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福州的歷史沿革
福州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曇石山文化至中原商周時期的黃土侖類型，表明閩族先民們已在此以漁獵、採集，或從事原始農耕，使用磨製石錛、石斧、石刀等石器；已掌握紡織、制陶等生產技術和相應的裝飾藝術。戰國秦漢，福州閩族先民與越王勾踐後裔融合形成閩越族地方政權。1992年、1998年、1999年，分別在鼓屏路錢塘巷西口基建工地、屏山菜市場基建工地、歐冶池畔省財政廳基建工地，發現漢代文化堆積層，出土有漢代龍鳳紋瓦當、萬歲紋瓦當、布紋磚、筒瓦、板瓦堆積和建築基址等；與此同時，在新店古城村發現漢代城址遺跡等，都為《史記》有關閩越國都冶城的記載提供新的實物佐證。
自從漢武帝平定閩越，遷民於江淮之間後，福州這一繁榮的地方王國曾一度凋零衰落。晉太康三年(282年)，太守嚴高築子城，鑿西湖、東湖灌溉農田；東晉衣冠士族與百姓南渡，許多姓氏舉族入閩，帶來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促進福州經濟、文化的復甦與發展。福州城郊就發現眾多的晉代與南朝的墓葬；1982年，福州懷安窯址發掘，出土3000多件器物，發現有南朝款識的窯具。唐開元十三年(725年)，升福州為都督府，府治設在州城內(今鼓屏路)，福州之名始用至今。唐末，王審知主閩，建閩國，在子城外築羅城和南北夾城，北面橫跨越王山(即屏山)，並將南面九仙山(即於山)、烏石山圍入城中，開鑿了繞護羅城南、東、西三面的大壕溝，奠定「三山鼎峙，一水環流」的獨特城市格局，福州從而有「三山」別稱。宋治平二年(1065年)，張伯玉知福州，編戶植榕，綠蔭滿城，使「榕城」福州聲名遠播。其後，蔡襄、程師孟、曾鞏、趙汝愚、梁克家、辛棄疾等諸多名人相繼主政福州，勵精圖治，促進經濟文化發展，福州遂享有「海濱鄒魯」的美譽。宋末、明末福州兩度成為臨時國都。鴉片戰爭後，福州被辟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隨著洋務運動興起，福州船政成為中國近代海軍搖籃，又是中國近代文教和科技人才的搖籃。 從明代起，福州一直是福建的首府。明初的福州造船業發達、航海技術先進。1396年，福州三十六姓開始遷居琉球，而鄭和艦隊選擇長樂縣太平港作為停泊基地、物資采辦地及開赴西洋的起點，很多學者認為鄭和艦隊的寶船即是福州製造的福船（古代木質海船代表），而大批干練的福州籍水手則活躍在鄭和艦隊中。此後福州海外貿易逐漸復甦，1474年成為福建市舶司的所在地。福州還是中國和琉球交往的樞紐，福州柔遠驛專門用於接待琉球使者、商人。嘉靖年間福州府倭患甚重，戚繼光曾兩度入閩平定倭寇。自明朝晚期起，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義大利等國同福州的接觸漸趨頻繁，1624年底，艾儒略將天主教傳入福州。1645年，明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都稱帝，改元隆武，1646年，清軍擊潰隆武政權後攻佔福州。
清初，清軍與鄭成功一度在福州地界進行拉鋸戰，1674年至1676年，耿精忠又據福州反清。動盪的局勢導致清政府施行海禁、遷界政策，強迫福州沿海居民內遷，重創福州沿海的社會經濟，直到1684年遷界政策取消。明清兩代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使福州城大規模發展。清代中前期，福州中國重要的海洋貿易中心，其主要貿易對象是琉球和日本，多有福州府人移民琉球和日本。經濟的繁榮也使人口猛增，到了19世紀道光年間，有歐洲人估計福州城市人口可能已經達到50萬。
鴉片戰爭之後，1844年福州作為五口之一正式開埠。自1845年南台島的英國領事館建立起，先後有17個國家在福州設領事館。台江地區沿江和上、下杭一帶成為進出口貿易中心，而福州的茶葉出口更佔到中國茶葉出口總量的35%。外資、民營與官營的銀行、企業、商號等相繼在福州開辦。1847年，基督教新教開始在福州傳播，並在此後創立了許多教會學校和福州最早的報紙和期刊。洋務運動興起後，1866年（同治五年），清政府在馬尾設立了福建船政局（後改福州船政局）以建造現代艦船，並開設福建船政學堂培養相關人才。隨後福建水師成立。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在馬尾港發生的馬江海戰導致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晚清的福州是中國較為現代化的城市。