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天津條約在什麼時候成立
清咸豐八年(1858)
《天津條約》是清咸豐八年(1858)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強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別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是英、法兩國為了進一步擴大侵略特權而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爆發於1856年10月，1860年10月結束。1858年，英法艦隊在美、俄兩國支持下，襲擊大沽口。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聯軍進犯天津。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與俄、美、英、法各國代表分別簽訂《天津條約》。
Ⅱ 京津冀的歷史變遷
一、歷史回溯:雙城記的由來
1、隋唐以前的沿太行山前地帶發展格局
史前時期京津冀所在區域是我國古人類活動和繁衍的重要區域之一。京津冀所在太行山各流域為古人類的生活和狩獵提供了良好環境。桑乾河即時舊石器時代古人類繁衍的重要區域，泥河灣從200多萬年前到公元前3000多的新舊石器時代遺址共130多處，這在世界上也是極罕見的，形成了如此豐富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存疊加文化層。目前發掘的最早出現於潛山-平原過渡地帶的則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大約70-20萬年，其後因外部環境變遷再次遷移。距今約20-12.5萬年左右的許家窯人遺址有專家鑒定是北京山頂洞人西遷的重要聚集地。而到了公元前1萬至5000年前左右的新時期時代，更多的古人類聚居場所在太行山前與華北平原的交接地帶出現。這個時期儲藏糧食、食物的陶罐大量出現，拉開了華北地區平原地區的人類改造大自然的序幕。到了新時期時代中期，華北地區糧食作物種植處理粟、稻、黍外，還有豆、麥等。因此，從史前文明的發展及空間演替來看，太行山前平原與西部山區有著密切的文化淵源，人類活動區域逐步由山區向潛山地區，平原地區過渡。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隋唐時期，京津冀地區的人口、經濟與文化中心均分布在太行山前的20公里范圍區域；同時軍事重鎮分布在沿桑乾河和漢長城以南地帶。燕國的薊、趙國的邯鄲是該區域范圍內的兩大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中心，並保持較為穩定發展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該時期黃河入海口在渤海灣處，因此此時華北平原大部分地區屬於水鄉澤國，並不適合農業耕作和城鎮發展。正是由於黃河在近3000年來頻繁改變河道，經常泛濫，給華北平原造成不小危害，因此長期以來華北地區的城鎮空間分布較為穩定，並沒有大規模向東擴張的趨勢。直到金代後，黃河基本上河北省南部以南地區搖擺，才使得華北平原整體上更適宜農耕。此時，隨著京杭大運河商貿運輸的繁榮，使得天津、滄州得到了空前發展；此外海河流域的諸多支流也藉助水運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如河間、任丘等城市。
2、金元以來北京在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天津作為北方門戶地位逐步確立
金元以後北京逐步奠定了作為北方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的地位，尤其是明朝1421年朱棣遷都北京在全國的地位空前提升。明清時期首都的管轄范圍大許多。不管是明初期的北平府，還是清的順天府，被譽為「東環滄海之波，西枕太行之麓」。明初的北平府轄區東到遵化，南達霸州，北到密雲等地區；清朝也基本延續這個管理范圍，只是後來天津升格為知府後得以脫離北京。在傳統農耕經濟主導時期，城市多受到轄區政府的統一管理，官階比區域政府小了許多。天津作為後起之秀得益於京杭大運河的運輸業務，當然當前大運河失去了往日的優勢作用，由海港集疏運優勢所替代。天津開始走上歷史舞台來源於元代的漕運，設有直沽鹽運司；明永樂二年設立了天津衛，到了明朝晚期則發展成為重要的水陸交通要沖，發展成為商貿與軍事重鎮。但天津真正作為城市發展是在清初，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升為天津府。
