1940，桂林石火出版社報復（短篇小說集）1940，改進懸崖（短篇小說集）1940，改進鄉井（短篇小說集）1942，三戶惆悵（短篇小說集）1942，桂林今日文藝社海的呼嘯（短篇小說集）1943，大地家鴿（短篇小說集）1944，桂林文學書店林野戀人（長篇小說）1945，良友；改名《村野的愛情》，1983，湖南人民一雙鞋子（短篇小說集）1945，改進神的失落（「追尋」之一，長篇小說）1945，上海中原出版社古屋（長篇小說）1946，文生鄉下朋友（短篇小說集）1947，上海萬葉書店還鄉（中篇小說）1948，中華風雪（中篇小說）1948，文生尋夢者（「追尋」之二，長篇小說）1948，上海中原出版社人性殺戮（短篇小說集）1948，上海懷正文化社文學·科學·哲學（文論）1949，中華文學與社會生活（文論）1949，中華微賤的人（長篇小說）1949，晨光輓歌與贊歌（文論）1950，文工幸福之島（短篇小說集）1950，文工在網窯里（短篇小說集）1950，中華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文論）1951，海燕唱贊歌胡段碧的時代（文論）1951，文工湘東老蘇區雜記（散文集）湖南省文聯籌備委員會人的道路（「追尋」之三，長篇小說）1951，文工偉大的人和偉大的作家（文論）1953，新文藝從生活到創作（文論）1954，新文藝為了祖國和人類（報告文學集）1954，新文藝朴玉麗（短篇小說集）1955，中青論阿Q和他的悲劇（文論）1957，新文藝眷戀土地的人（短篇小說集）1957，作家論《子夜》（文論）1958，新文藝新的土壤（中、短篇小說集）1958，新文藝從播種到收獲（文論）1959，百花在漫長褲舉的路上（第1部，長篇小說）1962，百花春回地暖（上下冊，長篇小說）1963，作家王西彥近作（小說、散文、文論等合集）1979，四川人民第一塊基石（魯迅作品研究集）1980，上海文藝王西彥散文選 1980，江蘇人民書和生活（文論）1981，花城兩姐妹（短篇小說集）1981，香港文藝研究會煉獄中的聖火（散文集）1982，人文王西彥中篇小說選 1982，香港南方書屋悲涼的鄉土（短篇小說集）1982，花城王西彥小說選（第一冊）1982，湖南人民 ；第二冊，1982，人文憂傷的世界（散文集）1984，浙江文藝晚望（散文集）1984，上海文藝王西彥選集（1—5卷，中短篇、長篇小說、散文合集）1985—1987，四川文藝穿越廢墟（長篇小說）1987，江蘇文藝北美之旅（散文集）1988，花城暮鍾（散文集）1989，上海文藝
D. 宋炳輝的主要著作
1，《新月與夜鶯——徐志摩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4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
香港：花千樹出版社，200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修訂版。
2，《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參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
3，《都市子夜的呼號——茅盾與上海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4，《網路文化與網路文學》，（學術對話錄），濟南：友誼出版社，2002年
5，《方法與實踐：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6，《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肖像：賈植芳畫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7，《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參與），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
8，《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9，《追憶與冥想的誘惑》（評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
10，《想像的旅程》（評論文集），長春：吉林出版集團 2009年 1，《20世紀中國文學精品》（副主編，5卷本），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2，《老舍印象》（主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
3，《辜鴻銘印象》（主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
4，《徐志摩作品賞析》（主編），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
5，《新編大學寫作》（副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6，《朱自清散文經典》（主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
7，《大學語文試驗教程》（副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8，《王蒙研究資料》（主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9，《中國當代文論選》（副主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1，《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叢書》，第一輯先推出4卷：
丁玲（丁言昭）、端木蕻良傳（孔海立）、蕭紅傳（葛浩文）、錢鍾書傳（張文江）、《徐志摩傳》（宋炳輝），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
第二輯包括：《沈從文傳》（張新穎）、《張愛玲傳》（宋明煒）、《馮至傳》（張輝）、《包天笑傳》（欒梅健）、《郁達夫傳》（方忠）等。
2，《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文庫》，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輯包括丁爾蘇、王寧、王曉平、樂黛雲、劉象愚、孫景堯、嚴紹璗、楊乃喬、陳思和、孟華、趙毅衡、饒芃子、曹順慶、謝天振等14卷。 1，《伍爾夫日記選》（【英】維吉尼亞·伍爾夫著，翻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
2，《漢語詩學：1917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美】奚密著，翻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08年 其他參與著作與參編教材：