清朝立憲運動後，福建省咨議局於1909年在福州開幕。1911年11月9日，福建同盟會擊敗清軍，佔領福州，成立了福建軍政府。 1913年，福建的二次革命失敗後，福州軍閥爭權、政局動盪，各派系軍閥先後進駐福州掌握福建省的行政權，直到1926年12月13日，北伐軍佔領福州並結束了福州的軍閥統治。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和國民黨內部分反蔣中正的勢力在福州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定首都於福州，蔣中正隨即率軍進攻福建，於1934年1月16日佔領福州，閩變失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於1941年4月21日至1941年9月3日以及1944年10月4日至1945年5月18日期間兩度佔領福州。1946年，福州設市。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49年8月17日後進入福州城。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福州市人民政府開始實施大規模的社會改革。福州大量的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被撤銷，許多教會組織也被取締，私營企業逐步國有化，還進行了多次政治運動。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福州開始，直到1978年4月，福州開始對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士進行平反。1980年3月30日，國務院批准福州成為沿海開放城市，1985年又批准在馬尾興辦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20世紀90年代，福州經濟經歷了高速發展，到了2009年5月，國務院又公布了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決議。 2013年7月25日，原屬福州的平潭綜合實驗區改由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管轄。 2014年12月12日，國務院決定設立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其中福州片區共31.26平方公里。
❷ 明朝人口最多多少人
根據《明史》記載，明朝的人口在明太祖時期約6054萬人，之後會少一點，到了萬曆年間約6069萬。所以根據《明史》記載，明朝的人口不超過7000萬，由於當時外來物種紅薯等的引進，所以人口是可以達到這么多的。當然了很多學者覺得這個人口數量不準確，太少了，也是估計計算人口肯定都是有誤差的。
所以現代的一些國內人學者也都給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下面我們來看看他們推測出明朝人口的具體情況吧。
趙文：1億左右。
王育民;1.3億至1.5億之間。
安格斯·麥迪森：1.6億左右。
何炳棣：1.5億左右。
曹樹基：1.92億左右。
葛劍雄;1.97億左右。
明朝人口最多的時候實際有多少人？
都是明朝巔峰時期的人數，這個數據還是非常的多的，但是這些也都只是一個懷疑數據了，畢竟《明史》說得也不準確，有很多的猜測也都是很正常的行為了。
而且對於當時的大明，後人更多的也只能是猜測了，但不可否認明朝巔峰時期的實力和人口都是整個世界的巔峰。
❸ 中國明朝南方有多少人
根據《明實錄》記載，大明王朝1424年左右（大約是正統6年左右），國土面積11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7000多萬，至於你說南方多少人沒有什麼記載，但是可以估計，因為大明繁華的主要城市還是南方多，比如南京、杭州、福建等。一個地區的發展程度還是跟人數有關系的，人口密度越多，越比較發達。按照這樣推算，南方人口數量大約4500萬左右
❹ 明朝有多少人口
1368年明朝建立時人口大約是6000萬人。到1644年明朝滅亡時，人口增長到約1.5億。