天津的崛起與傳統太行山前城市的示微是有著一定內在關聯性，這也是近代以來我國社會經濟逐步由內陸走向沿海的一個印證，傳統的農耕文明城鎮體系基礎從此得以改變。兩次鴉片戰爭後，1860年天津的開埠和近代工業的大發展，使得京津冀地區從一個封閉的中央王朝京畿重地逐步走向近代開放經濟中心。天津近代工業，始於洋務運動中清朝政府創辦的天津機器製造局等，其後在海河北岸建設河北新區聚集了大量的近代工業企業。為配合近代軍工產業的發展，清政府在天津先後修了第一條電報線、中國第一條自主型標准軌鐵路——唐胥鐵路，創辦了開平礦務局等。民國初至日軍侵佔這段時期是天津近代工業的興盛期，工業方面麵粉、火柴、紡織、化學、製革等類型在全國佔有重要地位，如自1915年由周學熙創辦的天津第一家機器紡紗廠直隸模範紡紗廠以來，短短十年間天津擁有了近90家紡織業企業，成為了北方近代棉紡織業中心。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天津已經是中國北方地區最大的城市和工商業中心，中國第二大工業，尤其是工業經濟體系的完備程度僅次於上海。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工業的軍事和民用工業的大發展，促進了對外貿易和城市商業的繁榮，天津在解放前已經是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貿城市。城市商業方面發展開始源於租界地的商貿市場發展，如建於1928年的勸業場是天津最早的一級商業群的發祥地。對外貿易方面，隨著天津水陸要沖交通樞紐地位的提升，更多的華北地區、長城以外地區物資向天津匯聚。如隨河北的張家口、石家莊、保定等城市，成為天津商貿流通的二級市場或集散地；同時促進了山東、山西等地的金融貿易往來。
3、建國後的兩組「雙城」較勁發展局面
如果說延續清末、民國初期的地緣政治與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京津冀地區會出現政治與傳統文化中心在北京，經濟與新文化中心在天津，並帶動河北省各級城鎮發展的「雙城、多點」發展局面。但新中國之後的發展卻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打破區域格局來自於三次大的行政或政策干預。第一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北京的城市定位從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心硬加上了生產中心。由此一五、二五時期，北京先後興辦了幾千家工業企業，包括鋼鐵、機械、石油化工、電子、建材、醫葯、紡織服裝、輕工、食品等幾乎所有輕重工業門類，如文化革命前產業工人數量已經達到100多萬。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的石景山鋼鐵廠和70年代的燕山石化廠，使得北京的工業一躍超過天津。當然建國前30年裡，天津的工業經濟地位依然較為穩固。天津在工業商品生產方面創造了60多項第一，如第一塊手錶、第一台自行車、第一台彩色電視、第一台傳真機、第一批模擬計算機、第一輛汽車、第一輛無軌電車等。第二次是九五時期北京確定了建設經濟中心的目標，自此後的十年間，北京對於金融商務中心、總部基地、樓宇經濟等功能發展走上了一個快車道。尤其是在亦庄開發區、臨空經濟區建設以來，北京的發展速度遠超過天津，而天津作為既有北方金融商業中心的地位也被北京所取代。但北京領先半個多世紀的局面也隨著政策的再次調整而轉變。第三次大的政策干預是「十一五」時期的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自此天津再次受到國家的政策、資金、人力和物力的大力支持。到2013年底天津的工業增加值已經超過上海市，並達到北京的2倍。與此同時天津港作為京津冀地區最大的集裝箱港，開始向區域深度覆蓋。
對於河北省的城鎮格局也出現了類似的「雙城」較勁發展局面，在清末的城鎮格局基礎上，建國後石家莊和唐山逐步成為河北省南北兩座重要的城市。石家莊的發展得益於1907年正（石家莊）太（原）鐵路和京漢鐵路的交匯，到解放之前，石家莊已經發展成為快20萬人，工業總產值達到2000萬元的城市。1968年河北省省會決定由保定市遷至石家莊市，使得石家莊在配置各類資源方面得到了質的飛躍，逐步成為了華北地區重要的文化、教育、商貿中心城市和工業中心之一。唐山的崛起得益於開灤煤礦、唐山機車車輛廠等工業的發展，如唐山機車車輛廠裝造了中國的第一台蒸汽機車。到建國前30年裡，唐山已經形成了鋼鐵、石油、化工、陶瓷、機械製造等重型產業體系，其經濟規模也一直處於京津冀地區的第三位。隨著首鋼搬遷到曹妃甸，以及中國首台350公里動車下線，唐山作為我國重要的裝備製造業基地地位進一步得以鞏固。
