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在水邊的居民性格是怎樣的
近代兩湖地區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徵
江凌
內容提要：文化性格是一定文化區域內居民長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對穩定的，同時又具有歷史延續性的價值觀念、心理傾向和精神追求，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行為習慣方式。近代兩湖地區居民的文化性格基於悠久的楚文化傳統涵化，同時，在社會動盪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響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沖擊下，出現了一些變異，其文化性格主要表現為既愛國愛鄉又崇尚革新、既包容開放又經世致用、既機智狡巧又剛悍勁直、既尚武好勇又多元並存，而這些文化性格的形成則是地理生存環境、楚文化傳統、宗法血緣傳承、明清移民、經濟社會發展、近代西方文化的沖擊與影響等因素合力的結果。
關 鍵 詞：近代 兩湖地區 居民文化性格
作者簡介：江凌，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研究人員、史學博士。
關於性格的形成，著名心理學家巴甫洛夫認為：性格是天生與後生的合金，性格受於祖代的遺傳，並在現實生活中又不斷改變、完善。這表明，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可分為兩大板塊：一是由生物性或遺傳性等自然因素形成的性格特徵，即先天性格，或者說是性格中由先天因素形成的部分；二是在後天的文化環境中形成的性格特徵，我們稱之為文化性格。文化性格是從社會心理學中的「社會性格」概念中演化而來的一個邊緣比較模糊的概念。近人梁啟超以「人格」指稱集團或區域的文化性格，從心理層面闡釋「文化性格」之意義。梁氏曰：「凡史跡皆人類心理所構成，非深入心理之奧以洞察其動態，則真相未由見也。而每一史跡之構成心理，恆以彼之『人格者』為其聚光點，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臨時之沖動斷制，而全史跡之筋脈乃活現。」①20世紀40年代，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提出了「社會性格」的概念，並將之定義為：「團體的每一個分子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結構，是一個團體大多數人性格結構的基本核心。」②其後，有人提出「現代性人格」「社區性格」「國民性」「民族性格」等與「社會性格」等相通或相容的概念。我們認為，文化性格是指一定的文化區域內居民長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對穩定的，同時又具有歷史延續性的價值觀念、心理傾向、物質和精神追求，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行為習慣方式。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是文化性格的內部因素，它通過相應的社會行為習慣方式表現出來。同一文化區域居民的區域文化性格秉承傳統文化基因和居住環境的穩定性，具有持久性和延續性，同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一定的文化區域會由於社會結構、移民、外來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等因素的變動而呈現出不同的特徵。所以，區域文化性格既有其「地域」的持久性，又有其「歷史」的傳承性與流變性。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差異性，不同區域文化呈現出不同的文化性格特徵。特定的區域文化性格一定是在特定的文化環境即文化區域中形成的。由於文化區域劃分的層次或級差不同，根據其文化特徵所劃分的文化區域，有大小、粗細之別。因此，文化地理學者們在劃分文化區域時，用文化大區、文化區(可稱為第一層次，宏觀文化區，如世界11大文化區，中國南、北兩大文化區等)，文化亞區、文化副區(可稱為第二層次，中觀文化區域，如齊魯文化區及齊文化亞區、魯文化亞區，嶺南文化區及廣府、潮汕、客家文化亞區)、文化核區(如某一城市文化區及其亞區)等概念。從理論上講，在區域文化性格的識別中，越是過高層次的抽象，其涵蓋性越差，越不準確；反之，越是具體的分析，則越能達成准確的識別③。
為了便於區域文化性格比較和相對具體的識別，本文以兩湖地區(包括荊楚文化亞區和湘楚文化亞區)這一中觀文化區域為例，拋磚引玉，以識別與剖析近代兩湖地區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徵。