1，《夏天的審美觸角》（陳思和主編），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
2，《人類精神自畫像》（陳思和主編），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
3，《文學中的妓女形象》（陳思和主編），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年
4，《創造中的美》（孫正荃主編），北京：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5，《中國小說描寫詞典》（殷海國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
6，《現當代詩歌名篇賞析》（合作），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年
7，《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讀》（全國自考統編教材），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9年
8，《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央電視大學統編教材），北京：中央電大出版社，2000年
9，《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中央電視大學統編教材），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
10，《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自考題典》（自學考試教參），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0年
11，《新時期文學概說1978—2000》教育部中學語文教師培訓教材，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12，《談話的歲月》（陳思和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13，《中外比較文學名著導讀》（樂黛雲主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 1, 《兩代人的追求：以王蒙和張承志為例》，文學評論家，1986年第1期
2, 《文化的命運和人的命運：論王蒙〈活動變人形〉》，上海文論1987年第1期
3, 《寬容背後的激情——論王蒙創作的自我超越》，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2期
4, 《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創業史〉》，上海文論 1988年第2期
5, 《李平易小說漫評》，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2期
6, 《追憶與緬想的誘惑——評魏志遠的小說》，萌芽雜志1994年第1期
7, 《50—70年代蘇聯文學在中國的譯介》，中國比較文學1994年第2期
8, 《民間的意義及其限制：兼論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
9, 《面對苦難的現身說法：論張煒三部長篇小說》，當代作家評論1995年第5期。
10,《對抗現實的一種方式——大雪小說閱讀札記》，當代小說 1995年第11期。
11,《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巴金》，書城 1995年第6期。
12,《<紅日>與中國當代戰爭小說》，上海第二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
13，《徐志摩在接受西方文學中的錯位現象辨析》，中國比較文學 1999年第3期。
14,《在邊緣凝視：殷惠芬小說評論》收《上海五十年文學批評叢書·作家論卷》華東師大1999年11月
15,《新中國的穆旦：翻譯與創作》，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2期
16,《曾經滄海後的超越：穆旦的晚年詩作》，文學報2000年2月24日3版
17,《懷舊的姿態與悖論》，文學報，2000年6月1日，收《網路時評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
18,《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與比較文學學術空間的拓展》，中國比較文學2000年第4期
19,《網路給文學帶來什麼》，文匯報2000年12月9日。人大復印資料2001年第1期全文轉載。
收《網路時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
20，《反思歷史，探索新路：陳思和教授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探索與思考》
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1期。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21，《網路文學是一把雙刃劍》，收上海作協編論文集《世紀末的中國文壇》華東師大版2001年5月。
22,《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中國比較文學2002年第2期
23,《文學媒體的轉換與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文藝理論研究2002年第3期
24,《在中國意識的闡釋中揭示世界性因素》，中國比較文學2002年第3期
25，《論網路時代的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 2002年第4期
26，《與作家陳村對談網路文學》，作家 2002年第10期
27，《論翻譯文學的雙重主體》，比較文化與比較文論2002年第2輯
28，《徐志摩日記的發現及其價值》，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4月26日。
29，《比亞斯萊的兩副中國面孔》，譯文2002年第5期。社會科學報2002年9月16日轉載。
30，《對話：網路的超文本、交互性與人性》（與嚴鋒合作），南方文壇2002年第1期。
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現當代文學文摘》摘轉