二、分不開的京津冀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取幾個節點，即可見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間的關系淵源，即可燭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以地脈通文脈亦通。從歷史地理學上觀照，不難發現：京津冀貌合神亦合，實為一體。
1、北京：彼時順天
永樂元年即公元1403年，對北京而言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頭。這年正月的一天，明成祖朱棣聽見禮部尚書李至剛等人的建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跡之地皆有升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都。
李至剛等人的話正說在朱棣的心坎上。
朱棣對北平由衷地喜歡，公元1368年明朝大軍攻陷元大都，他的父親朱元璋改元大都為北平府，設北平行中書省。兩年後，亦即公元1370年夏天，朱棣被父親封為燕王。盡管直到十年後，亦即公元1380年，朱棣才到北平府上任，但無可否認，在隨後的二十多年，北平府這方土地成為朱棣興旺發達的福地，這里的藍天白雲風土人情已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不習慣亦不再迷戀江南的山光水色。所以在靖難之役取得完勝，坐上皇帝寶座不久，有人提議把北平府改為順天府，建北京於順天府，稱行在，朱棣沒猶豫，亦沒異議，當即批准。
北京的命運在這一刻改變了。
在此之前，北京作為都城，叫過燕京，叫過南京，還被一個叫馬可波羅的著名義大利旅行家叫過「汗八里」……
在此之前，亦即在公元1403年之前，亦有北京，但那是明朝以前的北京，跟明朝以後的北京不是一個概念。比如唐朝的北京，指的是當時的太原府；宋朝的北京，指的是當時的大名府；金朝也有北京，卻跟公元1403年的北京毫不相干，北京在金朝稱中都。
除了公元1403年，對於今天的北京而言公元1421年亦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頭。從這年正月初一開始，北京不再稱行在，不再只是朱棣的臨時駐蹕之地，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首都。朱棣亦給出了他定都北京的理由：朕續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圖，眷茲北京，實為都會。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
北京像個被人爭著抱的孩子，先屬北平府，後屬順天府。明朝時與今之河北大部、河南和山東一部以及今之天津，為京師或稱北直隸的轄地；清朝時與今之河北、天津以及河南、山東、內蒙古和遼寧一部，同屬直隸。
明初的北平府，轄：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漷縣、寶坻、文安、大城、保定、房山、順義、懷柔、密雲、玉田、豐潤、遵化、平谷和通州、霸州、涿州、昌平州、薊州。二十二個縣和五個州，今天並不都屬於北京市，有的已劃入河北省和天津市。
清朝的順天府，轄下區域除今之北京大興、良鄉、通州、房山、昌平、順義、懷柔、密雲等區縣，還包括今之廊坊固安、三河、永清、香河、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涿州，唐山遵化、玉田、豐潤及天津武清、寶坻、薊縣等地，被贊：「東環滄海之波，西枕太行之麓」，「天府雄規，宸居勝地」，「疆域雖遙，氣脈常貫」……
2、天津：從衛到府
天津橋居「天漢之津」，故名。橋初造於隋，在洛陽，跟天津沒丁點關系。
彼時天津在哪裡？尚在屈原「朝發軔於天津兮」的詩句中？尚在混沌初開狀態？
一位出生在天津的叫布萊恩的英國人，曾為天津寫下這樣的文字：距此以西80英里的地方，就是「天國之都」北京，在那裡，被稱為天子的皇帝統治著他的王國。由於這個多條水道交匯的古老的港口成為旅行者前往「天國之都」的必由之路，於是人們便稱之為「天津」———通往天國的津渡。
布萊恩講的是清朝時的天津。天津的人文歷史，興於清，卻非始於清。
最早關乎天津的文字指向明永樂二年。
彼時天津之地屬於河間府。「水陸沖要，餉道所經，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圖河間者」，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稱河間「陂澤沃衍，宜於耕植」，「誠京師之南府，天下之津途也」。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設所置衛，是明王朝從國家安全出發，採取的非常現實的措施。永樂二年即公元1404年的冬天，在河間府靜海縣北置天津衛，築城置戍，屯守軍士。