一、近代兩湖地區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特定的地理環境產生特定的人類體質，而人類的文化性格正是以特定的人類體質為載體的。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人們在接受環境影響的同時，也在改造環境的過程中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不同區域因地形、地貌、氣候、水文、山川風土不同，其區域內居民的文化性格便會有差異。
兩湖地區地處內陸東西交接、南北過渡的中間地帶，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交通位置便利，易為各地士民、紳商或其他移民、流民聚集，形成多元並存、兼容並包的文化性格。比如，鄂西、鄂西北山區因山高林密、地勢險峻而相對封閉，與外界文化交流較少，加上受周邊少數民族的影響，而形成了樸野率直的文化性格。兩湖平原水網交織，物產豐饒，經濟發達，社會分工繁雜和生產方式多元化，加上移民因素和商品經濟的影響，其居民養成了機變智巧、包容並蓄的性格特徵。湖南省東、西、南三面環山，境內有五分之四為山區，北面又有長江天塹和洞庭湖阻隔，所以在近代以前與外域交通和聯絡相對困難，呈現半封閉狀態。大凡交通不便，對外接觸較少的山區居民，性格相對剛直強悍。「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蓋地理使之然也。」④曾國藩招募湘軍，多用湘鄉、寶慶等地的山僻之民，就是看重山鄉之民獷悍朴實、好勇率直的性格特徵。「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猾；城市多游惰之士，鄉村多樸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⑤
然而，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Jean Gottman)認為：「要把一個區域和四周區分開來，除了需要突出的山脈或河谷、特定的語言和某些技藝外，還必須有一種基於某種宗教教義、社會觀念、政治模式(有時是三者的結合)的強烈信仰。因此，區域化必須以景象作為基礎，每一個社區都有它的特具景象，一種和它的鄰區稍稍不同的標記。」⑥
而自先秦以來的楚文化傳統所傳承而來的性格胎記正是兩湖地區文化的特具景象之一。法國藝術家丹納在其《藝術哲學》中雲：「一個民族永遠保留著他鄉土的痕跡……並認為那是一個底層的原始花崗石，以後的時代雖然會把以後的岩層鋪上去，但是它的本來面目依舊存在。」⑦人們最初的文化環境對文化性格的影響是最深刻的，如同在調配顏色時先著的底色，以後再加進其他什麼顏色，都無法完全消除底色的影響，就好像是一種文化胎記。一種先入為主的區域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不管經歷多少文化色彩的疊加和重塑，其文化性格的底色都是難以徹底抹消的。因為，在文化性格的嬗變中，價值觀念、信仰是最深層、最穩定的因素，一旦形成傳統和定勢，便很難改變。近代楚文化是從先秦楚文化和中世楚文化傳承而來的，其區域內居民的文化性格具有歷史延續性和穩定性。近代兩湖地區居民的戀鄉愛國、尚勇好鬥、機智靈巧、兼容並包、多元並存等文化性格，都能在先秦楚文化中找到歷史影子。以尚武好鬥、剛勇勁悍的性格為例，史家揚雄雲：「包楚與荊，風剽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⑧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紛爭兼並。楚人崇尚武力，剛毅強悍，作戰英勇，連年征伐，視死如歸，如《楚辭·國殤》載：「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豰兮短兵接……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身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在兩湖地區的楚墓中，隨葬兵器司空見慣。以江陵雨台山楚墓為例，出土兵器不僅種類多，數量大，而且製作精良。在已被考古發掘的588座楚墓中，有216座出土有兵器。