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國有6500萬人，其中民戶佔6175萬人，軍戶佔325萬人。北五省（北平、山西，山東、河南、陝西）人口有1755萬人，佔全國27%，其中山東最多，有5,462,850人。
以下依次為山西（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陝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師、浙江、江西、湖廣、四川）人口總數為3380萬，佔全國52%。其中,南直隸有11,291,460人。
人口密度最高的蘇南太湖流域人口達6,320,3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為浙江省，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廣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總人口有1040萬人，佔全國的16%。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世界人口 網路--明朝經濟
❺ 中國明朝時一共有多少人口
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由漢族建立的王朝。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時期定都北京。傳十六帝，共計276年。人口數量近2億（晚明）。
明朝人口
明代戶口峰值出現在晚明，但對於具體時間與人口數，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易中天認為明末人口六千餘萬；趙文林、謝淑君認為明朝於1626年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1億人左右；王育民認為萬曆年間明朝人口達到峰值，實際人口在1.3億人至1.5億人之間；何炳棣認為1600年實際人口達1.5億；葛劍雄認為1600年明朝約有1.97億人，並推測1655年明清之際人口谷底約為1.2億人；曹樹基認為1630年明朝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有1.9251億人，1644年實際人口約有1.5247億人；而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則認為1600年明朝實際人口大約有1.6億人。
❻ 福洲多大，人口多少
福州為福建省省會。位於福建省東部閩江下游，北緯25°15′-26°39′，東經118°08′-120°37′。東瀕東海，與台灣省隔海相望，北、西、南三面分別與寧德市、南平市、三明市、泉州市、莆田市接壤，市人民政府駐地鼓樓區烏山路。現轄五區、六縣、兩個縣級市和一個經濟區，即鼓樓區、台江區、倉山區、馬尾區、晉安區5個區，閩侯縣、連江縣、羅源縣、閩清縣、永泰縣、平潭縣6個縣，福清、長樂2個市和琅岐經濟區。全市土地總面積11968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1043平方公里，至2007年底建成區范圍面積182.36平方公里。2008年末，全年全市常住總人口約683萬人，其中市區常住總人口271萬人。全市戶籍總人口約635.95萬人，其中市區戶籍總人口約186.68萬人。全市設34個街道辦事處、105個鎮，48個鄉（含2個民族鄉和馬祖鄉），2795個村（居）委會、社區居委會。
❼ 問個問題，明末崇禎十七年中國總人口大致是多少
明末人口估算約4億人口
一、億萬生靈：明末人口總量估算
改朝換代，哪有不死人的道理？但清朝定鼎，殺的人確實也太多了。
明清換代，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毀滅事件之一，只有蒙古帝國崛起的過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可以與之相提並論。根據杜車別（孫海寧）在《明末清初中國人口減少之謎》中所作的估計，直接或間接死於清軍屠刀之下的中國人，超過了兩億。這就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數的總和。