天津應運而生：城周九里。北瀕衛河，東繞潞河，漕舟悉出於此……
公元1600年，天津迎接了它有史以來第一位路過的外國人。他是義大利傳教士，叫利瑪竇。那年利瑪竇要去北京拜見萬曆皇帝，被困於天津衛的監獄。近乎絕望的他只有祈禱上帝保佑。那是一個讓他終生難忘的冬天，那個冬天他想到另一個到過中國的義大利人，想到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和受到的不同尋常的禮遇。馬可波羅到過北京，卻沒到過天津衛，彼時北京還不叫北京，它叫元大都，天津衛還不存在……
天津衛在明朝發展成「京師東南之巨鎮」，卻始終是「衛」的面目，直到明亡，直到清雍正三年即公元1725天津衛升為直隸州，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升為天津府，轄天津縣、青縣、靜海、滄州、南皮、鹽山和慶雲……
公元1793年秋天，天津又迎接了它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外國客人，不是一個，這是一個龐大的英國使團。直隸總督梁肯堂奉乾隆皇帝之命，從駐地保定趕到天津歡迎。在客人眼裡，身量不高的梁肯堂「目小而有炎光流露，須白如銀，下垂及胸，容貌藹然可親，舉動雅馴有儒者氣」。在主人眼裡，這群遠涉重洋而來的洋人絕不可等閑視之……
其後來天津的洋人愈來愈多，尤其在公元1860年天津成為通商口岸之後，從縣到府到省，各級官員感到天津的洋務愈來愈棘手。
公元1870年夏天，曾國藩在直隸總督任上接到這塊燙手山芋。朝廷命去天津查辦教案，他「不勝焦灼」。九天之後，焦慮無已的曾國藩從保定的直隸總督署勉強動身，經高陽、任丘、大城、靜海，農歷六月初十到天津。「籌議洋人之事，彷徨無計」，打敗太平軍的曾國藩終於在天津栽了跟頭，他沒有機會再回到保定的直隸總督署，九月初六日，在天津他把直隸總督印交付給了學生李鴻章，二十三日黯然離津……
3、河北：京畿要地
公元763年，流浪在四川的詩人杜甫聽到那個期盼了近八年之久的莫大喜訊：史朝義死了，河北光復了，安史之亂結束了。詩人喜極而涕，看著身邊的妻子那個高興勁兒，想著有可能就要回家了，他一口氣寫下那首膾炙人口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河北，讓人百感交集的河北啊。「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詩人發自肺腑的歡吟如今早已成為穿透千古的絕唱。
今天的河北，不同於唐朝的河北。「河北」作為歷史地理學上一個名詞，其產生，當在唐朝。
貞觀年間，唐太宗因山川形勢之便，將帝國分為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十道」。到開元年間，唐玄宗又將十道拆分為十五道。無論十道還是十五道，河北道均在其中。
唐朝的河北，即指唐朝的河北道，轄安東都護府和魏州、邢州、冀州、定州、幽州、易州、涿州、薊州等二十九州，所轄范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北京、河北和遼寧的大部以及河南和山東一小部。河北道不具行政權，最高長官巡察使或采訪使，不常設。
今天的北京和天津，彼時為河北道的幽州、薊州之地。幽州轄八縣，相當於今天的北京大部和天津的武清以及河北的廊坊、永清，薊州轄三縣，相當於今天天津的薊縣和河北的三河和玉田。
據《太平寰宇記》，涿州風俗和幽州相同，莫州和易州的風俗也和幽州相同。保州風俗和莫州相同，因此也和幽州相同；雄州風俗和易州相同，因此也和幽州相同。幽州風俗有什麼特點，用班固的話說，是「愚悍少慮，輕薄無威儀，亦有所長，敢於赴人之急難，此燕丹之遺風」。
到宋朝時，道為路取代，有宣撫使或轉運使之職，亦不常設。
公元1044年秋天，宋朝文壇領袖歐陽修來到河北，出任轉運使。一年後離開，轉任滁州。在河北任職前後，歐陽修寫下了《朋黨論》和《醉翁亭記》兩篇名文。
宋先與遼對峙，後與金對峙，國土面積大大遜於唐。宋朝河北路的管轄面積亦大大縮減。
金朝亦有河北路。
金朝之後，元明清數百年間，河北未再作行政區劃用詞，但其在唐宋時期所造就的人文精神和歷史內涵，一直為後世所傳承，亦常為今天的河北人所道。
在此或可再次引述顧祖禹的說法：霸州倚神京之重地，控瀛海之要沖，作鎮屏藩，東西聯絡……州處畿輔間，實據堂奧以內之勢，此形之似緩而實切者也；涿州控西山之險，據上游之勢……特為肘腋要害；保定重山西峙，群川東匯……聯絡表裡，翊衛京師，誠重地也；薊州控盧龍之險，扼柳城之道，襟帶郊圻，稱為重地……當年的京津冀，貌合神亦合，實為一體，今天的京津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脈通，文脈通，亦分不開。
Ⅲ 清政府為什麼要建立天津水師學堂，李鴻章又為什麼選擇嚴復作為教務長