宗法與地緣、血緣因素也是兩湖地區文化特具景象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封建社會的村落、集鎮，居民基本是以血緣和宗法為紐帶在一定地域聚族而居。在區域鄉村社會中，由德高年長者、士紳或有文化的讀書人擔任的族長充當著「文化領袖」的角色，鄉村居民的文化性格往往受其影響很深。誠如近人梁啟超先生雲：文化愈低的地方，歷史人格愈容易為少數人所壟斷，幾個「首出的人格」，變成了「眾趨人格」。梁氏以「史跡集團」為例，認為「史跡集團之『人格者』——每一集團，必有其『人格者』以為之骨幹。此『人格者』，或為一人，或為數人，或為大多數人」⑨。明清以來，兩湖地區地方宗族組織比較完善，兩湖平原和鄂西、鄂北、湘東、湘西、湘南等地宗族常為爭奪湖泊、水源、山林、土地而糾紛不斷，甚至時常發生成百上千人的械鬥，其尚勇好鬥、強悍勁直的文化性格特徵表現得相當明顯。近代兩湖地區城市(鎮)興起後，城市(鎮)中的移民常常以地緣為紐帶，組織各種商幫，如沙市以地緣而組成的江西幫、安徽幫等十三幫，以會館為活動中心，形成了不同地緣的商業文化性格特徵。湖南獷悍朴實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與當地漢、蠻、苗等不同民族雜婚相關。湖南自古是苗瑤等蠻夷民族雜居之地，蠻夷民族的性格比較野蠻不馴、強悍朴實。明末清初碩儒顧炎武曾說：「(湖南)諸蠻錯處之地，蠻子驃悍樂禍，自漢已然，非可以禮義法制柔也。」⑩光緒《湖南省志》稱：「蠻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刺以刀刃，百十年必報復仇殺。」(11)自春秋戰國以來，漢、苗雜居，互相通婚，血緣混合，更賦於一種強悍之氣，「漢人與苗人通婚，成了一個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個性」(12)。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甚至認為：「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竊以為蠻族血統活力之加入，實有以致之。」(13)湖南人的苗、蠻、漢混血的血統造就了強悍剛勁的文化性格，這種文化性格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近代湖南的豐功偉績。
移民和流動人口對於區域居民文化性格的變遷亦有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處於高態勢文化的移民遷入到低態勢文化的地域，對遷入區居民的語言、宗教信仰、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方式影響更大。兩湖地區地理區位、自然環境優越，自先秦楚人南遷以來，一直是人口遷入和流動頻繁的區域。明清以前，歷史上歷次大規模人口遷移，基本都是處於高態勢文化的北方移民(包括士紳、商民、流民等)向南遷入文化相對處於較低水平的兩湖地區，對當地原居民的文化性格影響較大。比如，湖南原為苗蠻居住地，自春秋戰國時期北方移民入湘以來，華夏族與蠻夷之間為爭奪土地、水、山林等資源，相互爭斗不止。明清之際，大批江西移民入湘，受土著居民抗拒，強悍械鬥之風盛行(14)。在這種激烈爭斗的生存環境中，湖南人養成了尚勇強悍的性格。同時，大凡背井離鄉、遷移他鄉的移民，多有開拓意識和自立進取的精神。江西人進入湖南後，面臨環境的挑戰和土著人的排斥，更勤勞、實干。他們與當地民族雜居，與苗、瑤、侗、土家等族聯姻，吸收了這些民族強韌、獷悍、剛直的習性，從而形成了一種勁直勇悍、好勝尚氣、不信邪，甚至流於褊狹任性的文化性格。
與此同時，近代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還受社會心理、文化心態和價值觀念的制約與影響。一種社會習慣和生活方式能否被大眾接受和遵循，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大眾心理是否認同。從眾心理、入鄉隨俗的觀念是一種普遍的心理觀念。當兩種文化相交之時，往往會出現文化的涵化，導致區域文化性格的變異。以崇洋求新、包容開放的文化性格為例，近代社會轉型以來，由於西方先進科技文化和社會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的滲入，崇洋求新的心理經開明紳士、地方官員等「文化領袖」的倡導，以及西方傳教士、外商、出國考察人員和歸國留學生等人士的言傳身教，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和價值觀念。近代漢口、武昌、長沙、岳陽、沙市、宜昌等兩湖地區區域中心城市開埠通商以來，隨著西方社會衣飾、食品、日常生活用品逐漸進入，由於其物美價廉、質優實用，逐漸得到人們的認同和接受，人們一反原先的仇洋排外心態，轉而崇洋趨新。在這種心理支配下，兩湖地區居民的文化性格趨向求新、奢靡和開放包容。在兩湖地區開埠通商城市以及中小城鎮和農村集市裡，普通百姓購買洋貨洋物，富商大賈和官紳信仰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及其他西方新教，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習染西方習俗。「頭戴外國帽，眼架金絲鏡。口吸紙卷煙，身著嗶嘰服，腳踏軟皮鞋。吃西茶，住洋房，點電燈，卧銅床……」(15)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更多洋貨的到來，更多新奇事物的輸入，湖南人的好奇心和進取、求新、開放的精神蠕動起來，湖南維新變革、新政運動，開民智、興新學，發展工商業，等等。不能不說是受到西方宗教、商業及其物質生活習慣和精神信仰影響的結果。