一直以來，很多歷史學家、人口學家認為，明朝末年中國的人口當在六七千萬左右，最多也就一點幾億。但明朝初年的人口就已經達到七千萬——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為了制定收稅標准，對全國戶口和土地進行過普查登記，根據這個普查資料可以推算出明朝人口大約在7000萬左右。這個數字是很靠譜的，因為當時國家已經統一了二十來年，各級行政機構運行成熟。在朱元璋的治理下，政府機構的清廉高效保持的相當不錯。
此後兩百多年，明朝內部始終保持總體的和平穩定，人口應該會持續增長。具體的增長率，明朝之前，北宋時期的人口增長率，從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到宋徽宗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的129年間，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千分之九點二，人口達到了一億一千萬。明朝之後，中華民國時期，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千分之八點二。明朝的社會穩定程度超過了北宋和民國，增長率只會更高，不會更低。
即使按照千分之八的增長率計算，明朝經過兩百多年的和平時期，人口總量也可以從七千萬增長到五億，即便增長到兩三億以後增速放緩，打個折，超過四億總是沒有問題的。
這么多人，當時的生產力能否養得起呢？答案是不僅養得起，還能豐衣足食甚至奢侈享樂。就土地的供養力來說，明朝後期張居正主持變法，對天下田畝進行測量統計，明朝全國耕地面積是12億2542萬畝。耕地測量的數字是拿來給國家交稅用的，只會少量不會多量。明末農耕技術高度發達，江南地區畝產可以達到四五百斤，北方地區也可以達到兩三百斤，偏低的估計是全國平均畝產260斤（郭松義《明清時期的糧食生產與農民生活水平》），偏高的估計是平均可以達到400斤（杜車別《明末清初人口減少之謎》）。即使按照260斤算，一畝半土地的產量養活一個人絕無問題。
明朝中後期，大量的耕地並沒有被用來種植糧食，而是用於種植經濟作物比如棉花、桑樹等等，以促進手工業的發展。耕地之所以用於經濟作物的種植，那也是在糧食夠吃的基礎上才能有土地剩餘。經濟作物普遍種植和手工業的高度繁榮，也說明當時不存在土地供養人口能力不足的情況。
12億畝的耕地，只需要一半的土地也就是六億畝用來種糧食（實際比例更高），就可以養活4億人沒有問題。剩下的用來種植蔬菜油料、動物飼料或者棉花桑樹等為手工業服務的經濟作物，供四五億人吃穿用度，完全沒有問題，而且還可以創造極大的農業剩餘，供上層階級奢侈享樂。
為什麼明末的實際人口數量會大大高於官方的統計數據呢？
明朝征稅實行土地稅和人頭稅（含勞役）並行的制度。土地數量曾經多次重新丈量，以作為征稅的新依據。但征稅的戶口，兩百多年從未進行過大規模的重新調查登記，都是各個地方根據人口的死亡出生等每年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到了中後期已經完全淪為形式：一年一年原樣照抄，或者隨意做一點增減的調整，以免看起來沒有任何變化。登記在冊的納稅和服勞役的戶口數，洪武二十年是一千零六十五萬戶；到了兩百年之後的萬曆六年，竟然還是一千零六十二萬戶，還少了三萬戶。
納稅人口和實際人口之間的比例，萬曆年間出使中國的西班牙人拉達在《記大明的中國事情》中舉了兩個實際的例子：「有個叫夏蘇的人對我們說，他戶內有七十人，但他只納七個人的稅；另一個人對我們說，他戶內約六十人，他只交四個人的稅。」在這個記錄中，第一個例子的納稅人口與實際人口的比例是1比10；第二個例子是1比15。若是1比15,則7000萬的納稅人口，就要對應超過十億的真實人口；若是1比10，則對應七億的真實人口。就取一比十，再打個八折，也已經超過五億了；若打個六折，也就是一個納稅人口後面還隱藏著五個未納稅人口，人口總數也可以超過四億。這樣的估算很粗略，樣本也太少。但確實可以從另一個維度支持了我們根據人口增長率算出來的結論，也就是明末人口在四億到五億之間是合理的。
除了總量的計算以外，對4億人口的空間分布，杜車別在《明末清初人口減少之謎》中也有詳細的測算和史料分析。當時全國最大的城市是南京和蘇州，人口大約三四百萬；杭州、北京、廣州則在兩百萬左右。這種估算有第一手史料作為依據，比如，史書記載，杭州最主要的糧食供應倉庫，每兩個月就要消耗60萬石糧食，這個數量足夠養活200萬人；1650年清軍在廣州屠城，事後和尚收集屍體就收了七十萬具。
一般地區級別的商業中心城市或政治中心城市，如揚州、濟南、福州、開封、武昌、臨清、南昌、西安等，人口則在百萬左右。此外，府城、州城的人口數當在十萬至五十萬之間，縣城人口在兩萬到十萬之間——崇禎元年，湖北荊州公安縣一場大火就燒掉了五千多間房子，受災人口在2.5萬以上。而公安縣只是一個偏僻的普通縣城，不是區域商業或交通中心。