隨著北洋艦隊規模的不斷擴大，人才短缺的問題日益顯現出來，1880年8月19日（光緒六年七月十四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奏准設立天津水師學堂，又稱北洋水師學堂，校址位於天津城東機器局附近（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交通學院），是中國北方第一所海軍學堂，也是繼福州船政學堂後創辦的第二所培養海軍軍事人才的新式學堂，次年7月學堂建成後開始招生，專為北洋海軍培養管駕人才。
晚清著名思想家、翻譯家嚴復曾在該校任職，初為駕駛班洋文正教習，除教授英文外，還擔任各項西學基礎課程的教學，1889年後任會辦（副校長），1893年年底任總辦（校長）。嚴復是福州船政學堂駕駛專業的第一屆畢業生，後又留學英國，於1879年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畢業後先到福州船政學堂任教，天津水師學堂成立後，又赴天津任教，就其履歷來看，擔任這樣的職位是人盡其才，他給天津水師學堂帶來了西方現代化的管理思想和教學理論，貢獻巨大，曾被時人推崇為「實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艦之本」，中國後期海軍人才多出自他的門下。
Ⅳ 清政府何時批准開辦國家郵政清代郵政發行了幾各類別郵票
政起源存在三種觀點
「到底中國郵政歷史應該從何時起算，業界專家分為三派。」天津市郵政函件局綜合辦公室主任季文軍告訴記者，這三派的觀點分別為天津起源說、上海起源說和北京起源說。
據市郵政文史中心專家魏普金介紹，業界專家之所以形成三個派別，主要基於三個事件：第一是1878年3月23日，天津開始試辦郵政，國家首次收寄普通百姓的信件，這是中國郵政史上的里程碑；第二是1878年7月，發行了清代海關試辦郵政時期的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這套郵票由天津發行、上海印刷；第三是1896年3月20日（清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七），光緒批准開辦國家郵政，這一天即「奉旨成立」的日期。
從這次發行郵票的年份看，國家郵政總局是以1896年下詔作為中國郵政歷史的開端，而這在業界專家中再次引發爭議。
「官辦官民共用」即郵政開端
據史料記載，清光緒二年（1876年），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請設送信官局，衙門就此致函北洋大臣李鴻章徵求意見。李鴻章隨即向衙門建議並獲同意，由赫德主持，在北京、天津、煙台、牛庄（營口）、上海五處海關仿歐政辦法，試辦郵政。1878年春，赫德指派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以天津為中心，在上述五處海關實施該項計劃。3月23日，德璀琳率先在天津發布公告，開始收寄華洋公眾信件，又先後組織了以天津為樞紐的海運和陸運郵路。1878年7月，天津發行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
「可以說，中國郵政天津起源有兩層意思，一是說1878年3月23日是我國近代郵政之起源；二是說天津是創辦近代郵政的五處海關之首。」魏普金告訴記者，其實早在此之前，當時的海關內部就已經開始辦理郵政業務了。清同治五年（1866年），北京、上海、鎮江、天津海關先後設立郵務辦事處，開始只收寄各國駐華使館的文件和海關本身的公私信件。1868年1月7日，天津郵務辦事處開始收寄外僑的信件。但由於這段時期並沒有收寄普通百姓的信件，因此業界認為這不屬於近代郵政的開端，近代郵政的開端應該是「官辦官民共用」。
12月30日，我國將發行《中國郵政開辦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郵票1套1枚，面值1.2元。這枚郵票的發行再次引起了業界專家的關注——中國郵政歷史到底該從什麼時候開始計算？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作為中國郵政歷史的發源地，天津專家更堅持「中國郵政歷史應該提前18年」的觀點。
Ⅳ 急急急：洋務運動中，清政府創辦的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有哪些
軍用：曾國藩創辦的安慶軍械所，李鴻章江南製造局，天津機械製造局（李鴻章從崇厚接辦），左宗棠福州船政局
民用：張之洞漢陽鐵廠，李鴻章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械織布局，
Ⅵ 官銀號估平是什麼意思
官銀號指天津東北角一帶。