居民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受其文化價值觀念的支配，而這變化著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心態，又是社會的經濟發展形勢使然。因而，區域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又是以社會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盡管文化性格的變遷相對緩慢，但總體而言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基本一致。明清時期，大規模的移民遷徙，有力促進了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的開發和城市(鎮)商業經濟的繁榮，以漢口為例，「巨鎮水陸沖，彈丸壓楚境，人言雜五方，商賈富兼並，魚蝦鯹就岸，葯料香過嶺，黃埔包官鹽，青箬籠苦茗，市聲朝喧喧，煙色晝暝暝，一氣十萬家，焉能辨廬井」(16)。商業經濟的繁榮，商人的增多，物質的富裕，易導致機巧和奢華習性的嬗變。「夫逐末者多，則泉刀易聚；逸獲者眾，則風俗易隤。富家大賈，擁巨資，享厚利，不知黜浮崇儉為天地惜物力，為地方端好尚，為子孫計久遠；驕淫矜誇，惟日不足。中戶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羨慕，既而則效，以質朴為鄙陋，以奢侈為華美，習與性成，積重難返。」(17)近代兩湖地區沿江港口商業城市在崛起的過程中，城市居民逐漸形成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文化性格場域，城市廣攝各地文化，經過融合變異，形成新的城市文化性格，然後向周邊輻射，引發兩湖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帶居民文化性格的共振和嬗變。比如，近代兩湖地區各地普遍存在的機智巧猾、奢侈華靡的文化性格，即是區域中心城市(城鎮)文化性格共振、輻射的產物。
總之，兩湖地區作為一種文化地理單元，是一個包含著獨特的歷史文化內涵和特具景象的區域概念，基於語言、宗教信仰、價值觀念、行為習慣模式的區域群體的文化性格就是這一區域內的特具景象、文化景觀或「感覺標記」。而這一特定區域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正是由於其地理生存環境、楚文化傳統、宗法血緣傳承、明清移民、經濟社會發展、近代西方文化的沖擊與影響等因素合力的結果。
二、近代兩湖地區居民文化性格的特徵
文化是歷史的積淀物，相同的文化傳統會使某一地區的人們產生相同的歷史感應和心理認同，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圍。這種非具象的文化傳統的感應和文化氛圍在空間上的一致性和差異性，是認知區域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先秦荊楚文化傳統是兩湖地區居民文化性格的深層的記憶。著名心理學家榮格指出，在個人無意識的心理中，不僅保留著他自己從童年以來的經驗，而且保留著他所屬種族的祖先們的經驗，先天遺傳著一種「種族記憶」(18)。這個種族記憶是人心理的深層結構，它決定著個人對外界反映的傾向性。因此，近代兩湖地區居民的文化性格基於悠久的楚文化傳統涵化，同時，在社會動盪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響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沖擊下，也出現了一些變異。
既愛國愛鄉又崇尚革新。荊楚文化自古有愛鄉愛國傳統，自先秦時期，楚人的愛鄉愛國精神便代代相傳，從楚人的「地隨人遷」情結到楚國平民「相率而為致勇之寇」，從屈原的愛國忠君到西漢賈誼的憂國憂民，從嶽麓書院師生的抗金御元到明末清初的救亡抗清，荊楚地區士民書寫了一曲曲愛國愛鄉的壯美故事。近代以來，列強入侵，清政府腐敗無能，兩湖地區士民雄起而救國，先是地主階級開明紳士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接著維新派革新政治以禦侮，再接著革命派前赴後繼以救國，愛國運動接連而起。20世紀初，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劇，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兩湖地區青年學生群體開展了一系列愛國救亡運動，1900年9月22日，兩湖書院學生聽說東三省已遍插俄國旗幟，便集會要求政府對俄宣戰(19)。1903年1月湖北留日學生在東京編輯出版《湖北學生界》月刊，1906年10月湖南留日學生在東京編輯出版《洞庭波》雜志，均以「喚醒國民、救亡圖存」為宗旨，進行愛國革命宣傳活動。即便是重利奢靡的商人在民族危急關頭，民族意識也空前高漲。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志士的愛國救亡運動更是可歌可泣，比如，湖北革命志士黃侃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葯也》、湖南革命志士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等革命宣傳文章表達了強烈的愛國激情和鮮明的民主革命思想。