公元1558年，陝西華陰縣地震，死亡人數統計出來，有名有姓的竟然超過了83萬！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人口死亡最多的一次地震記錄。陝西在明朝屬於偏遠地區，人口和華北、四川、華中、江南等地比起來是比較稀少的。一場大地震，震中只在縣城而不在省城西安，就死亡約百萬人，當時中國人口密度之高可以想見。我們可以作一個對比，1920年，寧夏海原地震是人類有記錄以來烈度最高的地震，也就死了24萬人。
此外，當時還有很多鄉村集鎮，這些集鎮在沿海地區因為手工業發達的緣故，也可以聚集大量的非農業人口——江西景德鎮就聚集了數萬製作瓷器的工人。[1]明朝有一千四百多個縣，若縣城平均人口五萬，就有七千萬城鎮人口。再算上大中城市和商業手工業集鎮，則明末中國城鎮人口超過一點五億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再看農業人口，根據明朝典籍《沈氏農書》和《補農書》中數據，嘉興、湖州地區一位常年僱工可耕種稻田八畝，同時再負責管理桑田四畝，一個人可耕作的土地是12畝。何良俊在《四有齋從說》中提到，松江地區，西邊平坦的土地上，一對夫婦利用水車等工具，可以種植25畝地，若勤勞肯吃苦可以耕作30畝地；但東邊是丘陵地形，耕作施肥引水都非常麻煩，一對夫婦就只能種植5畝地了。全國各地平原耕地和山地上的耕地的比例不太好說，若簡單算術平均一下，（30+5）/2=17.5畝。但一般來說平整的耕地往往用於種糧食，坡耕地則用於種植經濟作物。即使考慮平地種糧、山地種桑的特點，人均可以多種點地，全國平均下來一對夫妻耕作二十畝地應該是上限。再參考「一個常年僱工可以耕種稻田八畝，桑田四畝」，僱工應該是男性，耕種能力更強，女性耕種數量較少，主要起輔助作用。則男女平均大致每人平均可耕種約10畝地——男性12畝，女性8畝，不會更高了。明朝12億多畝的耕地，就需要一億兩千萬的勞動力（含女性）。
古代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大致是50%，另外一半就是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和五十歲以上的老人。1.2億勞動力，大約就對應兩億四千萬的總人口。但明朝的城鎮人口中「流民」居多，也就是沒有城鎮戶口，從農村進城務工的農民。「流民」必然以青壯年為主，老弱更多的會留在農村，則農村人口中老弱的比例會更高一些，這跟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農民工進城，老人婦女兒童往往留在農村是一樣的。這樣，農村人口兩億五千萬肯定是有的。把農業人口和城鎮人口相加，也有四億人。
總體而言，我們用多種方法進行估算，明末人口數量都應該在4億人到5億之間。基本邏輯是：明朝初年有七千萬人，經過兩百年的和平，就算按照北宋和民國的增長速度打個折，也可以輕松超過四個億；再看土地產量，養活四億人口很輕松；再看城市人口數量，各種一手資料的抽樣調查表明，它可以支持四億人口的推論，四億人分布在什麼地方可以說清楚。至於官方統計的人口為什麼會大大低於四個億，也有合理的解釋。以4億為基數來計算明清換代的人口損失，只會少算不會多算。
這4億多人，到了清朝統一中國之後，還剩多少呢？
順治十二年，中國人口統計數據大約是7000萬。康熙四十三年，「三藩之亂」後二十多年，統計結果是一個億。到了乾隆二十七年，中國人口達到2個億。順治十二年，天下還沒有完全平定，統計數據偏差可能較大。但乾隆二十七年的數據應該是很准確的，因為乾隆的父親雍正皇帝推行了「攤丁入畝」的稅收改革，取消了人頭稅。稅收只和土地掛鉤，不再和人口數量掛鉤。人口統計不再需要瞞報來逃避稅賦了。按照和平時期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來倒推，「三藩之亂」結束以後，也就是清朝初年最後的腹地大規模戰爭結束後，全國人口應該在1個億左右。
從4億多人減少到了1個億，這就是明清換代的人口損失。三億人口的死亡，絕大部分都是清軍造成的，也即清軍直接或間接殺掉的人數應該不少於兩億。
為什麼清軍應該對明清換代的人口損失負主要責任？
明清換代，主要是三股勢力作戰：明軍、清軍（1636年之前為後金）和農民起義軍。農民起義軍和明朝政府軍之間的戰爭，是一場「文明人的戰爭」，雙方極少對未參戰人員進行有組織的無差別屠殺，對人口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