古時候，官銀號是清政府官方設立的金融機構，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各國紛紛在天津設立銀行，使天津物資損耗，金融紊亂。國內原有的錢庄銀號逐漸萎縮。為了恢復國內金融的元氣，清政府於1902年在天津成立了直隸官銀號，位置就在東北角。
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就其遺址照銀行條例組織成立了直隸省銀行，成為籌集軍費的機構。官銀號很快發展成為實業發展服務的現代金融機構，促進了北方金融秩序的整頓。老天津人對官銀號一往情深，所以官銀號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官銀號指津東北角一帶。顧名思義，官銀號是清政府官方設立的金融機構。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後，各國爭先恐後在天津設立銀行，金融紊亂，導致國內原有的錢庄銀號逐漸萎縮。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在天津力推新政，命周學熙大力創建實業。
周學熙在天津先後創辦了北洋銀元局、官銀號、中國實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官銀號很快發展成為實業發展服務的現代金融機構，促進了北方金融秩序的整頓。老天津人對官銀號一往情深，《天津地理買賣雜字》就有「官銀號，商務會，准備銀行國幣兌」之說，官銀號的地名也一直沿襲。
Ⅶ 1887年清政府創辦了南洋公學師范院,首開什麼課程
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南洋公學師范院的建立
1896年末，盛宣懷依自己「人才之盛皆由於學堂」的思想，從所管轄的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中，商准股東撥銀十萬兩，以自己為督辦，以何嗣為總理，以張煥綸為總教習，稟明兩江總督劉坤一在上海籌建南洋公學。按照盛宣懷的設計南洋公學「如津學之制而損益之」，是一所類似於天津中西學堂，主要包括中院（二等學堂）和上院（頭等學堂），公學所教「以通達中國經史大義厚植根柢為基礎，以西國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為指導，略仿法國國政學堂之意」，最終讓學生「在公學始終卒業者，則以專學政治家之學為斷」的學堂，即使一所以中院施行普通教育，以上院完成專門教育的法政學堂。
不過，南洋公學的籌建既不是從中院，也不是從上院，而是從建立師范院開始的。因為在天津籌建中西學堂時，盛宣懷是「旁求教習，找選學徒」，然所求的教習，「大抵通曉西文者，多懵於經史大義之根底；致力中學著，率迷於章嗶之迂途」，結果是「教者既苦乏才，學者亦難精擇」。正是辦天津中西學堂不先解決合格師資問題，從而影響辦學效果的教訓，使他認識到「蓋不導其源，則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機，則構不可得而固也」，要辦好南洋公學，只有自己先培養合格的教習，所謂「唯師道立而善人多，故西國學堂比探源於師范」。於是，他著手先籌設南洋公學師范院，招考學生40名，於1897年4月正式開學。
Ⅷ 清政府最早設俄文館是什麼時候
清政府為培養翻譯人才，早在1862年總理衙門設立的同文館，先後開設英、法、俄、德、日語學習班，由英國人總稅務司赫德控制，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總教習。
至於俄文館則是1896年建立於天津。建立原因：
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1895年4月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中一條規定，將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這引起在華爭奪權益的西方列強不滿，尤其是想在我東北伸張勢力的沙俄，更不能容忍，於是聯合德國、法國照會日本政府放棄遼東半島。最後日本以索取中國3000萬兩銀子的「贖遼」費，退還遼東半島。
對此，清政府上層官僚提出「結俄為援，以保中國」，即聯俄制日的主張。1896年5月，借祝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之機，慈禧太後派李鴻章率團首訪俄國。6月，李鴻章與沙俄簽訂《中俄密約》，其中一條即允許在我東北修建鐵路。就是在這一親俄形勢下，嚴復奉命創辦天津俄文館。
俄文館開辦伊始，嚴復就親自擬定課程、聘請教師及管理一切教務。1896年8月16日，俄國公使喀希尼經總理衙門允准，推薦林得俾兒來到天津，王文韶約請嚴復、潘志俊一起見面，並命嚴復商訂聘任林得俾兒為俄文館教習合同。