荊楚文化自先秦時期起，就有容納不同民族、地域文化進行融合創新的傳統，後經歷代演變，在近代社會轉型和變革時期，兩湖地區的荊楚民眾傳承並發揚了這種革新精神。在近代湖北，洋務派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主旨，主張學習西學，變革社會，並創辦各種工商實業，改革教育，發展軍事，鼓勵創辦報刊等，使湖北革新精神為之一振。清末民初，湖北社會變革運動日益高漲，學生群體愛國進步，革命小團體先後組建。共進會、文學社等革新勢力越來越大，新紳士領導了湖北立憲運動，革命派撰寫、創辦諸多進步書刊進行革命宣傳，辛亥武昌起義的成功，以及五四時期惲代英、蕭楚女等一批志士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宣傳和革命斗爭等等，革新浪潮波瀾壯闊。在湖南，洋務思想和洋務新政日漸顯著，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運動亦如火如荼。「近日湖南風氣(按：指新政運動)又為各省之最，是由地氣變得益盛，亦由鄉先賢之善變也。」(20)以譚嗣同、唐才常、陳寶箴等為首的湖南維新派開民智，倡西學，開設學堂、舉辦學會，開辦近代新式企業，建立各項新文化設施。唐才常曾滿懷豪氣地說：「古有燕趙，今有湖南；日本有薩摩二省，中國有湖南一省。救中國從救湖南始。」(21)五四運動時期，以毛澤東、何叔衡、蔡和森為首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者，創辦各種革命刊物，親自組織武裝斗爭，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既包容開放又經世致用。先秦荊楚文化時期，楚人即具有濃郁的包容和開放精神。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明清和晚近時期。在明清至晚近以來官紳移居、農業性移民、商業性移民、城市化移民頻仍和近代西方寓居僑民的作用下，兩湖地區本地民眾海納百川、包容開放的性格特徵更為明顯。比如，晚清時期，湖北數量眾多的移民落居異地，與當地居民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取長補短，為當地居民吸收融合，導致社會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如鄂西北山區流民較為集中，清中期時，「四川、江南、山西、廣東、湖南，本省武昌、黃州、安陸、荊襄之人亦多入籍，親戚族黨，因緣接踵，聚族於斯，語言、稱謂仍操土音，氣習風尚，皆各以其俗為俗」(22)。逮至晚清時期，這種交流融合之勢更為顯著，「山深地僻，五方錯處，俗陶秦越之風，人漸江漢之化」(23)。在湖南，魏源主張「師夷長技」，左宗棠、郭嵩燾主張學習西方，進行洋務革新；譚嗣同疾呼變法自強，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的社會制度、教育制度和各種科學文化知識。即便是保守派的地主士紳王先謙、葉德輝也主張學習西方、發展湖南工商業，積極開采礦產。王氏曾雲：「非常之變，蓋非常理所能制馭；雖古聖處今日，其法不能不變也。」(24)葉德輝則率先與奧商訂約開采湖南銻礦，以發展民族工業。這一切都顯示了兩湖地區近代士民的包容性格和開放精神。
在明末戰亂、移民等因素影響下，以黃宗羲、顧炎武和湘籍碩儒王夫之等為代表的近世學人首倡經世致用思想。兩湖地區學者積極響應，清代狀元、湖北籍學人劉子壯尊崇理學，主張經世致用；李潢、李元、陳運鎮、陳鑾、彭崧毓等士紳都強調經世之學，使湖北近代學術和學風漸趨務實和使用，影響所及，從學界到政界、從商界到其他實業界，多崇尚經世致用。近世湖湘文化的精髓即為經世致用，尤其是在近代，面臨科技落後、學風空疏和民族危機的社會現實，湖南士民更崇尚實學和經世學風。比如，光緒初年，湖南學政從經世致用的目的出發，重新規劃湘水校經堂，郭嵩燾作《湘水校經堂記》，要求學子通經致用；光緒十六年(1890)，學政張亨嘉又進一步發揚湘水校經堂的經世學風；湖南維新運動前夕，學政江標整頓校經書院，使其更加務實和重視踐行，從而帶動了全省崇尚實學風氣的興盛。此後，譚嗣同、唐才常辦瀏陽算學館，《湘報》《湘學報》辟「格致」「時務」「算學」「輿地」等專欄倡導實學，繼而湖南礦業、機械、鐵路、火柴、輪船、電燈、電報等新興工業興起，使湖南的經世致用學風和民風為之一振，此後長盛不衰。