明軍軍令極嚴。嘉靖時期，剿滅沿海倭寇的浙江總督朱紈因為未經批准就殺了九十六個在交戰期間違反禁令向倭寇銷售食物和淡水的商人，被告到了皇帝那裡，就被臨陣撤職，逮捕進京問罪，朱紈憤而自殺。崇禎三年，後金圍攻北京，進京勤王的山西巡撫耿如杞，因為軍隊缺乏糧餉而放縱部下沿途搶劫，在北京解圍後即被判處死刑。到了後來，中央政府財政破產，完全沒辦法給軍隊發放糧餉，只能放任部隊的劫掠行為，軍隊紀律廢弛，搶劫成為普遍現象，姦汙殺人等事情時有發生，但仍然沒有對平民的無差別屠殺行為，甚至連大規模殺降的事情都沒有干過。
農民軍由吃不飽飯的貧民和領不到工資的士兵組成。他們的打擊對象主要是地方豪強士紳，對普通百姓不僅不會燒殺搶掠，反而發放救濟、免除賦稅。在起義初期，因為魚龍混雜，一些地痞流氓土匪強盜也趁火打劫，幹了一些燒殺搶掠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戰爭形勢所淘汰——要麼被紀律更好的農民軍消滅，要麼因為失去民眾支持而被明軍鎮壓。
由於農民起義最後失敗，目前能看到的歷史記錄都是仇視農民軍的文人們寫的。他們把農民軍描寫得特別壞，走到哪裡都是一路殺人放火過來。但就算在這樣的文獻記錄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真正無差別濫殺的行為基本沒有，無非都是一些「殺掠甚慘」、「焚殺甚酷」之類的修飾詞彙。《豫變紀略》是親歷過明末農民戰爭的的文人鄭廉所作，基本立場也是反農民軍。這本書里邊，提到李自成軍隊攻克過的城市總共有五十四座。根據杜車別的整理，這些被攻克的城市，鄭廉大概有三種記敘模式[1]：
第一種是說賊破某城，某知縣罵賊而死，某舉人罵賊而死，或者是投井自殺之類，沒有濫殺的記錄。這種情況佔了四十五個，比例為83%。
第二種情況是除了點名被殺的官員士紳以外，還要加上一句「殺掠甚慘」、「死者甚眾」之類的話。這種情況的城市有五個，佔9%。
第三種情況就是說「合城屠戮」、「怒而屠之」、「屠某某城」，這種情況的是四個，佔8%。
但是經過仔細的考證，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的城市中，大部分都是修辭性質的渲染，沒有實際事例。比如對李自成軍隊打下襄城縣的記載說「當是時，全軍覆沒、合城屠戮」。但分析上下文，「合城屠戮」其實只是為了跟「全軍覆沒」對仗而做的修辭，並非實指屠城。根據鄭廉的記載，襄城縣被破以後，參與守城的一百九十多個生員被割了鼻子作為懲罰。連守城的人都不殺，當然也就沒道理屠城。唯一靠譜的就是歸德府，城破以後，有組織的殺了一萬多人，原因不明。大規模殺戮的比例是五十四分之一。
起義軍不僅不濫殺百姓，對官員士紳也會加以區分。鄭廉記載，商水縣城有一個鄉紳張質，在山西當過知縣，很有清廉的名聲，退休在家。商水縣被起義軍攻破以後，軍中有很多山西人，感激他在山西時候的德政，不但不殺，反而請入營中款待。起義軍圍攻開封的時候，專門開了一條逃生通道，放出城中婦女老幼三萬餘人。圍攻商城縣，也是一樣，《豫變紀略》裡面還記錄了當時守城的知縣和生員王承統的一段對話。知縣說，這些亂賊還知道網開一面，是不是也有仁慈之心啊？王承統說，那不過是讓老百姓都跑掉，好削弱守城的力量而已。
——圍城的時候，城裡人越多，糧食消耗越快。守城的一方，一定會把青壯年都組織起來參與守衛，不會放他們逃走。即使圍城的一方故意放人，能從城裡逃走的也只能是老弱，不會削弱守城力量。放走平民對攻城弊大於利。兵法雖然有「圍師必闕」的說法，但開一個口子是為了讓被圍的敵人放棄抵抗逃跑，在逃竄中好予以沖殺的。起義軍放開一個口子卻不在兩邊布下埋伏殺人，當然是因為憐惜普通百姓而不是為了方便攻城。
總之，明軍和起義軍雙方雖然彼此恨之入骨，但大體上還是遵守了「文明的底線」，無差別大規模屠殺的情況極少發生。尤其重要的是，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區是東南沿海，包括今天的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廣東以及安徽、江西東部，明末農民軍主力從未進入過這些地區。明軍與農民軍反復拉鋸的主戰場一直在人口相對較少的河南、河北、山西、陝西等地。因此，戰爭對全國人口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即使把飢荒的因素考慮進來，人口減少也應該在千萬這個數量級。