31，《時代文化壓力與文體規范的變異——關於「潛在寫作」文體特點的一種探討》，
天津師大學報2003年第2期
32，《文化的邊界到底有多寬：跨語際研究的啟示》，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四期
33，《米蘭·昆德拉的中國之行》，譯文 2003 年第5期
34，《對話：網路時代的批評與學術》（與郜元寶等合作），上海文學 2003年第1期
35，《世界語與弱小民族文學的中譯》，中國比較文學2004年第1期。
36，《論中外文化交往中的世界語運動》，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37，《漢語資源的發掘與現代翻譯文學》，華僑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38，《關於西方的中國形象的對話》（與周寧合作），中國比較文學2005年第2期
39，《變奏與致意：在創造中延續和展開的文學經典——論昆德拉對狄德羅的戲仿》
中國比較文學2005年第1期
40，《一份雜志，一個學科：<中國比較文學>雜志20年回顧》，中國比較文學2005第3期
41，《開在故鄉的不知名花朵——泰戈爾與上海》，文匯報，2006年5/25日。
42，《理論的生成語境、跨文化輻射和本土問題意識》，中國比較文學2006/4期。
43，《還原具體歷史情境，拓展社團研究空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第6期。
44，《開放的經典教育與新世紀文學》，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45，弱勢民族文學的影響接受與中國文學的主體建立，當代作家評論07/3期
[韓國]中國現代文學第40號07/3
46，王安憶的世界文學視野及其文學觀念，當代作家評論07/3期
47，跨文化時代比較文學的挑戰和機遇，文匯讀書周報07/2/21
48，《聖天門口》的史詩品格及其倫理反思，文藝爭鳴07/3期
49，20世紀下半期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的譯介，中國比較文學07/3期
50，季進的才情與學術個性，當代作家評論07/4期
51，四分之一世紀的榮耀：馬爾克斯在中國，譯文07/4期
55，《紅日》論，文藝爭鳴07/10期
56，做老師的兩種境界：讀庄札記，文匯報07/9/10
57，還原具體歷史情境，拓展社團研究空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07/3期
58，跨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經典——在上海大學文學院的講演，收入《詩與思》，上海：學林出版社07/1
59，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第1卷第2輯，高等教育出版社07/3
60，民族意識與世界意識的糾纏——從對泰戈爾接受看中國現代文學思潮， 復旦大學學報2008第1期.
61，試論跨文化的文學經典，蘭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62，從比較文學到翻譯研究——關於譯介學的對話（合作），渤海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63，歷史紛應多視角 背景廣宜放眼量，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08年第6期
64，立場、方法與途徑——關於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幾點思考，跨文化對話，2008第4期
65，所有的一切，都從寫實開始：評陳占敏的長篇小說《金童話》，文藝爭鳴2008第11期
66，斯人已去 精神長存——賈植芳先生對比較文學的貢獻， 中國比較文學2008年第2期
67，把神韻化進形式，讓形式表現神韻——徐志摩的文學翻譯，東方翻譯2009年第1期
68，30年來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綜述，重慶大學學報（社哲版）2009年第1期
69，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主體立場及方法芻議，跨文化對話2009年第26輯
70，從穆旦到查良錚：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表達，東方翻譯2010年第4期
71，韓少功的翻譯與我們的昆德拉，東方翻譯2009年第2期（12月）
72，中國作家與裴多菲的格言詩，東方翻譯2010年第1期
73，作為翻譯家的賈植芳，東方翻譯2010年第2期
74, 王蒙的翻譯活動及其語言才華,東方翻譯2010年第3期
75，東歐的意義及其東歐文學在中國的影響與接受，中國比較文學2010年第4期
76、周立波的翻譯及其外國文學視野,東方翻譯,2010第5期
77、讓世界了解中國人民——多語作家葉君健的翻譯與文學活動,東方翻譯,2010第6期
78、 The Reception of East European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Neohelicon , Kluwer Online & Springger,2011
E. 葉以群的著作書目
文藝創作概論孝基（文論）1933，天馬
創作漫話（文論）1936，天馬
生長在戰斗中（報告文學）1940，中國文化服務社
文學底基礎知識（文論）1941，生活
旅程記（散文、文論合集）1942，桂林集美書店
秭妹行（話劇）1943，重慶東方書社
新人的故事（短篇小說集）1943，重慶當今出版社；1947，新群
文藝思想問題筆記（文論）1954，新文藝
在文藝思想戰線上（文論）1957，新文藝
魯租叢迅的文藝思想（文論）1957，新文藝
我們的文藝方向和創作方法（文論）1958，新文藝
在不平常的日子裡（散文）1958，百花
談有關文學特徵的幾個問題（文論）1958，上海文藝
蘇聯文學的光輝成就從哪裡來？（文論集）1958，上海文藝
文學問題漫談（文論）1959，作家；增訂本，1963，作家
論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發展方向（文論）1960，上海文藝，修訂本，1963，上海文藝弊慎櫻
今昔文談（文論、雜文）1962，上海文藝
以群文藝論文集（文論）1983，上海文藝
戰斗的素繪（報告文學集）選編，1943，作家書屋
南京的虐殺（即《戰斗的素繪》）選編，1946，作家書屋
高爾基畫傳（傳記）編寫，1956，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文學的基本原理（上下冊）主編，1963—1964，上海文藝；合訂本，1964，修訂本；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