既機智靈巧又剛悍勁直。楚人素有機智、靈巧乃至狡猾的文化性格，從先秦直到近世以來。荊楚居民便具有這種性格基因。如《太平寰宇記》載：「荊之為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故人多剽悍。又雲楚之俗剽悍、巧猾。此所言則多漢晉以後楚俗之敝者。」(25)晚清以來，隨著交通的發展、移民的湧入，為適應人口繁雜交匯和早期現代化轉型時期的社會復雜多變的環境，兩湖地區民眾性格中機智靈巧的特質更為突出。在不少地方，甚至有所謂「明季殘破之後，土著者十無一二，率多流寓，四方風氣不一，機變遂生，俗之趨於偷也，由來漸也」(26)之嘆。近代以來，湖北民間流傳的機智、智巧等代表性人物，有荊州的徐苟三、漢陽的賤三爺、黃岡的陳細怪等，但機智過了頭便演變為精明狡猾了。這在近代荊楚商界體現得更為突出，「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27)，「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而多詐，多詐則巧法令」(28)。如近代漢口部分商人見利忘義，假冒欺騙、設局坑人的現象屢見不鮮。在三湘四水、山勢峻麗的湘楚之地，自古地靈人傑，千百年來便有「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的傳統，湘人機智而富有靈氣，涌現了以陶澍、賀長齡、魏源等為代表的經世派，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為代表的湘軍和洋務派，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為代表的維新派，以黃興、宋教仁、蔡鍔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毛澤東、蔡和森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等人才群體，彰顯湖南人的機智和靈氣。
文化性格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歷史延續性。先秦時期，楚人與南方土著蠻夷混居，性格中有蠻風楚韻特色。先秦楚民的剛悍勁直性格經過長時間的歷史積淀，延續至明清和近代。《明神宗實錄》載：「楚地遼闊，民情獷悍，易動難安。」(29)在清代地方誌中，載兩湖地區民風「強悍勁直」者十分常見，如康熙《漢陽府志》載：「本黃岡、麻城、黃陂三縣分土，俗亦大都近之，民多悍狂而不馴。」(30)咸寧「人多勇悍決烈，猶有楚之遺風」(31)。近代湖南地方誌中記載湖南士民強悍的文化性格者亦很普遍。如長沙府士民「勁直任氣」，岳州府士民「人性悍直」，衡山縣「其民尤尚氣力」，安化縣「任性剛直」，郴州「賦性刁悍」，等等。近代湖南人最鮮明的文化性格為強悍，也有學者歸結為不信邪的「騾子脾氣」(32)。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湖南人素來有一點倔強」，他們「什麼都可以犧牲，惟宗旨絕對不能犧牲」(33)。近代以來，兩湖地區士民之所以在中國近代史上書寫了諸如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等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運動，與其強悍剛直的文化性格不無關系。
既尚勇好鬥又多元雜糅。楚人先祖辟在荊山，以啟山林，在艱苦的環境和強鄰的夾縫中頑強地求生存。不尚武好鬥，無以立足，無以發展。因此，楚人四處征戰兼並，甚至問鼎中原。長期征戰養成了勇武、好鬥的文化性格，並經過代代延承。明萬曆甲辰湖北蘄水縣進士郭士望在其族譜序言中稱：「臣，楚人也。楚人無門戶，此楚人之得也，而以剽勇輕悍之習，喜於佐斗，此則楚人之罪。」(34)《古今圖書集成·武昌府風俗考》雲：「楚俗尚氣由來遠矣，至興國蹱習太甚，訐訟成風。」(35)近代以來，在內憂外患的艱難生存環境下，在救亡圖存的民族危機意識的激發下，兩湖地區居民這種尚武勇敢遺風得以再次煥發。20世紀初，民族意識覺醒的湖北青年學生們提出「學戰」口號，充當革新之健將。辛亥革命中，參加武裝斗爭的新軍多由學生組成，當時「革命之聲，甚囂塵上，因而青年士子，多投筆從軍，如蔡大輔、蔣翊武、楊王鵬、蔡濟民、何海名等，皆以白面書生，而應募為兵士者也」(36)，體現了湖北新式知識分子的尚勇精神。近代「湖南則以勇武和堅韌聞名，是古代楚國武士後裔中較為使人喜歡的一些人」(37)。中國首位留美學生容閎雲：「湘人素勇敢，能耐勞苦，實為良好軍人資格。」(38)近代湘軍集團的崛起得益於湖南人尚勇好鬥的性格特徵，湖南巡撫陳寶箴雲：「自咸以來，削平寇亂，名臣儒將，多出於湘。其民之勇，士氣之盛，實甲於天下。」(39)革命派領袖人物宋教仁雲：「湖南之民族，堅強忍耐，富於敢死排外性質之民族也。」(40)以青年學生為例，光緒末年的湖南學生，「好乾事，不怕死，是他們的特色。反抗官廳，不服壓制，是他們外發的表徵」(41)。清末民初，在湖南青年學生中流行一首《學生運動曲》，歌詞曰：「大哉湖南，衡岳齊天，洞庭雲夢廣……風強俗勁，人材斗量，百戰聲威壯。湘軍英武安天下，我輩是豪強。」(42)湖南學生尚勇之精神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