——與此相對照的是元末農民起義的人口損失。元末高峰時期人口數量不足九千萬[2]，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約7000萬。絕對損失人口約兩千萬，比例大約四分之一。純粹的農民戰爭對人口的破壞基本就是這個量級。而明軍的紀律比元軍好的多。明軍和農民軍交戰於西北、華北、華中地區，沒有波及明末人口最密集的江南、華南地區，其涉及到的總人口也就一億多不超過兩億，人口損失數量可以與元末互相印證。
相反，滿清對明朝的征服，則是一場「野蠻人的入侵」，有組織的屠城和對抵抗地區人民的無差別屠殺成為了一種常規做法，以此作為徹底消滅對方戰爭潛力和抵抗意志的戰略工具，這才導致了超過兩億人的死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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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車別，《明末清初人口減少之謎》，中國發展出版社，37-47頁。
[2]北宋人口高峰在宋徽宗時期，金兵南侵之前，大約1.2億。此後金滅遼、滅北宋、南侵（女真軍隊殺遍了當時中國經濟最繁榮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一系列的屠殺導致人口銳減），戰爭連續不斷。然後又是元滅金（中國北方人口被屠殺殆盡）、滅西夏、滅南宋（人口高峰不到6000萬）。元滅南宋後，中國人口應在六千萬以下。從元朝統一中國（1278年）到元末農民起義爆發（1351年）之間，只有七十三年的時間。所以元末高峰期人口不會超過一個億（《元史》記載的戶口數推出來的高峰人口數也就六千萬）。對照主流學者對元朝人口的諸多估算證據和結論，對元末高峰期人口的不超過九千萬應該是靠譜的。
[3]還有一種說法，說明末中國發生了一場空前的大瘟疫，造成了人口減少超過一半。這樣的說法經不住史料考證。在當時的各種第一手史料中，包括現在能找到的墓誌銘，有名有姓的人死於瘟疫的比例低於千分之一。在大臣們的奏章中，也找不到有爆發大瘟疫的記錄，沒有一支明軍曾經報告過因為瘟疫而大規模減員。所謂大規模瘟疫，不過是後來滿清統治者為了掩蓋其屠殺行徑而編造的謊言。
❽ 明朝有多少人口
這個應該要看是什麼時候？比如說明朝初期的時候應該也就是兩三千萬人，到了明朝後期的時候，應該已經突破了一億人，畢竟明朝時期已經開始，引進一些糧食作物，所以對於人口的增長來說，應該還是能夠提供足夠的資源，所以說明朝的人口應該是從明朝初期的兩三千萬，也是到明朝後期的一億人左右。
❾ 福州的歷史
福州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當地的新石器文化。公元前202年，福州成為了閩越國首都冶城的所在地，福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由此開始。從晉朝的八姓入閩到晚唐的王潮、王審知兄弟開閩，福州在中原漢人移民潮的長期推動下逐漸繁榮起來，福州民系也逐漸形成。「福州」之名始於唐開元十三年（725年）。五代十國時期，福州成為了閩國的都城。到了宋代，福州進入了一個經濟文化的黃金時期，位列宋朝六大城市之一，也是宋朝科舉文教的重地、儒學重鎮，而福州的別稱「榕城」就來源於宋代福州城內遍植榕樹的景象。1276年南宋滅亡前夕，福州一度成為南宋行都所在地。明代，福州的海外貿易復甦，福州作為重要海港，迎來了琉球和日本的商人和使者、早期的天主教傳教士，也曾經歷嚴重的倭患，1645年又成為了南明隆武政權的首都。清末，福州進入了又一個黃金時期，隨著1844年福州開埠，以及之後洋務運動時期福建船政學堂等機構在此設立，福州成為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東南沿海文化教育的一大中心，也是基督教傳教的重要地點。1933年到1934年福建事變時期，福州又成為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首都。1949年8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福州城，福州繼續任福建省省會至今。改革開放以後，福州經濟發展迅速，同時福州也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華人海外移民最大的移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